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初的细雨中,我踏上了一段充满期待的旅程,前往上海,与证券界的标杆人物——中泰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先生展开深度对话。与李迅雷先生的对话,不仅仅是一次思想的碰撞,更是在不确定的市场环境中,寻找稳定与未来的答案。
撰稿人|全景网首席节目官 孙天玉
01
重要资产的走向
在这个波诡云谲的时代,黄金闪耀着避险的光辉,国债承载着稳定的诺言,房地产则映射着经济的脉动。这三大资产的每一个起伏,都牵引着市场的神经,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它们未来的走势是哪里?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入挖掘和探索的问题。
带着众多疑问,我走进了李老师的办公室,与外面天气的风雨交错不同,李老师的办公室散发着一种沉稳的气息,书架上摆满了经济与金融的专业著作,以及各种奖项,见证了他深厚的学术积累和行业认可。他从桌旁站起身,迎接我的到来,脸上带着温和的微笑。
我们没有过多寒暄,直接进入了主题。自2000年岁末,黄金作为"无国籍货币",在投资江湖中一骑绝尘,其回报率高达八倍之巨,令美股的六倍和全球债券的两倍望尘莫及。在这通胀肆虐、财政危机四伏、国际社会分崩离析的乱世之中,昔日雄霸一方的美元也难掩疲态,各路资金纷纷转向黄金,寻求庇护。
李老师首先指出,黄金的货币属性自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愈发凸显。市场对美元超发的担忧,以及过去40年多数货币对美元贬值超过90%的事实,都让黄金作为避险工具的价值得到了重估。他提到,自2016年起他就推荐黄金,当时价格大约在1000多美元。而如今,通胀和地缘政治问题都是推动黄金上涨的重要因素。
李老师强调,全球已进入一个低增长、高震荡的时代,地缘政治冲突预计将长期存在,这也意味着黄金的上涨动力将持续。
在讨论美元霸权地位时,他表达了他的审慎乐观。认为,尽管短期内美元的霸主地位难以撼动,但长期情况有待观察。他同时指出,我国央行连续18个月购入黄金,但这并不能单独决定黄金的长期价格走势。地缘政治事件可能促使国家增持黄金,作为对冲风险的手段。
对于普通投资者,他建议购买黄金ETF,因为它们流动性好,没有限制。他同时指出,目前银行纸黄金交易已基本停止,上海黄金交易所也仅限机构参与,反映出国家将黄金看作是一种资源,一种维持金融稳定的工具。
对于黄金价格的未来走势,李老师表示,虽然难以精确预测,但考虑到全球经济面临的种种挑战,以及货币放水导致的货币贬值压力,黄金的长期价值仍然值得期待。即便短期内黄金价格未能达到3000美元每盎司,长期来看,这一目标仍然可期。
在金融江湖的深处,国债是一把双刃剑,既能稳固国家的经济基石,也可能成为引发市场波动的导火索。我与李老师的对话,从黄金的传说转向了国债,探索着这把双刃剑背后隐藏的深意。
我问他如何看待当前国债收益率远低于经济增长目标的现象。他沉思了片刻,然后缓缓开口:“我们回顾过去20年,国债收益率与名义GDP增速之间一直存在较大差距。例如,在2006年到2007年,名义GDP增长率接近20%时,10年期国债收益率大约只有5-6%的水平,并没有高太多。但现在,国债收益率水平与名义GDP增长率反而接近了很多,市场对收益率的关注度倒是提高了,这反映出我国利率市场化程度还有待提高,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加大。”
他继续解释,这种现象也反映出风险偏好的下降,尤其是在股市不断下跌的背景下,高风险资产带来的亏损明显。在这种背景下,高分红、高股息率的股票受到追捧,国债作为低风险、信用度高的资产,其收益率自然也会下降。这种现象被称为“资产荒”,指的是低风险、高信用的资产稀缺。
在经济的棋盘上,房地产这类资产一直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它不仅是国民经济的支柱,更是亿万家庭的希望所在。最近两年,房地产市场一直处于价格下跌、交易量缩减的状态,这引发了我对市场走势的深思。
我询问李老师对这一现象的看法。他指出,我们正处在一个房地产长周期的下行阶段,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过程,我们无法预知其未来趋势。但我们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比如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期间的房地产市场调整,以及1991年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后的调整过程。
在比较两国情况后,他表示,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更倾向于日本的模式,这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老龄化的加速、城市化进程的放缓,以及债务的快速增长。这些因素相互交织,对房地产市场构成了全面的拖累。
但他同时强调,中国的情况并不完全等同于日本,因为中国拥有大政府、强政府的优势,以及举国体制的特点。中国对土地实行严格管控,与日本土地完全放开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因此,他认为中国的管控能力会更强一些。
回想起2017年博鳌亚洲论坛上,李老师曾预言2020年前后,中国房地产会出现一个长周期的下行。他的这一判断基于对人口老龄化、房价收入比和租售比的观察,他看到了泡沫的存在,并认为泡沫迟早会破裂。事实上,房地产市场的拐点发生在2021年6月。
而且,2021年几乎是所有资产的拐点,我询问当时是否有特定的标志性事件?李老师解释说,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志性事件,而是多种因素共振的结果。
我提到,目前作为购房主体的居民部门也在缩表,在这个时候让居民部门加杠杆可能效果有限。他点头表示赞同,认为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居民部门的杠杆率已经较高,进一步增加杠杆可能会带来更大的风险。
02
人口的潮汐
在中国经济的辽阔海域中,2011年的劳动年龄人口首次下降,仿佛退潮后显露的贝壳,预示着老龄化社会的悄然来临。十年后的2021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攀升至14%,这一跃升不仅是数字的增长,更是社会结构深刻变迁的标志。面对生育率的持续低迷,我不禁深思,未来二三十年,我们的经济社会将何去何从?
在与李老师的对话中,我试图洞察人口结构变化背后的经济密码。他指出,人口问题具有不可逆性,中国改革开放45年的巨大成就,背后有人口红利的巨大推动力因素。第二次婴儿潮孕育的60后、70后,曾是劳动力市场的主力,如今正逐渐退出舞台,他们的退出不仅是人口老龄化的体现,也是经济转型的必然结果。
我询问李老师,这种转变对经济增速意味着什么?他解释说,从对比来看,第二次婴儿潮出生的人口,平均每年有2,700万新生儿,而如今,这一数字已降至1,000万以下。劳动力的减少和老龄化的加速,预示着经济增速的自然放缓。这一变化不仅影响了房地产市场,更对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
我进一步提出,这种人口结构的变化,对劳动力市场和产业发展又会带来哪些影响?李老师分析说,老龄化的加速和预期寿命的提高,使得“干活的人”越来越少,而“吃饭的人”越来越多,经济增速自然面临下行压力。
另外,在全球化的大潮中,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和产业链的外迁,成为中国经济面临的新挑战。李老师分析说,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的第一大国,其增加值占全球比重高达31%,其规模之大,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随着老龄化的加速,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中低端制造业的外迁现象,尤其是在珠三角地区,已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
中美之间的互补关系正在发生变化,美国希望建立自己的产业链,把中国排除在外,这给我们带来了双重压力。李老师表示,一带一路的推进,既是要改善与沿线国家的关系,建立战略合作,也是为了解决产能过剩和资本过剩问题,寻找新的投资方向和合作伙伴。
在制造业面临挑战的同时,李老师认为,服务业将成为吸纳就业、消化产能过剩的新领域。随着产业升级和AI的应用,中国制造业的就业人数一直在下降,制造业比重上升,就业数量下降,这是科技进步的一个表现。今后中国人口占全球比重还会不断下降,因为出生人口数量在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制造业规模越大,对出口的依赖度就越大。但目前出口的外部环境在恶化,因此,通过服务业的做大来吸纳就业,消化制造业的产能过剩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他指出,美国服务业占GDP的80%,就业人口占82%,德国和日本服务业对GDP贡献都在70%左右,就业贡献也在70%左右。这些数据表明,发展服务业是有利于我们经济结构的优化,也有利于我们经济的转型。通过发展服务业,我们可以更好地应对劳动力减少和老龄化带来的挑战,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03
地方债的出路
在金融的棋局中,每一步棋都牵动着经济的命脉。地方财政,作为这场棋局中的关键棋子,既是中国经济稳健的基石,也可能成为风险的导火索。从数据来看,2019年以来,地方债的增速约为15%,是GDP增速的三倍。可以说地方债务的问题越发凸显。那么,它的根源是什么?我们要如何解题?我将这个尖锐的问题,抛向了李老师。
“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不相匹配,”他的声音低沉而有力,“地方收入占比约50%,而支出占比却高达85%,这种不平衡使地方政府承受着巨大的财政压力。”我点头认同,意识到地方政府不得不通过融资平台和银行贷款等方式增加收入,这无疑加剧了债务负担。
李老师进一步分析:“地方政府依赖于负债、卖地和转移支付。在一些中西部县市,转移支付占到了地方财政运转的71%,中部地区的比例是46%。”这种依赖性加剧了财政压力,一旦中央的转移支付减少,地方财政将面临困境。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李老师强调,因为我们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过去一直是搞投资拉动的,它对于GDP的贡献从过去15年平均来看的话,在40%以上,全球平均水平是20%,所以我们的经济结构就是一个赶超模式,就靠投资拉动来缩小跟西方国家的差距。这种模式当你的投资回报率越来越低的时候,当你的地方债务增长越来越快的时候,那么这个模式就难以持续下去了,所以地方债问题,是一个深层次的问题。
而这一现象突显了中央与地方在财权与事权方面的不匹配问题。地方政府长期依赖土地出让金收入来弥补事权过多的问题,但随着土地财政的缩减,地方债务增长迅速。投资项目减少,投资回报率下降,进一步加剧了债务问题。
那么,对于地方债的解题答案,着力点要放在哪里?我继续追问。
“中央财政加杠杆”李老师直截了当的回答,可见他对这个思考的思考颇久!他进一步解释道,“我们目前中央政府的杠杆的水平大概只有22%,美国联邦政府的杠杆的水平是120%,所以中央政府应该具备很大的加杠杆的空间。不仅如此,中国政府拥有庞大的国有资产,包括国有企业、土地、森林、矿产和水资源,为中央政府提供了丰富的政策工具。”
04
中国多维的解题思路
当然,关于经济未来的答案,往往隐藏在多维的策略之中。国际政策的精妙博弈,宏观调控的精准布局,它们如同棋手的每一步棋,影响着经济大局的走向。我与李老师的对话,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深入探讨了影响经济稳健发展的诸多因素。
国际经济博弈,宛若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它的每一次波动都可能波及到全球经济的每一个角落。面对不确定的国际局势、面对美国大选年可能频繁使用的'中国牌'以及加税的呼声,中国如何应对?我也迫不及待想听听李老师的见解。
“国际形势” 李老师目光穿透了层层雨幕,似乎在凝视着远方的天际线,“是一张错综复杂的大网,每个国家都是网上的一个结,牵一发而动全身。应对这些外部挑战的关键在于坚持高水平开放,让中国进一步融入全球。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为全球工作并赚钱是我们的幸福。”他的话语中透露出一种坚定的信念,仿佛在告诉我们,无论外界风云如何变幻,坚持开放合作,始终是正道。
“我们不能寻求与西方国家脱钩。” 他继续说道,“过去75年来,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良好、开放度高时,生活会更好。因此,我们必须保持开放,以应对美国可能的孤立企图。”
我点头,心中对这种开放的态度有了更深的理解。在全球化的今天,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立于世界之外,合作共赢才是硬道理。
同时,对于国际经济博弈也好,对于国内经济也好,李老师提出加大经济改革力度,推进经济转型,实现高质量增长。他提倡通过财税改革来优化财政支出,解决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不匹配问题,进而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以刺激消费,实现经济的再平衡。
我深表赞同,“财税改革确实是关键,它能够直接影响到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公平。”
李老师认为,“在经济下行期间,财政政策的有效性较高,而货币政策虽然也有一定作用,但相比财政政策还是稍显逊色。虽然降息可能带来人民币贬值压力,但稳定经济是首要任务。”
在讨论欧洲极右翼政党上台的现象时,李老师分析说,这反映了一个大背景。欧洲经济目前相对糟糕,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美国经济一枝独秀,没有出现预期的衰退或金融危机。欧洲面临人口老龄化压力,社会福利好,财政压力大。这可能导致极右翼认为许多问题是由中国造成的,认为减少从中国的进口可以解决就业问题。但实际上,作为老牌发达国家,改变当前的经济结构是非常困难的。
他解释说,极右翼的背景是可以理解的,但无论是特朗普可能上台,还是欧洲极右翼占上风,对中国都不太有利。因此,我们应进一步扩大内需,尤其是扩大消费,这是应对外部不确定性、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好办法。
从李老师的办公室出来,已经接近黄昏,雨还在下,细密而连绵。街道上的灯光开始闪烁,与雨丝交织成一幅温柔的夜幕。此刻的我,带着满载而归的思考和感悟。在与李老师交流的这场思想盛宴中,我更加理解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也看到了转型的机遇。开放合作、深化改革、优化结构、扩大内需,这些关键词在我脑海中回响,或许未来中国经济稳健发展答案,就藏在这些关键词里。雨中的上海,显得格外宁静而深邃,正如我此刻的心情,平静而充满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