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组织学院（贸易谈判学院）副院长、教授 徐昕

一、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三重攻势”

近来，美国在贸易政策领域连续出招，形成系列组合攻势。（1）特定行业关税壁垒升级。美国政府通过多份行政令，对钢铝产品、汽车等产业和产品征收高额关税。（2）“对等关税”单边扩张。美国罔顾各方在世贸组织（WTO）范围内达成的关税减让承诺以及最惠国待遇的基本原则，于美东时间4月2日宣布实施全面的“对等关税”，以减少美国持续存在的巨大货物贸易逆差，并解决与外国贸易伙伴“不公平和不平衡的贸易问题”。（3）“美国第一”政策愈演愈烈。2025年1月，美国政府发布《美国第一贸易政策》备忘录，要求多个联邦部门采取行动，审查现有贸易政策，解决所谓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并强化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领导地位。

这些政策表面上以“保护本土产业”“重塑供应链安全”为名，实则延续了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的传统路径。其核心逻辑在于：通过关税杠杆强行切割全球价值链，迫使制造业回流，同时遏制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竞争力。但现实数据揭示了这一策略的内在矛盾——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24年美国货物贸易逆差创下1.2万亿美元新高，同比增长14%。其中对华贸易逆差虽收窄至3860亿美元，却转移出对其他101个国家的逆差扩大。所谓“制造业回流”更多体现为墨西哥、越南等第三国的替代效应。

二、结构性矛盾：美国政策的三大悖论

深入分析美国政策工具箱，可发现其难以调和的三重悖论：

1. 安全泛化与市场规律的冲突。美国将半导体、新能源等战略产业全面纳入“国家安全”框架，导致市场资源配置严重扭曲。例如，美国电动汽车因电池材料本土化要求，成本较中国同类产品高出40%，直接削弱其市场竞争力。这种“安全优先”政策实质是以政治干预破坏产业升级的自然进程。

2. 单边主义与多边体系的错位。美国301关税、本土含量要求等政策持续违反WTO非歧视原则，致使全球贸易争端案件激增，仅2023年WTO受理的违规诉讼中58%涉及美国措施。正如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报告指出：美国近年发起的301调查中，73%的案件缺乏WTO法律依据，这种“选择性合规”正在引发全球贸易规则碎片化危机。与此同时，美国持续阻挠WTO上诉机构改革，不愿受规则导向的争端解决机制约束，却另起炉灶制定数字贸易、碳中和等领域的“俱乐部式规则”。这种矛盾本质暴露了美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双重逻辑：当多边规则有利时强调“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当新兴经济体挑战其霸权时便诉诸单边工具。

3. 技术封锁与创新规律的背离。通过实体清单、投资审查等手段构建的“小院高墙”，未能阻止中国在5G、量子计算等领域的突破，反而倒逼出更强大的自主创新体系。2024年中国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达2.68%，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五年全球第一。这印证了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技术扩散具有不可逆性，封锁只能加速替代技术的诞生。

三、中国经济的适应性进化

面对外部压力，中国经济展现出独特的制度韧性与市场弹性。未来应进一步推动完成三大关键转型，增强对外部高压环境的适应性。

1. 从“市场换技术”到“创新驱动”的跃迁。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比亚迪、宁德时代等企业构建起覆盖锂矿开采、电池制造、整车装配的全产业链闭环。在数字技术应用领域，依托14亿用户的海量数据资源，中国在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场景化创新中形成独特优势。中国应不断深化从“外源性增长”向“内生性创新”的范式革命，努力实现从世界工厂向全球创新策源地的蜕变。

2. 从“出口导向”到“双循环”的平衡。构建“双循环”并非封闭内卷，而是以14亿人口超大规模市场为战略支点，通过供给侧改革激活消费升级潜力。2024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48.33万亿元，跨境电商进出口同比增长10.8%。超大规模市场不仅消化了外部需求波动，更成为全球创新的“压力测试场”——中国消费者每年推动超3000款新产品迭代，这种市场活力是任何关税壁垒难以阻挡的。

3. 从“被动接轨”到“规则塑造”的升级。这一转型背后，是“体系内改革”与“体系外创新”的双轨策略：既在世贸组织改革中提出发展中国家利益诉求，又通过新机制构建更包容的治理网络。一方面，中国继续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动WTO对包容性发展等新议题的关注和谈判。另一方面，中国通过制度性开放赋能规则创新，持续以自贸试验区为“试验田”，不断形成可复制的改革经验。

四、结论：超越零和的智慧

历史经验表明，中美经济“脱钩”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美国的关税武器化策略本质上是工业文明时代的存量博弈思维，而数字经济时代需要的是基于共同创新的增量创造。中国经济的真正优势不在于短期对抗，而在于以持续的制度开放、技术创新和市场潜力构建新型合作生态。21世纪的全球经济竞争，从来都不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拳击赛，而应成为共同探索星辰大海的接力赛。

校对：冉燕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