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制造”到“为中国制造”

证券时报记者：中国经济当前面临诸多结构性挑战，投资拉动增长的模式效率不断减弱，劳动力成本上升和人口的老龄化问题也给中国的“人口红利”画上句号，外部环境复杂严峻，您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刘俏：据测算，到2030年中国将有超过4亿人出生于1990年以后。而“90后”总人口的一半，也就是近2亿人将完成大学教育。在今天，中国已经有超过1亿的劳动人口接受过大学教育。对比来看，美国今天受过大学教育的劳动人口约为9000万，而韩国为900万。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在哪个历史阶段拥有过超过2亿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人口。

在未来更高素质的群体中，思想解放将激发出更大的活力。超过4亿的“90后”也将成为21世纪前50年世界最大的消费群体。他们的消费偏好，对产品的认知，甚至价值取向将左右未来的行业方向。我们将看到一个从“中国制造”向“为中国制造”的巨大产业迁徙——消费需求将决定未来企业的战略制高点。

证券时报记者：激发我国巨大的消费潜力需要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您认为未来产业结构将如何变化？

刘俏：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近两年《财富》全球500强的上榜企业名单中，阿里巴巴和腾讯是在2017年首次进入的，这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变化。阿里巴巴和腾讯，再加上2016年进入榜单的京东，这些现象代表着新经济在中国的崛起。

当前中国经济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未来经济增长的重心将由投资转向消费和服务业，由国有企业转向私营资本，由粗放型增长转向效率驱动，由沿海转向内陆省市。伴随这一过程的将是新能源、节能环保、新材料、新医药、生物育种和信息技术等大量新兴行业的崛起。

未来若干年，我期待中国企业在以下两个领域实现华丽转型：第一，传统资本密集型行业中的巨无霸能够借助全球化和数字化带来的机遇，采用新技术实现跨越式发展并提升投资资本收益率；第二，大批企业家和年轻一代的创业者在北京中关村、深圳、杭州等地形成集聚效应，更加大胆灵活地创新，巧妙地利用机器人、3D打印、无人驾驶、新材料、可再生能源等新兴科技，提升经营效率，开发高端的新产品和新服务。

如果单纯以结果论，目前我们在这两个领域成功的案例都不多，但从目前部分成功企业看，进入快速增长的市场、专注产品服务质量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以及在科技或经营理念上实现创新，这三点都能够帮助企业提升投资资本收益率。

证券时报记者：您认为企业提升投资资本收益率、走向伟大还需要哪些外部环境？

刘俏：推动中国企业从大到伟大的转型需要企业内外部要素共同作用才能得以实现。这些要素包括建立公平的竞争环境、转变企业的终极目标、重新调整经济布局、打造创新的商业模式与技术，以及世界一流的执行力等。

我认为夯实制度基础设施是提升企业投资资本收益率之本。在这个层面上，最重要也最迫切的有三件事：

其一，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要明确自己的定位，实现从经济生活决策者向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角色转换。截至2017年，国资委管辖的近100家央企中有接近90家总部设在北京；北京汇集了全国近60%的金融资产、52%的上市公司总股本和53%的全国债券市场融资额。北京是中国的政治中心，但绝非经济中心，如此多的大企业将总部设在北京，选择把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捆绑在一起，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强势影响。到目前为止，政府“看得见的手”仍然无处不在。

其二，提升金融中介的效率、允许民营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是中国金融体系恢复活力的关键。中国需要新一代的金融体系，我称之为“我们热爱的金融”。判别一个金融体系是否是“我们热爱的金融”的标准简单而直接：它能否大幅降低资金需求方和资金供给方彼此建立信任的成本。

其三，营造公开公正的环境，激发千千万万个体创新创业的激情，重新唤起中国企业家精神。近年来，人们把中、美经济作了无穷无尽的比较，在我看来，中、美经济的最大区别在于实体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抛开一些特殊的成功企业案例，透过一般企业的表现我们也可以看出中美两国经济在微观基础上的差异。我曾经计算过，中国A股市场上市公司的平均投资资本收益率只有3%左右，在加权平均法下也只有4%。这也就意味着这些公司1元钱的投资资本能够产生的税后利润只是三四分钱。而美国上市公司在过去一百年里，平均的投资资本收益率在10%-11%之间。两者的差距非常明显。

一个国家经济成长的源泉在于自下而上激发出千千万万个体的活力和追求更美好生活的激情。我们国家过去40年经济高速成长的历程已经证明了激发千千万万个体的活力与创新动力的重要性。而要保持千千万万个体的激情，需要良好的制度环境、宽松的商业环境、对个体的尊重和对“异端”的容忍。

在我看来，经济成长的基础、产生伟大企业的基础是建立一套完善的制度基础设施，营造一个真正公平、公正、透明的商业环境，去保护那些个体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尝试，用公平、公正的方式去衡量、筛选这些尝试出来的结果，让努力能得到合理的回报。

改革开放40年间发生的变化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可以乐观的理由。乐观之处在于，中国发展模式从来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概念或是思维框架，它是一个随时间变化而不断变化的思维探索和实践探索的集成。改革开放的经验证明，通过解放思想、释放人的创造力，中国经济能够得到极大的提升。我相信我们能迎来一个更加美好的中国、更加美好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