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需求萎缩和投资低迷，以及一些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的背景下，通过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进一步扩大国内需求释放巨大而持久的经济发展动能，从而维持经济稳定运行，正成为当前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

今年以来，我国通过推进“两重”项目建设，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措施扩大国内需求。下半年以来，各地强化落实政策后，积极效应正在显现。10月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回升至4.8%，也是3月以来的最快增速。这既有财政补贴的刺激作用，同时也与一揽子针对地产、地方债务置换等增量政策提振市场信心有关。

对于明年的政策预期，市场依然关注财政支出的数量与投向。在传统上，提振经济往往采取逆周期政策，通过增加财政支出带动投资与生产，创造更多就业，最终促进消费。然而，若长期实施投资驱动，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增长质量、社会分配、需求结构以及金融债务等方面的问题，不利于形成由内需驱动的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

未来，应继续通过“两重”与“两新”项目稳定国内需求，同时为了应对外部需求可能进一步低迷以及一些潜在的贸易保护主义挑战，还要进一步加力加量扩大内需。此外，当前同样迫切的是通过加速改革来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形成由社会消费主导的强大的内在驱动力量。

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需要完善“想消费”“敢消费”“能消费”的政策环境。这三者之间相互关联，做好了就会起到相互促进的作用；做不好，则可能成为相互掣肘的难题，因此，必须系统推进和解决，关键点是把服务业做好。

收入是决定消费的首要因素，居民可支配收入提升才能提高消费能力。“能消费”就是要稳定和扩大就业、促进居民增收致富，提高消费能力。要多渠道促进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根本是要搞活市场，增加就业。由于制造业对劳动力的增量需求在数量上越来越少，质量上越来越高，广大低收入群体将主要靠服务业渠道就业和增收。

让居民“敢消费”的关键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让大家消费没有后顾之忧。事实上，世界范围内的经验表明，居民收入增长与社会消费增长之间并不必然存在正相关关系，社会保障制度是居民消费水平的关键影响因素，一般而言，消费力度与居民的养老、教育、医疗、住房等保障覆盖程度紧密相关，对一部分群体而言，如对未来有不确定性预期则会导致他们以预防性储蓄应对，从而影响他们的消费。因此，应该考虑多举措为相对低收入、低保障的人群提供一种可预期可持续的安全感。

根据国家统计调查，我国年收入在10万元到50万元之间的家庭有1.4亿左右，中等收入群体已超过4亿人。中等收入群体消费能力较强，对文化体育、休闲旅游、医疗康养、教育培训等服务消费有更多需求。我们需要优化供给质量、减少限制性措施以及扶持服务业等提供创新产品，完善消费环境，提升这部分消费者的消费意愿，让中高收入群体“想消费”。

扩大消费的关键在于服务业。服务消费既是有消费能力群体的主要需求，又是创造就业的主要部门，能让更多人提高消费能力，是可循环的内生领域。但是，我国服务业消费领域准入还存在一些限制，一些基层政府对创造GDP和税收相对较少的服务业还不够重视，而服务业又是一个长链条监管的部门，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服务业转型升级与发展的效率。在制造业部门通过科技创新、数字化、智能化大幅提升效率的同时，服务业也应加快升级，从而带动更广泛的就业和收入增长，进一步实现国民经济的畅通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