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春江水暖鸭先知”，从事外贸业务的企业，往往是最先感知市场变化的群体。

据央视新闻报道，贸易追踪机构Vizion公布的数据显示，在美国和中国互降关税之后，在美国下单的从中国到美国的集装箱运输预订量飙升近300%。

中国外贸商在“窗口期”抓紧出货的同时，早已做好了两手准备。为了突破贸易限制并实现更高层面的资源整合，越来越多中国企业正加快出海步伐，而东南亚正是其中重要的目的地之一，书写新时代“下南洋”的故事。

近日，记者陆续采访了多家在东南亚设有生产线的中国外贸企业，它们分别从事电子设备、光伏、包装材料生产等的生意，当中不少都是对美出口份额较重的企业。部分受访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受到美国关税政策的影响，他们对美出口的业务不可避免会受到影响。在此情况下，多元化市场份额、分散风险是它们能够保证生存的做法。

中企们还尝试通过在东南亚国家布局产能来规避一部分风险。东南亚国家具备人口红利，与中国经贸联系紧密，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在一系列优势的支撑下，让在东南亚拓展业务的中国企业拥有“生而全球”的契机。只不过，这些中企也渐渐发现，“出海”之路并非一帆风顺，皆因如今的东南亚市场，已经从几年前的“蓝海”逐步演变成“红海”，竞争压力日益增加。

中企直面关税“风暴”

面对近来美国对华关税政策频繁变动，中企率先行动起来，有部分外贸企业已经建立起多元化的市场体系作为应对。

广东宏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公司以经营智能家电为主并聚焦欧美市场出口，由于国际贸易冲突频发，企业很早就有意识开辟其他市场。他表示，早在2023年，日韩、南美和东南亚市场等已经成为公司业务的增长点，“未来三年，公司对东南亚出口占比将提升至15%。”

然而，对于原本把市场和客源布局在欧美市场的外贸企业来说，想要快速调整战略布局并非易事。看到中美大幅降低双边关税水平的消息，浙江某外贸公司负责人刘安直言“松了一口气”。从事电子消费品行业，刘安公司的出口业务大约50%是对美业务，因此他特别关注美国对华关税政策的变化。

“在现在这个‘窗口期’，我们先抓紧恢复原来一些美国订单的出货，在生产环节上我们也尽量提速，毕竟我们也担心接下来政策会发生什么变化。”刘安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虽然现在有利好的消息，但对于接下来公司出口业务表现的看法算不上乐观，“一季度公司整体的出口额表现持平，但我预计二季度出口会下降，所以今年来说出口最理想的情况是表现持平。”

针对对美出口产品的订单，刘安打算直接转到东南亚国家生产。他表示，公司打算“举旗南下”，目前计划在马来西亚设厂，公司也注册好了，现在就等机器运过去就可以生产了，“理想的情况下，今年内就可以推出产品。”

在义乌经营进出口公司的戴雄也曾一度暂停对美货物订单的出货。他表示，订单一般都是先交货后付款，如果客人觉得税额太高“不堪其重”，很可能会毁约不收货。戴雄公司对美业务约占整体出口业务的40%，也是占比最高的市场。于他而言，任何跟美国相关的关税政策变化都会对他公司业务带来难以预测的风险。

面对形势多变的外部环境，戴雄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他正尽力丰富其他市场的出口，但他也坦言，想在美国市场之外找到稳定的客户订单并不容易，“就东南亚国家来说，它们国内市场的消费能力仍然较低，我们的产品很难有长期大额的订单。”

重构“出海”东南亚逻辑

受访的外贸商始终认为，“出海”是企业发展的重要战略，而他们也在构筑新的出海产业链。

只不过，“出海”其实相当于第二次创业。经过一段时间，这些外贸商往往发现，他们在东南亚当地的营运面临着许多难以预估的挑战。

在柬埔寨开厂两年的戴雄感受很深。“首先从管理上来说就会面临较大的困难。”戴雄向记者表示，为了使运营本地化，外贸企业需要深入了解当地的政策和法规，更有效的方法是在当地搭建新的“朋友圈”。此外，由于东南亚当地现代化工业化水平发展不及中国，因此戴雄称中企很难在当地招聘更多技术熟练程度较高的工人，这也影响中企进一步扩张的潜力。刘安则提到了很多企业可能忽略的文化差异问题，就此，中国企业需要在管理体制和文化融合方面做出调整。

此外，最让外贸企业意想不到的是跨国建厂可能会面临更高的成本。戴雄告诉记者，以人力成本为例，跨国建厂除了招聘一部分本地员工，从中国派驻的管理人员工资水平起码是国内的1.5倍。刚在马来西亚建厂的刘安，也提到很多建厂过程中的额外支出，比如在当地购买包装材料、芯片等费用比国内高，此外，由于当地基础设施还不够完善，在当地厂房搭建电线线路的费用也会偏高。

多位受访律师也表示，企业出海东南亚投资，隐形成本与实际投入成本存在较大差异。

“其实一直以来，很多外贸企业都有一个认知的误区，那就是认为出海东南亚能够节省成本。”负责东南亚出海业务的涉外律师杨济宇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要是企业把一整套生产流程搬到东南亚，就相当于在当地重建供应链，必然会面临很高的成本。而且企业还要在当地训练工人，即便如此，也很难达到中国工人的效率。

杨济宇还向记者提到物流成本的问题，“目前东南亚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拥有像中国这样完备的产业链，现在大部分出海企业的原材料都从中国运输。”她直言，虽然很多出海企业把附加值最低的环节放到东南亚，但也很难忽视其中的“隐形成本”。

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股权高级合伙人罗秀婷也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补充称，“现在国内外贸企业出海还面临不少问题，包括美国对转口贸易的溯源审查趋严，东南亚各国在环保、劳工法规等方面差异较大，ESG合规成本攀升等问题。”

受限于当地供应链不完善等多重因素，很多涉外律师观察到大多在东南亚的中资企业目前还处于投资期，即收入还未以利润形式回流。

方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卜睿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据他的观察，大部分出海项目都有1至3年的回本期，即在这个阶段内可能未能产生利润，而且企业还面临其投资国关于激励政策的考察，若没有达到投资国规定的投资额，企业获得的税收减免可能就面临调整。

东南亚成为中企全球化的“试验场”

随着中国和东盟的经贸联系日益紧密，东盟不仅稳居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和东盟也互为重要的投资来源地和目的地。据中国贸促会数据，截至2024年7月，中国同东盟国家累计双向投资超过4000亿美元，中国是东盟的第二大外国投资来源地。

中国投资在东南亚多点开花。在罗秀婷看来，在近几年不断加码的贸易壁垒扰动下，传统外贸依赖型行业出海东南亚的意愿最强，包括电子制造、纺织服装、家居建材等，旨在通过东南亚产能布局维持出口竞争力。此外，从事新兴领域中国企业也在加速试水，利用东南亚市场红利和政策倾斜，探索新增长点。

罗秀婷认为东南亚市场有几个较为突出的优势，首先，部分东南亚国家通过“市场换投资”政策，比如税收优惠等吸引中企建厂；其次，是中国和东南亚地缘相近文化相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红利也降低了很多中资企业出海的门槛，“东南亚既是企业应对关税贸易壁垒的选择，从长远来看，更是中企全球化能力培育的重要试验场。”

杨济宇也持相近的观点。她表示，在产能出海之外，中国与东南亚商品贸易也在持续增长，RCEP也促使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之间产品的原产地互认变得更加便利，让中企出海东南亚的热情越发高涨。

受访专家还留意到中企出海的一个新变化：出海企业往往不是单一企业，而是产业链抱团出海。罗秀婷向记者分析称，当前中企出海东南亚已经从“贸易主导”迈入“产业链深度嵌入”的阶段，早期以出口和简单组装为主，现在中企逐步向技术合作、本地化研发延伸，如设立区域研发中心等。

不过就目前来看，由于东南亚在基建、人才和供应链等方面成熟度不足，中企在东南亚原产化率仍比较低。“中企可以通过‘技术换市场’的策略，如与当地企业合资、采取专利授权等模式平衡知识产权风险，同时依托建设中资产业园加速本土化。”罗秀婷表示，相信未来中企在东南亚的原产化率将呈现渐进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