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正值“中部崛起”战略提出的第21周年。站在新的十年起点，中部六省如何携手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成为大众关心的话题。日前，随着《武汉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正式获批，中部六省省会城市的2035版总体规划已全部出炉。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为我国重点城市未来发展绘就空间蓝图。而作为中部六省的省会城市，中央定调将会给这些城市带来哪些新机遇？

（刘茜/制表 标准地图服务系统/供图）

近日，多位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表示，相较于上一轮规划，在2035版总体规划中，国家对城市性质的定位有了重大调整，从以往单纯的“规模分级”转向了更注重“功能雁阵”的构建。每个城市都将基于自身定位，发挥各自在新型城镇化格局中的引擎作用，在中部崛起的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与时俱进适配发展需求

从2035版总体规划来看，中部地区6个省会城市中，武汉被定位为中部地区的中心城市，郑州、太原被定位为中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长沙为长江中游地区中心城市，南昌为长江中游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

武汉大学中国中部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王磊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部地区各个省会城市的定位体现出了各自的辐射带动力以及分工侧重上的不同，分层辐射、功能互补，展现了与时俱进的特质，高度适配当下及未来发展需求。

比如武汉，在获批的22个超大特大城市的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其拥有中部经济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商贸物流中心、对外交往中心、长江中游航运中心等相对更加完整的城市功能定位描述，成为辐射范围跨省域的“大区域枢纽”。其中，武汉在2010年“全国重要的科教基地”的定位描述，变成了此次的“科技创新中心”，商贸物流中心、对外交往中心也是此次出现的全新表述。

王磊认为，从更高层面来看，中央赋予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使命任务。湖北要向“支点建设”聚焦发力，科技创新是重中之重。武汉在2022年4月获批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成为继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后，全国第五个、中部第一个科技创新中心，武汉的定位变化可以更好地服务区域发展战略。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地方是，在中部省会城市多被划分在中部大区时，合肥被定位为“长三角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国务院在对合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批复中指出，主动服务共建“一带一路”，积极参与长江经济带发展，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中部地区承东启西、连南接北，在不同方向与多个区域发展战略交集叠加。”王磊表示，一些省会城市通过主动嵌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战略板块，可以实现以“外部势能”激活“内生动力”。合肥的地理位置很有优势，既是中部地区成员，又属于长三角经济圈，能对接长三角资源。如合肥的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等新兴产业可与上海、南京等城市的相关产业形成产业链上下游关系，推动长三角地区产业升级，又能通过资源互补带动中部地区发展。

而相较于武汉、长沙、郑州聚焦中部地区所在城市群、都市圈的发展，南昌、太原在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展现出跨区域战略协同的特征，南昌总体规划中提出“对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太原明确“深度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

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秦尊文分析指出，太原作为“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三大国家战略交汇点，又叠加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战略职能，其航空制造、电子科技等产业基础与京津冀产业链形成互补。尤其是在构建战略腹地的背景下，太原可依托京津冀的科创资源与市场能级，加速传统产业升级与新兴产业集聚，实现“借势超车”。

交通枢纽地位提升

与此同时，记者梳理6个省会城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发现，更为明显的变化在于，国家对于中部省会城市交通枢纽地位的认识进一步提升。

5个省会城市中，武汉、郑州由此前的“国家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晋升为“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也是中部省会城市中仅有的两个获得国际头衔的城市；而长沙、南昌、太原上一版的城市总体规划中并未提及交通枢纽的定位，新版中均被定位为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

秦尊文认为，对于武汉和郑州这两座交通属性本来就极强的城市来说，它们在发展过程中必将承担促进资源要素高效流动和优化配置的战略功能。

实际上，2021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中就有关于“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的表述，提出建设北京、天津、上海、郑州、武汉等20个左右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而从武汉、郑州近年的发展来看，两个城市均在不断强化交通优势和枢纽地位，并转化为产业发展的动力。

郑州作为中原腹地，是全国首个建成“米”字形高铁枢纽的城市，“5小时经济圈”让郑州可通达全国123个城市，居中部第一。航空运输方面，郑州新郑国际机场这座内陆机场的货运量已跻身全国第六、全球前四十。依靠显著的交通优势，郑州近几年大力发展高技术制造业，过去两年规模以上工业增速保持两位数以上。

与此同时，武汉提出加快把交通区位优势转化为国内国际双循环枢纽链接优势，发力承担起国际国内市场链接“双节点”和“双枢纽”的战略功能。以中欧班列(武汉)为例，2024年折算发运1008列，货值183.84亿元、同比增长9.43%，目前拥有57条稳定的跨境运输线路，辐射欧亚大陆40个国家、119个城市和地区。

武汉汉欧国际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发运的货品中，湖北本地货源占比约80%，稳定高效的物流体系为“鄂品出境”提供了保障。同时，中欧班列（武汉）拉动光电、服装、木材等产业在武汉集聚发展，助力欧莱雅、博世等一大批国际企业和国际产能合作项目陆续落户湖北。

在王磊看来，中部六个省会城市整体交通枢纽的能级跃迁，标志着中部地区正从传统“立交桥”向“要素流通中枢”升级，这也是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关键突破点。中部地区优先降低跨区域物流成本，以“硬联通”推动“软联通”，进而促进制度、产业、市场的深度衔接。

协同创新破除“内卷”

记者还注意到，各地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在城市功能性定位中，“制造业”“科技创新”“商贸物流”等成为高频词。如武汉、郑州均是商贸物流中心，郑州、长沙是中部先进制造业基地，郑州、长沙、合肥是区域性科技创新高地。

功能的重叠是否会造成“内卷”？

多位接受采访的专家认为，在先进制造业等部分领域，中部省会城市在各自细分赛道已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这些成果不仅体现了各城市在先进制造业领域的实力，也为未来发展提供了经验和基础。但是受制于产业发展水平和区域发展阶段的差异等因素，中部地区一直以来并不是我国创新驱动的前沿，相比粤港澳大湾区等创新动力源，表现出自主创新和跟随创新的异质性。

优劣势并存之下，协同创新是推动中部崛起的关键，也是融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点。

今年两会期间，来自中部六省的多位代表委员就协同创新提出了建议。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黄群慧认为，目前，中部六省发展新质生产力进展不一。安徽、湖北等地积极探索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的新模式新机制，在量子通信、量子计算、认知大模型、闪存芯片等领域取得了一些突破的成果，其他各地还需进一步发力。

黄群慧建议，应强化“两新”和“两重”政策供给。强化支持中部地区实施新一轮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尤其支持中部地区制造业企业实施重大技术改造和大规模设备更新，支持建设中部跨省份的重大标志性工程。

全国人大代表、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唐岳表示，中部地区需要利用重要的国家平台，把科技实力转化成实际的生产力。比如每个省会城市的大学科创研究都有各自特色，相互之间可以形成互补、协同，让创新力量更强劲。

记者注意到，中部省会城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联动”“协同”等成为关键词。《郑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指出，探索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合作路径，推动郑州与武汉、长沙、合肥等城市优势互补、错位发展，促进电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科技教育、商贸物流等产业协同发展。国务院在对武汉国土空间规划批复中提出，深度参与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共抓长江大保护，带动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推进长江中游城市群联动发展。

可见，协同创新将成为中部地区破除“内卷”的有力抓手，各地也能在此基础上携手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