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财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中央农办主任韩文秀周五在解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时称，针对地方政府和基层财政困难，《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要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增加地方自主财力，拓展地方税源，提升市县财力同事权相匹配程度，适当加强中央事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例，不得违规要求地方安排配套资金。要研究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

2024年是分税制改革三十周年，也是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开启之年。自从去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以来，关于改革的讨论一直不绝于耳。韩文秀提到的改革方向，也是市场关注的焦点。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指出，当前经济增速在换挡，意味着税收收入增速也在换挡。同时，房地产市场低迷，供需形势逆转，“土地财政”难以为继。此外，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也对财税体系产生了较大的压力和冲击。

“从当前财税体制面临的突出问题及解决思路看，能很好地看出三中全会中关于财税改革思路举措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是奔着问题去、奔着问题改的。”罗志恒对界面新闻说。

广开首席产业研究院副院长刘涛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1994年和2014年两轮规模较大的财税体制改革。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现行财税体制逐步暴露出不少问题和风险，比如，财权财力不断上收至中央，事权不断下移至地方；地方税收入在税收总收入中的占比持续下降，部分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减少，财政支出面临较大压力；中央对地方、省对省以下各级政府的转移支付规模快速膨胀，影响财政资金的使用、配置效率及可持续性；宏观税负结构不合理，企业承担了相对较重的税负；一些新兴领域，如数字经济相关产业仍是税收征管的盲区。

分析师普遍认为，本轮财税改革的主线是进一步完善分税制，重点是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理顺事权和财权。

罗志恒指出，所谓财政困难的核心或本质，是有限的财力和无限的支出责任之间的关系。地方的财政问题核心关键不在于收入问题，而在于支出过于膨胀，在于无限责任政府。就央地关系而言，当前中央支出占比偏低，地方政府承担了过多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容易推升地方政府债务。2023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达到23.6万亿元，占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为86.1%，远高于国际平均水平。

在具体操作方面，刘涛表示，可以择机将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高等教育、跨省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等“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中的一部分上移，升级为“中央财政事权”。同时，推动修改预算法，完善转移支付法律制度，优化一般性转移支付、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的比重，推进中央和省、省和省以下转移支付制度改革，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和配置效率。

《决定》提到拓展地方财源，分析师认为，短期来看，房地产税大概率不具备开征的条件，遗产税等财产税的开征也较为困难，相比之下，消费税有望作为率先试点的税种，推进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地方，从而给予地方政府更大的积极性，通过经济增长和产业发展，推动消费增长，达到扩大税源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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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志恒也认为，改革消费税是方向之一，不过，他指出，不同于日本和美国的消费税，我国消费税是对特定行为的调节税，其核心特征是“寓禁于征”，而发达经济体的消费税类似于我国的增值税。实际上，全面“营改增”后，我国地方政府税收收入主要来自增值税和所得税构成的共享税，其他税种的贡献较小。从其他经济体看，财产税适宜作为地方主体税种，但是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房地产形势低迷，房地产税立法并出台的时机已经不再，地方税体系构建要另寻出路。

“如果要开拓新的税源和收入来源，那数字经济对应的数据财政恰恰能为地方政府提供这样的收入来源。”罗志恒说。

他表示，随着我国服务业和数字经济的不断增长，现有的基于工业经济时代的税制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比如数字经济和平台经济背景下部分尚未纳入征管的经济活动可以成为新的税源，以及可以研究探索数字资产税等，也就是说新经济体形态下税基、税源有必要做出新的界定。”这也正是《决定》提到的“研究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

罗志恒还表示，构建数据财政体系仍然需要解决一些问题，比如，数据资产的权利归属问题，权利归属界定是利益归属、利益分配的前提，其次是如何定价，第三是税收如何分成。

“数据资产税是中央税、共享税，还是地方税？如果是中央税，地方政府就没有积极性；如果是地方税，则地方有积极性，但由于数据资源的区域分布差异，导致会出现区域差距越来越大的问题。所以，怎样内嵌到既有的财政体制以及对当前中央和地方总体财力分布不会造成大的冲击，这都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罗志恒说，但不管数据财政未来走向何方，做探索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