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6月，八国联军攻入北京，至9月驻军更增至10万，餐饮服务也随军而兴——两个法国人于当年冬天在崇文门内苏州胡同南边路东开了一个小酒馆，次年转让给一个意大利人并迁至东单菜市场的西边后正式挂出北京饭店的牌匾，这就是北京第一家西餐馆；稍晚，也应运而生了第一家中国人开的西餐馆——醉琼林番菜馆。（《北京志》商业卷《饮食服务志》，北京出版社2008年版，第128页）关于其流变，我在《醉琼林与北京粤菜馆的全盛时代》（载《粤菜北渐记》，东方出版中心2022年版）中颇道其详，然于其起源及初期的具体情形，则不甚了了，殊为遗憾。故继续挖掘材料，积有所得，略述如下。

醉琼林初起，天津《大公报》就追踪报道，殊为难得。第一则《行乐及时》，是1903年12月10日第2版的报道，直揭某大员在醉琼林宴客，左抱名优，右拥名妓，的确先声夺人，显其高档：“十八日晚间有某大员在醉琼林宴客，飞纸招花，侑觞娱宾，一时名优名妓交错一堂，某大员左抱右拥，顾盼自豪以，为行乐及时云。”而能如此及时行乐，与其地处北京著名风月场所八大胡同之一的陕西巷有关，只是第二则报道才提及这一层，并进而说明是粤人所开：“近有粤人在陕西巷开设中西合璧饭馆一所，名曰醉琼林，座位雅洁，器皿精良，烹调尤为得法，迥出寻常饭庄餐馆之上，且中西各菜，可任意点取，有一定价目，绝无跑堂算账之弊，一时士大夫皆颇为赞赏，座客常满，非先期预定不可，利在其中。”（《琼林堪醉》，《大公报》天津版1903年12月23日第1版）报道并言及其菜式特色，即中西合璧，我在《醉琼林与北京粤菜馆的全盛时代》已具言其为“西餐先行”，即以西餐或曰番菜为招徕——中国人如何排外，是不会排西餐的，尤其是中国人自己做的番菜，而且屡成时尚。

进一步的追踪报道，则在前揭粤人开设的基础上，道出老板的姓名冯玉珊：“前纪醉琼林中西合璧饭馆一则，兹悉该饭馆系粤人冯玉珊所开设，照应座客，格外周到，想其生意将来必较他饭馆兴盛云。”（《琼林续纪》，《大公报》天津版1903年12月27日第2版）当然也通过一则轶闻的报道，进一步彰显了醉琼林的档次：“某尚书于日前在醉琼林宴客，早晚两席，备极丰腆。有客于席间询及东三省事，尚书顾左右而言他，同座者咸嗤是客之不谙世故云。”（《不谙世故》，《大公报》天津版1904年1月30日第2版）——尚书大人啊，备极丰腆啊——真是很重要的“续纪”。

前述的报道剥笋般揭出老板，后续的报道再进一步剥下去，则具体到厨师了：“盖闻醉月坐花，李青莲之高致；琼楼玉宇，苏玉局之豪怀。况当上林春色，分到人间；林下美人，招之在上。醉翁之意亦在酒，近山水而益觉有情；琼林之宴正及时，对春光而喜占及第。方今文明大启，中外一家。胡客来游，相与邀其醉饱；良朋结好，岂惟报以琼瑶。本馆美合东西，品罗满汉。有萧家馔林四卷，擅烹饪之精良，拟晋代竹林七贤；极风流之雅韵，领到异帮风味。定知醉倒崔儦，饱尝山海珍奇，不数琼餐叔夜。地虽乏茂林修竹，此间大可咏觞客。无非琼树瑶林，尚冀常留欢醉。本馆开设北京前门外陕西巷东，准正月初启市。”（《广东醉琼林唐番小启》，《大公报》天津版1904年2月21日第3版）

从这种广告，我们也知道醉琼林虽处烟花柳巷之地，本诸时尚，亦求风雅，故达官贵人，燕游聚饮，洵属所宜。比如1905年8月7日，新蒙委任的广西府县官员，就是团拜于此：“新拣广西差遗委用之知府以下、知县以上各员，于本月初七日在醉琼林番菜馆举行团拜欢会，一时冠盖纵横，联合寅谊，亦官场一团体也。”（《拣发官员团体》，《大公报》天津版1905年8月12日第2版）更早些时候，据绍英日记，商部官员也曾群饮于此：“（1905年2月13日）商部总商会开会，唐蔚翁演说，予亦演说，官商一心，要诚信相孚，并宜合群，讲求集思广益之意。会毕，同署诸君均至醉琼林便饭。”（张剑整理《绍英日记》，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105页）绍英出身满洲贵族，世代显宦，1903年任新成立的商部右丞。

至于早期去得最多的，当属晚清民国一直位居内阁中枢的杭州名士许宝蘅；据《许宝蘅日记》所附《夬庐居士年谱》，他1906年3月改捐内阁中书，5月开始即频频赴宴醉琼林，且多记席上风流：

1906年5月5日：五钟四十分偕伯兄赴醉琼林，王爵三所约，同座主客十人。

1906年5月7日：六钟十分赴醉琼林，履平、锡侯所约，同坐为李□□、张彦云、王蕙庭、章乙山、吴震修、周荃孙、陆春方，召伶侑酒，有名小梧桐者，能琵琶，略能弄弦却不精，歌喉甚粗，在今日已为难得者。尝与仁先谈近世人才，不独政治、文学风流稍歇，即僧侣、倡优亦迥不如昔，可叹。

1906年5月11日：七钟答渔来坐，遂同往醉琼林用西餐，不佳。

1906年5月31日：三钟后访仁先，途遇。偕至醉琼林坐谈两钟之久。

1906年6月9日：五钟至升平园洗浴，楚生约饮醉琼林。

1906年6月20日：六钟余赴醉琼林，石腴所约，同座为张觐侯、刘益斋、张心田、张幼和、王□□、樊郦泉、徐博泉，主客凡九人，觐侯解湖北饷来，心田谈及近购得山谷诗册墨迹绝佳，约迟日往赏鉴。

1906年7月11日：至醉琼林，吴英孙约饮，余到时已散，遂归。

1906年8月改任新设立的京师外城巡警厅警卫处行走，仍不改“旧习”：

1906年9月8日：七钟至醉琼林，一山所约，同座为雷筱秋、吴剑秋、熊秉三、喻志韶，尚有四人问姓名均忘却。

1906年11月8日：六钟半到醉琼林，一山所约，同座为徐季同观察，朱伯平外部，王子谦外部，罗通甫、王晦如、冯伯玕三同年。紫丞在馆，莹甫、仁先、觉先来，建斋、撷珊来。

1907年3月23日：七钟到醉琼林，小侯约饮。

1907年3月28日：六钟到醉琼林，孙仲玙约饮，座皆杭州同乡。

1907年3月29日：七钟到醉琼林，一山所约。

1907年5月13日：四钟到捐局，到警厅，夜到醉琼林，候孙问清不遇。

1907年8月6日：九时到醉琼林，公饯荣叔章。

1907年11月，许宝蘅参加军机处考试，奉记军机章京，位居机要，赴醉琼林似渐稀，但也似乎能间接提升醉琼林的档次：

1907年11月13日：三时到杭州馆会议路事，散后到醉琼林夜饭归。

1907年11月24日：傍晚出城，七时到醉琼林，卫生处同人公宴剑秋、菶生，九时半散。

1907年12月13日：七时到醉琼林，菊农所约，十时半散。

1907年12月17日：到醉琼林，静斋所约。

1908年3月7日：仁先来谈，夜同到醉琼林，九时半归。

1909年，许宝蘅以办理光绪皇帝大丧礼获赏四品顶戴，年底还兼任大清银行差事，那上醉琼林就更“容易”了：

1910年1月14日：七里到醉琼林鉴衡约。

1910年1月20日：到醉琼林晚餐。

1910年1月29日：六时到醉琼林，沈蕴石约。

1910年5月9日：午到湖广馆，银行开股东会，二时开会，五时散，照影，随到醉琼林，公饯黎玉屏。

1910年5月23日：二时到行，六时后约劭平、亦奇、鉴衡、公泽到醉琼林晚餐。

1910年5月30日：到醉琼林赴亦奇约。

1910年6月21日：三时到行，六时后虞生约至醉琼林晚餐。

1910年7月2日：二时半到行，七时到醉琼林伯荃约。

1910年8月14日：偕亦奇到醉琼林，沈保叔约。

1910年8月17日：一时到行，七里到醉琼林，幼苏、伯根、爽夫为保叔饯行。

1910年9月10日：八时偕节庵到醉琼林，亦奇、虞生约，遇王彦诚。

1910年9月22日：八时到醉琼林，为王涤斋、陆真卿接风，涤斋未到，与亦奇、虞生、仲衡、鉴衡、公泽同作主人，饮微醉。

1910年9月26日：到馆，子安、治芗至，三时偕游东安市场，遇司直谈，五时偕出城冶游，七时到醉琼林赴子玉约，饭后复游。

1911年，大清重定官制，设内阁，废军机处改承宣厅，许宝蘅辞大清银行事而任承宣厅行走，但仍参与一些银行事务，也继续“行走”醉琼林：

1911年1月14日：六时到醉琼林，静斋约，九时后归。

1911年2月20日：一时到行，六时偕劭平、真卿、静斋到醉琼林晚饭，散后冶游。

1911年2月25日：七时到醉琼林，储蓄行公宴。

1911年4月26日：十一时到湖广馆，银行开股东会，五时后散，到醉琼林晚饭。

1911年4月27日：八时到醉琼林晚餐，公则醉，偕归小憩。

1911年4月28日：到醉琼林，储蓄行约。

1911年5月14日：八时到醉琼林，十时归。

1911年5月20日：到醉琼林，仲衡约饮，有节庵同座。

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局势动荡，许宝蘅虽然然留中枢，1912年出任袁世凯政府新设国务院秘书，后调铨叙局，1913年改任稽勋局长，1914年转任内务部考绩司长，等等。总之，由于时事日非，他的醉琼林之宴也锐减：

1913年1月13日：七时半到醉琼林，啸麓约。

1914年4月16日：七时出城到醉琼林，周□□约。

1914年10月25日：到醉琼林，孙仲华乔年约。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一册，第73-74、79、81、83、89、100、110、124-125、129、138、152、154、157、159、237、277-279、296-297、300、302、307、312-313、328、333-334、341-342、344、469、483、484、553页）

不过醉琼林也应该已经在走下坡路了，因为两年多之后的1917年初，它就关张倒闭了：“启者：兹有北京陕西巷醉琼林饭庄舗底家具等件，现由该舗主张茂林倒与华丰楼开设饭庄，所有原开醉琼林存欠账目酒席等票，以及公款私债纠葛不清等事，均有旧主张茂林铺自行清理，不与新业主相干，恐未周知，特此声明。北京华丰楼新业主启。”（《紧要声明》，《申报》1917年3月18日第4版）而从这则声明中，我们还可发现，醉琼林的主人，不知何时，已经由冯玉珊变更成张茂林了。而之所以变更，肯定是由于经营不善，当然味道也不可维持旧有品质；新接手的人，又不能较好地加以改进，以致关张。如此，宜许宝蘅后来上醉琼林的次数愈来愈少，终至不去。由此我们也可以说，许宝蘅的醉琼林的饮宴史，也堪称醉琼林的兴衰史。

在这种兴衰史中，我们仍有必要回望一下当代著名文献学家王欣夫的父亲王祖询的醉琼林饮宴史，虽然彼时他不过是以1891年优贡出身、1892年朝考一等第一名的资历赴吏部投供候差，尚属微时，不过因为出身江南丝商，家饶资财，故可多上醉琼林，当然与席人物，不会高大上，但也更能说明当日醉琼林是众望所归：

1905年9月4日：偕同寓诸人醉琼林小酌。

1905年10月2日：卢涵久醉琼林，有东海之饮，不及赴，辞之。

1906年1月15日：义兴昌皮局邀饮琼林。

1906年2月3日：莘耕招饮醉琼林，主人好饮，意兴甚豪，醺醺而归。

1906年3月6日：升平园洗澡，迟轶仲，傍晚始到，同至醉琼林。轶与辛揆作东道，高朋满座，酒兴甚豪。

1906年4月8日：得韶侄信。晚应隽侯醉琼林之招。

1906年5月1日：杏衢招饮醉琼林。

1906年5月3日：轶仲招饮醉琼林。

1906年7月6日：晚应荃侄醉琼林之约，归已更深。（王祖询《蟫庐日记》，凤凰出版社2016年版，第42、45、61、63、69、79、83、91页）

只可惜，1906年冬获选湖北通城知县，11月8日启程赴汉，大受湖广总督张之洞赏识，旋授命赴日考察教育，1917年秋再赴鄂任，不久即染疫逝于任上，不然，或许他还有机会留下更多的醉琼林宴饮记录。

最后要说一下的是，粤菜馆北上晋京，之所以选择西餐先行，这与西餐源起广州，粤人早擅其技有关，更与粤宦在京，早以西餐待客有关；晚清著名洋务大臣张荫桓就在日记中写到他的舅舅，曾任山东布政使，此刻在山东开采金矿事业日隆的李宗岱，在京以西餐待客之事：“（1894年5月24日）申正返寓。山舅令亚吉治西馔宴客，丑初散。李佑三自粤来。”（任青、马忠文《张荫桓日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478页）张荫桓的上司兼好友，三世帝师一代权臣翁同龢也在日记中说到，早在北京有西餐馆之前，总理衙门即以西餐招待驻外使节了：“（1898年2月16日）午初到总署，是日宴各国使臣及参随各员，到者六十人……席用西宾馆洋菜……新年例宴用洋菜，自今年始。”（《翁同龢日记》，中西书局2012年版，第七卷第3143页）那这些西餐厨师从哪来？李宗岱家的肯定是粤人，而揆诸当时情形，极大可能还是粤人。如此，粤菜进京，西餐先行，并且风行，乃是蓄势而发，应运而生。

（作者系中山大学文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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