【磊哥说书】

管仲重商强调让民众对生产有积极性，民富则道德水平也相应得到提升，国家借助市场化操作，能够掌握粮食、市场等重要资源，就可以将其用于国家治理并立于不败之地。

郑磊

中国市场经济的历史演变问题一直颇受关注。著名经济史学者龙登高教授新著《市场中国两千年》从市场经济在中国的传统与基因角度，尝试对中华传统究竟有没有契约精神与产权意识，帝国政权与商品市场如何在博弈中走向成熟，传统市场整合对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启示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讨，得出结论：市场经济才是中国经济的正道。这是一本中国古代市场发展史，内容涵盖了从春秋战国到明清的中国市场发展过程，对于当下理解中国面对的机遇和挑战，有重要的参考借鉴价值。

中国是东方农业文明发展较早、较快的国家，早在西周就开始形成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模式，之后经历了春秋、战国的城邦社会形态，并出现了郡县制萌芽。在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后，正式进入了帝国皇朝时期。这一政体在晚清解体，中国由此进入了工业时代。

对于一个地域辽阔、跨多个气候带，各地地形环境不同的农业国家，最有代表性的治理思想分别以《商君书》与《管子》为代表。前者主张重农抑商，以完成向外扩张和内部整合，事实上，经过商鞅变法，秦国很快成为列国霸主，最终实现一统六合的宏伟使命，而这套理论因此而胜出。以管仲为代表的思想则主张重商立国，国家通过设立市场、减轻关税、提供优质公共服务和鼓励贸易等政策达到掌握市场渠道，实现商贸立国和强国富国战略。重农抑商的主要依据是农民头脑比商人单纯，更利于治理，而商人头脑复杂、道德水平低。对商人的这种负面看法，中外思想家有相似论述。管仲重商强调的是让民众对生产有积极性，民富则道德水平也相应得到提升，国家借助市场化操作，能够掌握粮食、市场等重要资源，就可以将其用于国家治理并立于不败之地。

管仲的国家治理思想也在其担任齐相时，进行了成功的实践，他的整套做法被称作“轻重术”，帮助齐桓公，使齐国成为春秋第一霸主。《管子》和《商君书》都被后世列入法家著作，结局大相径庭。管仲生活的年代远早于商鞅，而且齐国和秦国分别在东边山东半岛和西边的渭河流域，这些差异可能是两种理论得到不同对待的重要原因。徐达斯等文化学者考证华夏文明中的底层是东夷文化，属于海洋文明，具有深厚的商业基因和传统，当时的齐国属于这个文化带。而秦国位于夏文化带，来自西亚、中亚和欧亚大草原，属于游牧文化。从这个更高层面上，夷夏两种文化在斗争融合中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农耕文明。

《市场中国两千年》从市场形态、商人阶层和商人资本这三个维度，按照时间对中国传统市场的发展进行了细致的断面剖析。读者可以清晰看到，无论是商品市场，还是土地、劳动力等要素市场，中国与同时期的西欧相比具有明显的特点。

按照作者的断代分析，商业和商人是从春秋时期兴起。西周后期的城里已经有专门交易场所，即“市”，而且存在市场管理机构和规则，有专人负责行政、治安和税收。战国秦汉时期的市场是封闭管理的，有开闭市时间。唐宋时期，商场和居民区的界限逐渐消失，突破政府管理的夜市和城外集市也大量涌现。小商人起初具有和一般老百姓不一样的“市籍”，社会地位较低，而且税负很重。商品种类和数量不多，主要是自给之余的农副产品。大宗商品市场的情况不同，多属于特权阶层的人，通过盐、铁、茶等大宗商品交易获利甚丰。统治者借助这些新兴的富商大贾的经济实力为巩固其统治服务。

按照作者的分类，春秋晚期开始，传统市场进入繁荣期，是我国市场发展的第一个高峰，一个主要特点是职业商人群体，尤其是富商阶层成为新兴的社会力量。桑弘羊在汉武帝大力支持下，先后推行了算缗、告缗、盐铁官营、均输、平准、币制改革、酒榷等经济政策，这些措施大幅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为汉武帝继续推行文治武功事业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桑弘羊的改革可能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国有化运动，其影响一直持续了几百年，波及两晋、南北朝，直到隋唐才有所消解。两宋时期，传统市场达到了新高峰。这一时期最大的变化是商税成为土地税收之外的重要财政来源，商业在经济领域的重要作用得到社会认可，政府吸收商人参与专卖，共同瓜分超额利润。但是，北宋的财政危机引发了王安石变法。王安石与桑弘羊的出发点也是增加财政收入，市易务是变法期间设立的国营商业机构，此外还有不少官立市场，直接收购、销售各类商品。王安石无法在皇朝体制下实现财政转型，他积极探索从工商业活动中增加财政收入的试验失败了，却是晚清洋务运动之后国家向重商主义转型的先声，孕育了现代商业经济的萌芽。

（作者系深圳经济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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