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时报记者 王军

金融产品的定价，一般是以相应的风险为重要考量因子。但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可转债市场更倾向于认为发行人的背景，尤其具有国资背景的企业，通常具有较高的信誉和偿付能力，甚至可以超越企业财务数据传递的信息。国企可转债的“刚兑信仰”一度十分牢固。

在打破刚兑的总体趋势下，这一情况已然发生了变化。近日，某国企公告其发行的可转债到期违约，无法兑付本息，成为全国首例国企可转债违约，国企刚兑的信仰被打破。

2024年可称为国内可转债实质性违约元年。5月以来，已陆续有搜特退债、鸿达退债、蓝盾退债和岭南转债出现实质性违约。相对于前面几个转债品种，岭南转债的发债主体具有国资背景。公开资料显示，2022年12月，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成为岭南股份实际控制人。因此，岭南转债备受机构投资者青睐，在岭南转债的前十大持有人名单中，公募、券商等机构占据主要席位。

A股的可转债作为一种权益融资工具，在机制设计上，下有“债性”托底、上有“股性”空间。有分析认为，这种机制最大限度地考虑了发行人、投资者、大股东等参与方的共同利益诉求，具有典型的“赢家市场”特性。此前即便存在偿付能力不足的情形，依然可以通过下修转股价等方式，尽可能地保证投资者利益不受损失。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对于公开募集的债券，发行人也的确尽力保持了刚性兑付。但也正因为这些过往惯性，导致投资者对可转债的风险认知出现了偏差，进而强化形成对可转债、尤其是国企可转债的刚兑信仰。但在经济环境变化以及政策层面对打破刚性兑付的硬性要求面前，企业经营情况无可避免地会出现分化，一些经营不善、资质较差的主体所发行的可转债违约，自然也成为市场所必需经历的过程。

在一个成熟市场，相关主体真实的经营和财务状况，决定了其金融产品的风险等级。投资者在进行资产配置时，应该重点考量发行人的经营和财务状况，而不是因为对方是某种身份，就进行“拔高”或“歧视”。打破刚兑的政策初衷，就是希望以“风险收益”为导向，用市场的力量，将资金匹配到最有效率的地方去。继续执迷于某种背景或身份的刚性兑付，无疑是囿于过往的惰性思维，奢望继续躺在刚兑暖房中“怡然自得”。

首例国企可转债违约的案例出现了，这是可转债市场的一小步，更是让市场之手发挥作用、让金融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