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闲眺】
在民国时期,黄炎培奔走四方,也曾多次往来省港,留下了不少上粤菜馆的珍贵记录——毕竟以其身份之尊,同席人物也多非富即贵,足资贴金,当然值得记叙。
黄炎培是现代中国的著名政治家、教育家和实业家,解放后曾任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在民国时期,黄炎培奔走四方,也曾多次往来省港,留下了不少上粤菜馆的珍贵记录——毕竟以其身份之尊,同席人物也多非富即贵,足资贴金,当然值得记叙。
早在1918年7月11日,黄炎培就曾在东北吉林蒙时任吉林省教育厅长的杨莘耜“招餐于岭南饭店”,只是不能确认是否粤菜馆耳。1922年8月23日在南京,“夜德轩邀餐于粤秀楼”,这粤秀楼虽然也不能确认为粤菜馆,但可能性似乎更大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整理《黄炎培日记》,华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2册,第18、140页)正式开启他的粤菜馆生涯,则在1938年的广州之行:“(3月12日)饭于南园酒家,钧任为主人,园有女侍十五人,皆读过三四年书,月可分得四五十元。”(同前书,第5册第247页)所记颇有声色。按:钧任即罗文干,广州人,1909年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历任南京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长、外交部长。
此后在各大都邑,黄炎培都是粤菜馆的常客。比如1938在成都:“(8月8日)共罗钧任、李幼椿及问渔餐于广东小巧酒家,与钧任畅饮。”“(8月20日)欧槐安招餐珠江,同席邰爽秋、邵华、马宗荣、吴泽霖等。”1940年11月1日晚“(重庆)市党部召集文化界民国月会,假广东酒家举行”,则规格颇高,规模也大。(同前书,第6册第3、8页,第7册第24页)
1941年在重庆,则更频繁出席粤菜馆的宴集:
1月21日:夜,潘序伦招餐冠生园。
1月30日:午,赴冠生园,寿毅成招餐,在座黄肖骞、王性尧等。
2月14日:夜,会招餐,商募债问题,设席广东大酒家,到者吴铁城、谷叔常(正纫)、吴国桢、王雪艇、刘季洪、梁寒操、陈访先、萧同兹、仓华国等。
2月24日:夜,假广东酒家招向北衡、张澍霖等餐,商募债进行问题。
2月27日:七时,章伯钧、周士观、奚伦招餐冠生园,同席邓召荫、倪遂吾(中央信托局)。
2月29日:七时,章伯钧、周士观、奚伦招餐冠生园,同席邓召荫、倪遂吾(中央信托局)。
3月17日:夜,周恩来、董必武、邓英(颖)超招餐冠生园,稍坐即行。
4月20日:夜,邀河南王隐三、燕化棠广州酒家餐,商河南募债事。
4月27日:夜,杨扶青、张幼忱招餐广州酒家,同席申梦奇、张廷谔、郝子华、姬奠川、黄景柏、夏孟辉。
11月2日:中华职校渝校友招餐冠生园,校友到者周维鼐、狄原瀚、钱公业、须洪全、王庭桂、魏行泉、胡书耕、陆旭初、施桂馨、侯叙根、庄昆鹏、施怡民、周克家、解士珍、金兆琪。
11月18日:夜,恒义升张文魁招餐冠生园。(同前书,第7册,第56、61、66、70、71、77、91、94、175、182页)
其中3月17日在冠生园接受周恩来等共产党的领导人的宴请,是很稀贵的材料;而两记的广州酒家,也不见载于其他史料,同样可贵。
1942年在重庆的几次粤菜馆记录也很有意味:5月5日,“江苏同乡各且(原文如此,疑有误)旅渝代表假广东酒家举行联席会议,狄君武主席,余被推为筹建会所委员之一”——江苏的同乡会不假苏帮菜馆而设席广东酒家,适足见出粤菜馆之地位。9月23日“应国货厂商联合会之招,参加冠生园聚餐,到者五六十人,主席潘仰山、顾敦夫,同桌者陈敦川(重庆牛奶场)、贺仙舟(景伦织造厂经理)、陈秉诚(华新建筑材料公司)、周瀚章(中国化学工业社)、程士德 (四川旅行社),余与维皆有演说”,那是更大规模,规格也颇不低。而11月27日“偕维钧应王佐才之招,会餐冠生园”,则是第一次偕新夫人尝粤菜馆。(同前书,第七册第264页,第八册第11、38页)
往后两年,则多去冠生园,如“(1943年1月14日)夜,吴羹招餐冠生园,到者皆工商界人,提出工业调整种种问题及所得、利得两税让计算新法。”1944年12月31日则一日两赴,还见到了老板冼冠生:“早餐于泉外泉,不饱,复至冠生园进食……午餐于四时春。晚餐仍就冠生园简化充饥。晤主人冼冠生。”(同前书,第八册第58、345页)
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也多有上粤菜馆,如“(1946年6月25日)夜,职社工商专科校友沈君平……颜昌祥就广东酒家会餐。”“(1946年7月17日)午后,民盟招待工商界,余被推为主席,未曾告我。今天会场移在红棉酒家,仍往南海,共若干新闻记者谈话。至三时半,知有异,辗转访知,急赴红棉。”“(1947年8月9日)民建为筹募会费茶话会,在红棉酒家举行,胡厥文主席,余时事报告。”(同前书,第九册第170、P177、311页)。几乎全是党(民盟、民建)国大事,可谓粤菜馆的光荣。
至于他多次旅港,吃的几乎全是粤菜馆,就不值一述了。
(作者系中山大学文学博士)
本报专栏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