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而不同】

一些国际机构表示看好印度的发展前景，印度政府也动作频频，意图有所作为。

韩和元

2018年以来，印度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些亮点。一些国际机构表示看好印度的发展前景，印度政府也动作频频，意图有所作为。那么，印度的发展潜力到底有几何？笔者试分析如下。

其一，看人口因素。人口无疑是国力的指标，也是促进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日本学者森岛通夫就曾明确提出：“人是社会的基础，经济只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筑起来的上层建筑。当我们预测未来时，首先设想的是在预测的时间段里，作为基础的人会是什么样，他们在数量和质量上会发生哪些变化。以预测时点的人为基础，思考在这样的基础上，可以打造什么样的上层建筑，其中包括经济问题。”

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处于人口红利周期时，只要政策得当，几乎都存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大周期，这就是我所说的人口红利大周期。关于这点也得到实证数据的有利支持，经济学家胡鞍钢给出的数据是，日本的人口红利阶段为1955年至1995年，那恰好是日本快速发展的40年。同样，意大利也如此。胡鞍钢的数据还显示，意大利的人口红利阶段为1975年至1995年，那也是意大利快速发展的20年。在这一点上，中国亦然。

印度人口已在去年超过中国，跃居世界第一。联合国的《世界人口展望》显示，相对于2021年达到顶峰的中国，印度人口在2060年之前将持续增加，达近17亿人。更为重要的是，印度与中国、日本不同，其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多，人口红利今后将全面显现。

其二，看外部环境。除了巨大的人口红利因素外，印度还有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中美贸易摩擦、俄乌战争所引发的全球地缘政治变化，都让它成为各方争取的对象。在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供应链多样化的讨论非常活跃。印度像东盟一样，已经被纳入瞄准发达国家市场的供应链体系。而在美国等国家的“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构想中，印度更是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正如印度国际经济关系研究委员会（ICRIER）高级研究员Sanjana Joshi在接受日本经济新闻社采访时坦承的，“目前，美国正在拼命拉拢印度。”显然，印度也乐见这种冲突，并从中获取利益。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就曾在《印度方式：动荡世界的战略》一书中写道：印度的大战略应当是“通过发现和利用全球矛盾带来的机遇，（促进）国家利益”，并“通过尽可能多的关系将所获利益最大化”。

其三，看印度的内政。虽然印度很多地方尚未通电，但包括新德里、孟买、金奈等在内的城市，正在快速推进基础设施完善。在忙碌的工地上，都能令人感受到印度想变得更加富裕的强烈上进意愿，这与以前的东盟、中国并无二致。

其四，自然环境、因制度而形成的与西方世界的融洽度、语言、地租成本及庞大的国内市场等方面，印度都具有极强的竞争优势。

也正是基于此，从乐观层面可以预期的是，未来10年，如果印度能够自我改进、自我完善，能够提供并优化公共产品，如更为开放的政策、良好的基础设施、由受过良好教育的公民为主体的优质劳动力供给市场、廉洁高效的政府、公正的法制体系、稳定的货币政策，这将让印度在人口红利期，迎来一个较大的发展。

但印度也并非没有制约因素。譬如，过早民主带来的行政效率低下，及由此带来的过于注重分配的民粹意识，都会制约它的发展。尤其是这个国家在长期的计划经济意识下，所形成的政府干预和管制传统。

印度行政效率低下，早就是世界公认的，这一点在港口事务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比如，印度政府内具有管理港口职能的单位就超过20个，另外还有40个机构和部门有辅助监管的权限。可想而知，这么冗杂、臃肿的监管体系，决策不仅无力突破既得利益的藩篱，推动港口发展，反而由于扯皮、推诿，经常导致政策失当、监管不力、行政效率低下、运营标准难以统一等问题。

联邦制的缺陷，也导致印度根深蒂固的政治经济壁垒，严重制约了印度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和物流现代化改造的推进。另外，顽固的种姓制度、宗教矛盾，也是印度的痼疾。正是受制于这些因素，从悲观层面可预期的是，未来印度经济即便增长，也很难有过去日本、韩国和中国那样的高速。

(作者系广州经济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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