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交所蓝皮书出炉

在专家小组，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翻译了200多万字的境外资料，当时我们请了新鸿基公司当顾问，他们把香港的一整套资料给了我们，比如说香港证券交易条例、投资者保护条例、会计制度等，全是英文的。然后我们资本市场专家小组八九个人，还有武汉大学四五个研究生，一起来翻译这些英文资料。有什么问题时，直接请教新鸿基公司。

从198８年11月到1989年４月，我们翻译、借鉴境外的法律法规，共计200余万字。1989年５月至９月，由资本市场领导小组组织各方专家进行十多次论证定稿，形成了一本《蓝皮书》，全称叫《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建资料汇编》。这本《蓝皮书》就是打造深交所的蓝图，后来也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创建提供了借鉴。

1989年9月8日，我和周道志执笔写了关于成立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请示，市政府在1989年11月15日下达了关于同意成立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批复。这里有个小插曲，当时市政府财经处的同志不懂证券，不知道怎么起草这个批复，张鸿义市长就打电话让我来写这个批复。所以说，创建深交所的请示和同意成立深交所的批复，都是我协助起草的。

深交所最初筹备的时候没有钱，专家小组请那些研究生帮我们翻译资料，不能不给人家钱，人家到深圳起码要吃、要住。于是那个时候我从中国银行深圳分行借了一整套房子，又借了一些桌椅、板凳、被褥等等东西，那一套房既是宿舍，也是饭堂，同时还是办公室，我们就在那儿开会、写文件。我们还得到了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20万元无息贷款，作为专家小组开办费用。

1989年底，我把原深圳发展银行第一副行长王健请出来成为搭档。1990年1月1日开始，我们把深圳的国贸三楼作为深交所筹备组办公室。这个办公室实际上是几间仓库，我们做了简单的装修后就开始办公。所以联办当时来帮忙的时候，条件非常艰苦。当时国贸三楼的办公室，只有几间房子，不够用，也没几张办公桌。当时联办的高西庆来帮助我们修改深交所的一些业务规则、章程，就是在一个小小的茶几上，我们两个人蹲在那儿，他拿一支笔，我拿一支笔，就那么改。这就是我们的创业。

联办帮我们做了很多事情。我们的蓝皮书也是集思广益，除了联办帮我们修改完善外，深圳市资本市场领导小组讨论过十多次，各方面的专家都参与，也请香港联交所的人过来。可以说，我们这一套东西比较完善。深圳本身就是个试验场，我们试验成功的东西，就辐射到全国，为全国服务，这是我们的胸怀，也是我们的任务。

深交所筹备曾三易其名

1989年深圳市政府的市长热线电话接到一个股民投诉，他说听说你们要搞一个资本主义市场？市长一听又好笑又觉得需要解释清楚，就把我叫到市政府去，我就写了一个文章通俗易懂地解释了什么叫资本市场，以消除他们的误解。我说资本市场简单地说是一个长期资金市场，这个长期资金市场资本主义国家需要，我们国家也需要，资本市场包括股票、债券，还有其他的有价证券，再加上银行一年期以上的长期信贷，这些工具组成的资金融资市场就叫资本市场，资本市场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

李灏书记听了说，那干脆叫证券市场，免得他们给你叫资本主义市场，于是把资本市场领导小组改为证券市场领导小组。

关于股份制，关于证券市场，当时因为姓资姓社的问题，从中央到地方，争论非常激烈。到了1992年1月18日，邓小平第二次来深圳，他讲了一段话，“证券、股市，这些东西好不好，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有没有危险，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的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如果不是邓小平讲的这段话，可能到今天我们都还在争论股份制、证券交易所到底姓资还是姓社。

1990年5月，我们准备工作就绪了，就去北京跟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汇报。时任央行监管司的司长说：老禹，深圳证券交易所这个名字没人敢批的，我给你改个名字，叫深圳证券市场。我说：司长啊，卖菜叫菜市场，卖肉叫肉市场，我挂个牌子叫深圳证券市场，人家外国人看不懂。回来以后，我跟王健说换个名字吧，叫“深圳证券交易中心”（不是几年后出现的那几个省区办的证券交易中心），改了没几天。看到报纸上发新闻，上海证券交易所年底开业。我跟王健又说，他都见报纸了，我们到现在还不敢恢复我们原名字，不行。所以深交所1990年12月1日开始集中交易的时候，我们就用了深圳证券交易所这个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