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芸今年重点聚焦三个方向：一是推动科技创新体系进一步完善，助力高新技术企业高质量发展；二是加快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缓解家庭生育压力，完善人口服务体系；三是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富申评估咨询集团董事长、上海市城市更新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樊芸常被媒体称为“犀利姐”。但与这一称呼形成反差的，是她平和、条理清晰的话语。真正让她显得“犀利”的，其实是对问题的精准判断和长期跟踪调研的执着。

履职19年来，她几乎每年都会带着十余条建议走进全国两会。从企业税收政策到反垄断制度，再到科创企业成长环境，许多议题都来自一线企业和基层社会的真实困惑。而她提出的不少建议也相继被相关部门采纳。

今年全国两会，樊芸的建议重点聚焦三个方向：一是推动科技创新体系进一步完善，助力高新技术企业高质量发展；二是加快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缓解家庭生育压力，完善人口服务体系；三是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

在她看来，这几个问题看似分属不同领域，但都关乎中国未来的发展动力。

优化政策执行刺激创新活力

围绕上海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推动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樊芸提出多项制度优化建议。

她认为，中国科技创新体系虽然发展迅速，但在政策衔接、税收激励和体制机制等方面仍有一些具体环节需要进一步打通，从制度细节入手优化政策执行，才能更好激发创新活力。

在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和政策享受方面，她建议简化流程，让符合条件的企业实现“免申即享”。

樊芸表示，目前不少企业在享受相关政策时仍需经过复杂的专家评审和申报程序，周期较长。

“只要企业已经达到既定指标，就没有必要再走冗长的程序。”她认为，可通过实行“达标即享”的机制，减少重复审核。

科研人员的激励机制也是她调研中的重点。樊芸发现，目前科技成果转化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在不同科研机构之间存在适用差异，例如高校科研人员在技术成果转化中可以享受个税减免，而附属医院或科研院所的科研人员却难以享受同等政策。

“同样是参与创新药研发，一个能减半缴税，一个却不能，这显然不利于激励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她表示。

因此，她建议将相关税收激励政策从高校扩展到医院和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形成更加公平统一的创新激励环境。

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核心科研人才的稳定性同样至关重要。樊芸调研发现，根据现行规定，高校处级及以上中层干部在参与科研项目孵化企业时必须退出企业股权，只能获得现金收益。

她认为：“很多项目的灵魂人物正是这些科研带头人，如果他们不能长期参与企业发展，项目的持续创新能力可能受到影响。”

因此，她建议在规范监管的前提下适度突破制度限制，允许核心科研人员长期持股，与团队共同推动企业成长，从而增强科技成果转化的持续动力。

在企业调研中，她还注意到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中的税收执行问题。一些科创企业在并购重组或内部股权调整后，被税务部门认定为“视同销售”，导致企业销售收入被放大。而高新技术企业认定需要考核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比例，这种“分母扩大”的情况可能导致企业被取消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并补缴大量税款和滞纳金。

樊芸指出，许多企业只是进行股权重组，并没有现金收入，却被计入销售收入，“研发投入比例就不达标了”。

她认为，有必要进一步明确政策口径，减少基层执行中的自由裁量空间，以维护企业稳定预期和良好的营商环境。

结合上海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定位，樊芸还建议在国家层面支持上海开展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标准改革试点。她提出，可重点面向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先导产业探索新的认定方式，例如对近三年研发费用累计超过1亿元的企业直接纳入认定范围，对处于培育期、尚未形成销售收入但三年研发投入超过2000万元的企业也可纳入认定。同时探索“随报随审、报备批准”的认定机制，加快审批节奏，让创新企业能够更快进入资本市场融资发展。

多举措缓解家庭生育压力

今年，樊芸还围绕“健全生育友好型社会、完善人口服务体系”提出建议，希望通过财税政策、消费支持和公共服务等多方面举措缓解家庭生育压力。

这是樊芸在履职过程中关注的新方向。在她看来，这是关系国家长远发展的基础问题。

她在两会前走访了多个二孩、三孩家庭，感受到年轻人对婚育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不敢生”的背后，生育成本是最现实的顾虑。

“一些人因为工作不稳定、生活压力大而对生育持谨慎态度；而已经生育的家庭也普遍面临教育、住房和育儿服务等方面的高成本压力，很多二孩家庭都觉得压力很大，三孩家庭更是负担沉重”。

针对这些问题，樊芸建议建立更有力度的生育补贴制度，例如对生育家庭提供分层支持，对一孩给予一定补贴，对二孩、三孩家庭提高补助力度。在她看来，明确而稳定的财政支持能够有效减轻家庭负担。

除了直接补贴，她还提出完善个人所得税政策。目前我国已设立子女教育等专项附加扣除，但她认为，力度仍可进一步提高，例如对新生儿家庭增加专项抵扣额度，对二孩、三孩家庭给予更大比例的税收减免，“通过税收减负，让家庭在孩子成长过程中持续获得支持”。

在调研中，樊芸还注意到母婴用品支出在育儿成本中占据重要比例。她建议借鉴家电、餐饮等领域的消费补贴经验，在母婴消费领域探索发放消费券或专项补贴，降低奶粉、尿不湿等日常支出。“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开销，如果能在婴幼儿阶段提供帮助，家庭会有明显感受”。

此外，她还提出加强产后护理和母婴服务体系建设，通过财政补贴或消费券等方式降低家庭使用月子中心、产后康复等服务的成本。

在樊芸看来，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不仅是补贴问题，更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财政政策、税收制度、消费支持和公共服务体系协同发力，逐步形成完整的生育支持体系。“关键是让有生育意愿的家庭真正感到安心。”在她看来，只有把家庭面临的现实困难逐步解决，社会发展才会拥有持续的人口基础。

立法进一步盘活住房维修基金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要“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并要有序推动“好房子”建设，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

作为上海市城市更新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樊芸在这一方面也有自己的观察和建议。

樊芸表示，上海近年来通过超长特别专项债等政府资金推动更新工作，同时也在制度和模式上进行多项创新。例如，通过大规模收储存量土地并优先用于科创发展，给予企业低利率、最长10年的还款周期，并允许同一储备项目不同地块之间灵活调剂使用，从而缓解政府资金压力并保障重大产业项目落地。此外，上海还鼓励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空间向公众开放，并将老工业用地等低效土地更新为高科技产业园区。

她认为，上海探索建立的“责任规划师、责任建筑师、责任评估师”三师联创机制，为城市更新提供了专业技术支撑，也为市场化专业机构和相关人才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

对于城市更新的下一步重点，樊芸认为应更加关注房屋质量与安全，特别是老旧高层建筑的防灾减灾能力。她建议通过立法进一步盘活住房维修基金，将其更多用于房屋结构安全、高层消防救援设备等领域，以系统提升城市韧性。

她指出，以上海为例，中心城区约有6.6万幢高层建筑，而现有消防云梯救援高度与高层建筑规模仍存在差距。经过调研，她认为我国消防设备技术已处于国际领先，但先进设备的市场占有率仍然不高，因此可探索通过住房维修基金撬动相关设备研发，并优化政府采购和招投标机制，推动更多先进救援设备投入实际使用。

樊芸在调研中还发现，近年来，上海“好房子”项目的得房率已提升至93%—94%，与此前部分豪宅项目得房率仅约67%形成鲜明对比。她认为，提高得房率既能为购房者带来更高的实际居住面积，也有助于推动住房销售，同时在城市更新中降低政府征收动迁成本，吸引央企等社会资本参与。

她指出，在房地产市场调整阶段，推广“好房子”与提振住房消费密切相关。为进一步促进“好房子”销售，她建议在“十五五”期间逐步推动住房销售取消公摊面积，让购房者“花同样的钱拿到更大的居住面积”；同时，在编制“十五五”规划中，将物业管理行业改为物业服务行业，从顶层设计予以明确，并通过完善地铁等公共交通配套，提高远郊“好房子”的通达性和居住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