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需不确定性呈复杂趋势。

海关总署10日公布数据，以美元计，11月出口同比增长6.7%，增幅较10月回落6.0个百分点；进口同比下降3.9%，降幅较10月扩大1.6个百分点，创2024年3月来新低；当月贸易顺差974.4亿美元，较10月增加17.2亿美元。

11月出口增长低于市场预期，反映了外需的不确定性和复杂度。

当前中国贸易结构变化较大，东盟、欧盟和美国是中国前三大贸易伙伴，这显现两大特征，一是中国与东盟在供给端正形成紧凑性产业集群，这种高度融合的跨境产业生态，给中国应对贸易冲击带来明显的战略缓冲；二是中国贸易顺差来源地较为集中，美国、欧盟和东盟是前三大顺差来源国，占到中国前11个月贸易顺差总额的六成多，顺差的高度集中容易放大针对中国的贸易冲击。

同时，一般贸易占中国贸易总额的64.1%，这凸显中国强大的制造能力和实力的同时，也意味着在贸易冲击下，中国所敞露的风险敞口相当明显。

任何形式的贸易冲击，无论再激烈和针锋相对，都是合作博弈叙事框架，博弈的目的都不是相互嫌弃和断绝往来，而是在博弈中最小化损失、最大化收益。

接下来中国贸易条件恶化是确定性事件，尤其特朗普上台后，其裹挟双边贸易FTA的关税战略冲击，对中国的贸易冲击会更加突出，而且基于上一任期促成美墨加贸易协定等来看，特朗普用关税撬动的贸易秩序调整，可能不单是一对一的冲突，不排除其以关税等为筹码要求欧盟、英国、日韩等站队，联合起来向中国争取最好条件，抑或以双边关税为筹码，干涉美国贸易伙伴与中国的贸易谈判等，这些都不利于中国贸易条件的有效改善。

为此，应对接下来更为不确定的贸易环境，将是明年中国稳外贸和稳外资的重要课题。最可取的应对之策，首先是对中国所处的贸易现状进行全面审视，详细分解出影响中国贸易条件的关键点和风险敏感点，并分析其对中国贸易条件的参数关系和相关性系数等。然后，在中国贸易部门开展整体和结构性风险压力测试，探寻贸易部门在一般、危险和极端情况下的整体风险敏感度，及具有贸易部门的风险敏感度等。随后，基于分析测度不同危害环境下中国贸易部门的风险可承载能力和损益分布特征等，计算出中国面对贸易条件恶化的最大风险容忍度，以探索中国的风险缓释策略。

极尽所能避免贸易冲突蜕变为脱钩断链，是搭建应对贸易冲突解决方案的底线。

同时，必须坚定一个信念，那就是贸易冲突是合作博弈，寻求的是双赢，这就必须要求各方明晰，一方的赢并不意味着另一方的输，赢与输是基于改善己方贸易条件，及将损益控制在己方风险可承载能力之内等为标准。因此，在贸易冲突中，要尽可能避免狭隘的情绪表达，摒弃不让对方赢就是己方赢的不理性诉求。

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45年前中国义无反顾地选择改革开放道路，就是因为走开放包容的发展道路是中国人探索出的康庄大道，中国经济的发展表明，开放包容程度决定着经济社会发展的空间和弹跳力，开放包容越彻底的行业和企业，市场竞争力就越强，御寒能力也更强。反之，开放包容程度较低的行业和企业，市场竞争力和御寒能力就较弱。

万类霜天竞自由。用开放包容来迎接冲击，打开的是开阔的市场，因为开放包容给政府、企业和居民带来了丰富的选择自由，唯有将新增政策围绕在让企业和居民愿意真实显示自身偏好，经济社会的信用紧缩链条才能真正打破。因此，开放包容的本质，是为己方开拓经济社会发展的可能性空间。当前中国持续扩大开放，甚至单方面开放来招揽四方宾客，向全世界发出一个清晰的信号：面对可能的贸易冲击，中国坚定自由开放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