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汽车集团近期深陷的一系列麻烦并不是孤例，需求不振造成的工厂闲置和劳资矛盾，正在成为欧洲排名前列的汽车巨头们共同面临的考验。

专业人士认为，新冠疫情导致的后遗症可能造成了永久性后果。数据显示，相较2019年，欧盟市场汽车销量仍低于此前水平约300万辆，这意味着大量规划产能被搁置。宝马、奔驰、Stellantis、雷诺和大众的近三分之一的乘用车工厂在去年没有得到充分利用，产量不到其设计生产能力的一半。

以Stellantis为例，这家欧洲第二大汽车公司在过去的2023年仅有56%的产能利用率，远低于疫情之前和同期竞争对手。

专注成本削减的CEO唐唯实希望通过降低生产班次，同时增加工作时长来维持既有订单交付和成本的平衡。此外，这家公司还希望借由通过工作岗位来威胁意大利当地政府及坐落在其他欧洲国家的政府，从而使其对Stellantis进行补贴。

这直接导致了反抗——5月中旬，Stellantis位于意大利的Cassino工厂发生了罢工，来自该工厂装配、塑料和电镀等关键部门的员工由工会组织，以“工作量过度”为由向Stellantis施压，工人对取消了夜班导致的收入降低表示怒不可遏。

Stellantis则表示，这是由于玛莎拉蒂和阿尔法罗密欧订单出现大幅下降而必须进行的调整。受制于此，该工厂相较2023年在产能上出现大幅下降，仅有去年同期的60%。而在今年早些时候，该公司也因考虑将原属意大利的生产转移至欧盟其他成本更低的国家而遭当地政府批评。

Stellantis的遭遇实际上是整个欧盟近年来的缩影，由于用工短缺和地缘政治导致的能源供应及运输成本飙升，关停工厂和裁员成为多数欧洲汽车巨头在进入2024年的普遍考量的事项。

然而这会导致一系列连锁反应，汽车制造厂的存在并非只是帮助其所在地稳定就业。实际上，它还拉动了一系列周边产业如上游的零配件供应和下游的销售，以及为当地提供餐饮供应的餐厅和相关上游配套供应商。

根据彭博经济研究院的数据，即便不包含冶金、橡胶和配套的餐饮等领域，汽车制造创造了德国经济总量的4%。另一项研究则表明，在欧盟内部，汽车工业占欧盟国内生产总值的7%以上，同时关联超过1300万个工作岗位。

与此同时，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和高技能劳动力短缺已成为2023年后汽车制造业面临的最大挑战。根据AMS与ABB机器人联合的调查，36%的行业专家将这两个问题视为当前最紧迫的问题。

这种劳动市场的紧张状态，特别是在高技能领域，正在推高生产成本，使得制造商不得不寻求其他节省成本的方法，以维持其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

在从传统的内燃机车辆转向新能源汽车的技术转型过程中，不仅要求汽车公司提供更新的技术和生产线，还需要其员工具备不同的技能，如自动化、机器人、软件及人工智能等知识。

这种需求变化正促使汽车制造商重组其劳动力和生产策略，以适应市场的新要求。与此同时，这实际上也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一方面，汽车公司通过大额支出对工厂进行设备更新，这通常意味着更高的自动化程度和更少但更高专业度的用工需求。另一方面，即便不考虑工会是否允许汽车公司对员工队伍进行瘦身，更高技能水平的工人显然也需要更加完善且便利的工作及生活条件。

Cassino工厂的罢工案例已经表明，汽车公司的转型绝非仅仅通过切换产能和设施投入一蹴而就。Stellantis正在切换产线转向其新的支持高度电动化的STLA Large平台，工人则借此机会经由工会表达了改善待遇的诉求。

事实上，从沃尔沃和奔驰等欧洲汽车公司近期宣布调整其电动化策略已经可以看出，除技术和市场因素的考量之外，与工会的关系也成为欧洲汽车公司不得不纳为重点考量的要素。

上述两家公司均在近期调整了他们的电动化目标，重新引入了混合动力车型和新的内燃机车型，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工会关于就业保障的回应。其中奔驰表示，至少能保证工人至少在2029年底之前免于被迫裁员。

这类策略的调整揭示了一个现实问题：在技术转型的同时保持工作岗位和社会稳定是一项挑战。汽车公司在劳工市场的压力和技术革新的驱动之间，需要不断地调整其战略以适应这两者之间可能的冲突。

这种调整可能有助于短期内缓解工会的压力和保护员工的就业，但它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企业如何在不牺牲未来发展和环保承诺的情况下，应对即时的经济和社会挑战。这种矛盾的管理和解决将是企业在未来几年内必须面对的关键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