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大潮中，保险行业是其中重要的建设者。截至2020年9月末，保险业总资产22.43万亿元，保险资金运用余额达20.7万亿元。保险资金投资A股总体规模达2.68万亿元，约占A股流通市值的4.6%，是A股市场最大的机构投资者之一。

全国政协委员、原中国保监会副主席周延礼在1998年11月原保监会成立之初，即走上监管岗位，是中国保险业改革开放的见证者、亲历者，也是险资参与资本市场的推动者。

金秋十月，丹桂飘香，适逢深圳特区40周年庆祝大会在深圳前海国际会议中心召开，证券时报常务副总编辑周一对话周延礼，就改革开放、中国保险业、资本市场发展，以及大湾区与对外开放等话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周延礼说，从长远看，建立高水平的资本市场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也是增强国家经济韧性的重要支柱。保险资金积极参与资本市场建设，有利于改善资本市场结构，拓展保险资金投资领域，进一步提高保险投资收益率，同时，多元化的投资，可降低系统性风险对保险负债的冲击，有利于保险主业实现可持续发展。

大湾区建设与对外开放应结合促进

周一：10月14日，深圳召开了特区成立40周年庆祝大会，深圳、粤港澳大湾区迎来新的重大发展机遇。对保险业而言，应如何抓住这些机遇？

周延礼：日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年)》。这个方案对深圳下一步深化改革、做好全国示范城市，尤其是在制度性开放等方面，是极大的推动。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在我国新一轮金融开放的大背景下展开的，大湾区建设要与对外开放相结合、同促进。建议国家层面继续加大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国际金融枢纽，为新一轮金融对外开放提供典型示范。

一是支持金融改革创新在大湾区先行先试。大湾区以联通境内外两个市场为特色，建议在跨境金融业务创新上，给予大湾区保险业更多先行先试的机会，如允许开发保额分红险重疾险产品，扩大外汇长期寿险试点，扩大保险公司海外投资QDII额度等。同时，对于目前国内已经开展的金融创新良好做法，支持大湾区尽快复制推广，以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

二是支持对外开放政策在大湾区率先落地。建议支持在大湾区设立外资控股的人身险公司，支持设立外资保险集团、再保险机构、保险代理和保险公估公司，支持保险公司在大湾区建立资产管理、营运、研发、后援服务、数据信息等总部，丰富大湾区保险业体系。

三是进一步加强粤港澳三地金融政策规则接轨。粤港澳大湾区金融改革发展，是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种法律、货币和金融监管体系的基础上进行的，没有先例可循。建议进一步深化三地金融监管部门交流合作，加强三地银行业保险业的规则衔接和融合发展。

2035年中国有望成为全球第一大保险市场

周一：中国保险市场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保险市场。在中国保险业发展过程中，您觉得哪些地方做得不错？哪些地方离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还有距离？中国离成为世界第一大保险市场还有多远的路要走？

周延礼：过去40年，中国保险业的发展是和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同步推进的，也得益于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的高速发展。

中国保险业的发展过程中，国务院下发的“老国十条”和“新国十条”，为保险业可持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制度性基础。尤其“新国十条”后，保险业不单在规模上有目标，在质量上也有所提高。

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保险业也是第二大保险市场，应该来说是比较匹配的。保险业在国外发展已经有三四百年的历史，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起步比较晚，但在短短的40年里产生了世界上最大、系统重要性的保险集团公司，这是非常难得的。

2017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二大保险市场，今年中国保险业预计达到8000亿美元的保费规模，与第一大保险市场美国大约相差5000亿美元。考虑到美国保险市场基本上是低增长甚至零增长的态势，而中国每年都是双位数的增长，我预计，到2035年左右，中国有望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保险市场，并且这个时间还有可能提前。

现在中国每年实现1000亿美元的保费规模增长是没问题的，发展得快可能用5-7年的时间就能在规模上赶上或者接近第一大保险市场。因为我们有非常好的基础：第一，中国是人口大国，对保险的需求非常巨大；第二，中国的保险市场和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中国经济发展的韧性非常强，这对保险业也有强大的推动作用；第三，最近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养老保险、长期护理保险的新政策，给保险业开拓了新的发展空间。

当然，我们不但要有规模的增长，更主要是提升保险业服务水平，解决保险业产品创新的问题。以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物联网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给我们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

预计未来5年，数字经济要占到GDP的60%左右，这要求保险业在内的金融机构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以此推动高质量发展。

下一步，在保险制度层面要尽快修法。过去，我们按照传统保险业的经营方式制定了《保险法》，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传统运营方式迎来了一些新的挑战。如何解决发展瓶颈和矛盾问题，制度是关键所在，目前监管部门正在听取各方面意见。

从金融企业自身来说，保险企业实施了一系列转型发展计划。比如中国平安，原来公司的LOGO是“保险+银行+投资”，现在变成了“金融+科技”。中国人寿、中国人保、新华保险等上市公司在科技上都做了很大投入来进行流程再造。中小保险公司可能拿不出大量资金投入到科技上，也在采取技术外包的形式和科技企业合作，解决痛点难点问题。

科技转型中要解决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要按照新一代科技发展的要求，重塑保险业务的流程。在互联网思维下，业务的承保、业务的风险甄别、业务的管理、业务的理赔等流程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总之，保险行业要做好补短板工作，需要从三个方面下功夫。第一，要紧跟科技发展前沿，新技术新模式带来新的商业模式和新的盈利模式，保险业如果按照传统线下的经营方式，难以适应新需求；第二，要大力培养保险专业人员，同时还要培养一批科技人员；第三，要加强学习和探索。

险资入市利于改善资本市场投资者结构

周一：中国资本市场30年风风雨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保险行业是其中重要的建设者。保险资金目前已经成了基金市场的第一大机构投资者、股票市场的第二大机构投资者。您怎么看这些年险资入市进程？险资入市取得了哪些积极的成果，还有哪些地方需要进一步发挥作用？

周延礼：从国际上看，保险机构作为资本市场重要的机构投资者，在国外有很成熟的运作方式，发挥了资本市场主力军的作用。比如说在美国，资本市场上的养老金、共同基金，大部分都是保险资金参与的，在资本市场上的资金占比非常高。在德国、日本、韩国、新加坡，包括我们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情况也类似，保险资金在资本市场发挥着重要作用。

这表明，保险业经过多年积累不断增长的长线资金，对支持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是非常有利的。资本市场是保险资金投资收益的重要来源，保险资金是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保险资金的发展成长与资本市场的壮大成熟相辅相成、密不可分。

中国内地保险业起步比较晚，2003年之前，保险资金只能买债券、银行存款，不能投资股票，因为担心风险。随着保险资金规模越来越大，保值增值的要求越来越高，投资范围开始放开。2003年以来，保险资金运用开始逐步走上集中化、专业化、规范化的良性发展轨道。

2012年，保险资金运用市场化改革开启之后，监管部门进一步拓宽了保险资金投资范围和领域，保险资金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得到提升，在资本市场的规模也逐渐提升。目前，保险公司已经成为我国资本市场重要的长期机构投资者，在深化资本市场改革、优化投资者结构、稳定资本市场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截至2020年6月末，保险业总资产21.98万亿元，同比增长12.7%，保险资金运用余额2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5.88%。保险资金投资A股总体规模2.08万亿元，约占A股流通市值的4%，是股票市场最大的机构投资者之一。保险资金投资科创板股票账面余额67.41亿元。

要强调的是，保险经营的负债属性，决定了保险公司在投资理念上更倾向长期投资、价值投资、责任投资和资产负债相匹配。所谓保险的长期投资，是要穿透经济周期、抵御通货膨胀，实现可持续性的保险资产保值增值。

根据统计，每年保险资金的收益率都跑赢了银行存款，我们要求保险资金首先要覆盖经营成本，其次要覆盖对保单客户的收益性要求。保险投资主要看整体收益率，而不是看每年在股票投资上赚多少钱。

保险资金入市前提是要建立良好的管理制度、防范风险的具体措施和办法。2003年至今近20年的时间，保险资金运用在管理防范风险这方面出台了很多政策。今年年初，保险资金入市也有一些新的利好政策，根据偿付能力情况，一些保险机构投资到股市等权益资产的上限可以提高。保险资金运用参与资本市场运行，是一个不断优化资本市场结构的过程，对于实现资本市场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周一：现在股票投资在保险业资产配置组合里的比例在13%左右，这个比例高不高？还有没有提升空间？

周延礼：还有提升空间。最近银保监会专门发了通知，要求保险资产管理机构加强投资能力建设。同时，在资产负债匹配方面要达到监管部门的要求，偿付能力要充足，资产质量比较高，资金效益要达到预期目标，人才匹配要相适应，并且要符合保险资金的久期需要，具备这样投资能力的机构，可以鼓励再提高一点。偿付能力的监管上有量化和非量化指标。

公司要是不具备这种能力，可能投资比例5%都不一定允许。有能力的公司可以多投一点。所以，要加强投资能力建设，这是最基本的要求。防范风险，对提高保险业的资产质量和效益至关重要。

建议加快构建资本市场良好的可预期机制

周一：您对中国资本市场下一步的发展有哪些期待？

周延礼：当前，我国资本市场正处于难得的发展机遇期——资本市场各项改革开放政策正在逐步落地，注册制改革和交易、常态化退市、投资者保护等各项制度建设正在有序推进，资本市场也从增量改革深化到存量改革，整个市场正在发生深刻的结构性变化，这种结构性变化也催生了资本市场发展的内生动力。

从长期投资者的角度来看，对于资本市场建设有以下几点期望：

一要加快我国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健全完善的步伐。资本市场的基础功能包括资产定价、资源配置和风险管理等方面。其中，资产定价具有重要意义，是有效配置资源、管理风险的前提。比如，信息披露违法以及内幕交易等问题造成资产定价机制扭曲，衍生诸多风险，影响资本市场功能发挥。同时，价格操纵等违法行为也导致投资风险升高，损害投资者利益。健全完善相关的市场基础制度任重道远。因此，着力推进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意义重大，社会各界尤其是市场投资者对此期盼已久。

二要加快构建资本市场良好的可预期机制。持续增强资本市场公信力，要尊重市场主体地位，持续加强监管部门与市场主体的沟通，稳定市场预期，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完善促进上市公司做优做强的制度机制。

三要加快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建设步伐，加强投资者保护。与国外发达资本市场相比，我国的相关法律法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处罚偏轻，难以达到有效保护投资者目的。要进一步提高对证券违法犯罪的惩罚力度，增强监管震慑力。对情节严重的证券违法犯罪行为，要适当提升量刑标准，严厉打击扰乱市场秩序、操纵价格、违规造假等行为，不断完善我国资本市场的法治环境。

四要发挥机构投资者对资本市场建设的重要作用。相对散户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有更强的股权管理动力，对管理层经营行为有着很强的监督和约束作用。近年来，随着资本市场信息披露制度的不断完善，机构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有了更便捷更有效的监督途径，通过对上市公司进行实地调研，机构投资者可以积极参与上市公司治理。机构作为长期投资者，可以将资金匹配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为企业创新提供充足的资本。希望机构投资者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通过促进上市公司治理，扮演好实体经济长期资金提供者、金融市场和民生建设“稳定器”的角色，同时也对个人投资者起到价值引领和价值发现的作用。

险资应稳步拓宽可投资范围

周一：您觉得未来保险资金运用还能朝着哪些方向去进一步推进和深化？

周延礼：从保险资金运用角度，保险资金投资范围、品类的不断拓展可分为两方面来看：

一是拓展投资范围，是保险资金应对投资形势变化的必然选择。保险公司投资主要以固定收益类资产为主，这类资产对利率变动的敏感性较高，在利率下行趋势下，保险公司投资收益率面临较大下行压力。为稳定投资收益率，保险公司可以提升权益类投资占比，重视高股息个股和长期股权投资，抓住长久期利率债配置机会，多元化配置另类资产，加大海外资产配置，强化资产端负债端联动等。

二是拓展投资范围，是发挥保险资金优势、有效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保险资金具备期限长、规模大、来源稳定等优势，可以为实体经济提供更为多元化的资本性资金，有助于增强经济运行中长期发展韧性。就保险资金进入资本市场而言，其对整个资本市场环境和宏观经济预期都能起到一个很好的稳定作用。这样可以鼓励上市公司发展，同时也会使整个经济环境更加优化，使整个社会资金活跃起来，从而为险资扩大投资范围奠定基础。

下一步，保险资金运用改革仍将坚持市场化、专业化的思路和方向，优化投资管理能力监管，稳步拓宽可投资品种和范围。

中国金融市场国际化具有重大意义

周一：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提速，大量国际资本深度进入中国市场，会对中国保险业、金融市场带来什么改变？

周延礼：近年来，中国保险业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双向开放，加快推进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新格局。2019年，银保监会批准全国首家外资独资保险控股公司安联（中国）保险控股开业、全国首家外资养老保险公司恒安标准养老筹建、美国安达集团增持华泰保险股份等。

外资保险机构来华发展并拓展业务，将对中国保险业发展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

首先，有利于进一步完善中国保险市场主体结构，推动形成中外资保险公司优势互补、公平竞争、和谐发展的局面。截至2020年3月末，境外保险机构在我国设立了64家外资保险机构、124家代表处和18家保险专业中介机构，涵盖财险、寿险、再保险、保险资产管理和保险中介等各领域。

其次，有利于进一步引进外资成熟的经营理念、经营模式和专业技术，推动中资保险企业改革创新，从整体上提升中国保险业的竞争力。2019年，外资保险公司原保险保费收入3057亿元，外资保险公司总资产达到1.36万亿元。外资保费收入和资产规模的显著增长，有效地提高了中国保险业的资本存量。

再次，有利于进一步完善我国保险业监管框架，提升监管有效性。我国目前已建立了偿付能力监管、市场行为监管和公司治理结构监管“三位一体”的保险监管体系。随着保险业对外开放进程加快，保险监管也将从注重数量型限制向注重审慎审查机制、从注重事前审批向注重事中事后监管转变。

深圳先行示范区综改试点方案明确提出，要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支持符合条件的在深境内企业赴境外上市融资，推动构建与国际接轨的金融规则体系。

国内机构要在对外开放当中强身健体，尤其是依据法律法规实施数字化转型，利用金融加科技提高我们的国际竞争力。近年，我们发行的债券，国外很多企业机构都愿意购买，中国债券纳入富时罗素等国际主要指数，说明了中国金融市场的信誉、金融产品的信誉在国际上得到认可。

我们要加快形成以我国金融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金融双循环相互促进融合发展的新格局。目前，我国金融业总资产300多万亿元人民币，外汇储备近32000亿美元。在建设“双循环”大的金融格局中，我们是有实力并具备条件和可能的。此外，在开放的过程中，也需要处理好扩大开放与制度改革的关系，以及对外开放与风险控制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