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募基金行业发展二十余载，曲折中迎来最好的发展机遇。回溯公募基金业发展史，博时基金创始人、现任浙商基金董事长肖风，在这段历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肖风于1993年进入深圳市证券管理办公室工作，1998年下海筹建博时基金，此后13年一直担任博时基金总经理。

公开信息显示，1998年，博时成立第一只封基裕阳，次年发行第二只封基裕隆，并于1999年、2000年，分别以78亿、117亿的资产规模位居行业首位。

2000年博时虽未发行新产品，却成为当时唯一规模超百亿元的基金公司，增长来源主要是管理资产的增值，两只封基资产截至2000年底已翻倍。

2001年，国内首只开放式基金发行，博时紧随行业步伐，2002年发行旗下第一只开放式基金——博时价值增长。从2004年开始，基本上每年都能发行两只产品。2003年发行博时裕富指数型基金，2004年发行博时现金收益货币型基金，2005年发行了博时稳定价值债券型基金。

肖风掌舵下的博时基金资产规模稳步上升，成就了多只明星产品，他还于2006年率先探索基金公司投研多元化之路，内部形成价值组、成长组、混合组、ETF与量化投资组、另类投资组合、固定收益组合六大投资风格，每个小组设立一名投资总监，此举为业内首创，也在内部引发不小震荡。

2011年下半年，肖风从博时辞职，加盟万向集团任中国万向控股副董事长，搭建万向金融板块。正如肖风自己所言：“在退休前开启一个不一样的、新的十年。”

大数据、人工智能如何驱动投资？是肖风这些年投身的事业之一。为此，他于2014年出版《投资革命》，从理论层面探讨大数据、AI与云计算时代，投资乃至资管行业将发生的变化。肖风创立了一家用AI来辅助投资的科技公司——通联数据，并担任浙商基金董事长，基于“AI+HI”搭建底层架构，重构了这家2010年成立的基金公司。 

从监管部门到下海创立博时基金，再转战万向集团，肖风始终是一位锐意进取的创新者和引领者。券商中国记者于近日专访了肖风，访谈中他对公募基金二十余年发展给出了自己的总结，并对“AI驱动的资管公司”进行阐述。

以下为券商中国记者对话肖风的部分文字实录：

公募行业二十余载，制度建设、产品创新、公司治理长足发展

券商中国：公募基金行业发展20余年，您如何看待评价公募基金行业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在制度建设、产品创新、公司治理等方面都有哪些进步？

肖风：目前在中国，公募基金是资产管理行业里最市场化、最专业化、最规范的一类商业组织。这并不是说公募基金从业人员比其他行业的人更聪明、更优秀，而是公募必须要求透明，第一它是公开募集，第二它是100%买者自负。

比如说，我们知道资管新规前很多信托和银行理财都是刚性兑付的，而公募基金面向个人投资者，门槛很低，所以就必须更要求专业、规范和市场化，如果不能做到，投资者会说为什么我要买者自负？ 

制度建设方面，公募基金从行业起步时就奠定了很好的基础，监管部门20多年来从来没有因为行业的波动放松监管，一直在优化一整套针对公募基金的制度规范。

1998年，中国证监会在开始设计制度的时候就把握得非常好，坚持了买者自负，坚持了对公募行业提更高的要求，建立更高的准则。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行业发展到现在，中间肯定会出现更多的波折。

产品创新方面，国内公募基金经历过这样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封闭式基金，1998年公募刚刚起步，首发封闭式基金，后来又参与了老基金的规范化改造，也都是封闭式。

实际上1998年，从全球范围来看，封闭式基金已经不是主流，而是开放式基金，可是为什么当初整个行业包括监管部门先选择了以封闭式基金起步？是因为封闭式基金对公司的治理架构，尤其是中后台的运营压力是最小的。封闭式基金是在交易所挂牌交易的，我们有股票交易所、中登公司，不管是资金清算，还是基金份额的清算，都由他们来做，已经很规范，流程也变得更简单。而一旦到开放式基金的时候，申购赎回、份额登记，要在行业起步之初去运营这样一个复杂的业务流程，中后台真的很容易出问题。所以第一阶段我觉得起步就非常好，用封闭式基金来起步。

第二阶段，公募基金行业迅速引入了开放式基金。开放式基金的流程相对来说很复杂，因为直接面对每一个客户，以银行为主渠道，销售要和银行对接，要做基金份额的登记、基金净值的计算，要应对申购赎回，系统非常复杂，如果没有前面两年封闭式基金的积累，直接上了可能会有问题。

第三阶段，是QDII这种投资海外市场的基金品种，投资区域的扩展也带来了一批产品创新。

这段时间以来，公募行业越来越有自信，具备了根据中国市场特点、上市公司特点、投资者特点、渠道特点，来创新产品的能力，与市场更贴贴近。同时有些产品也不一定是舶来品，比如余额宝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是一个根据渠道的特点创造出来的产品。 

在公司治理方面，最大的创新就是允许资深的专业人士去创办自己的基金公司，这使得整个行业变得非常有活力。因为公募行业并不依靠资产负债表来经营，这点与银行、保险很不一样。银行要有资本充足率，符合资本充足率才能够去经营；保险也一样，保险有偿付能力要求，偿付能力必须保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而公募基金不以公司资产负债表来经营，这个行业的特点就是依靠“人”。

公司治理方面，过去20年时间也在不断优化，比如限制股东对基金公司的影响。股东可以在资本层面、公司运营层面，行使正当的股东权利，但是基金公司管的毕竟不是股东的钱，管的资产也不依靠于股东的投资本金，因此在投资管理、业务运营的范围里面，尽量要把股东屏蔽掉。

投资管理需要有敬畏之心

券商中国：您和深圳、上海两个城市都有着不解之缘。您本人是深户，从当地监管部门下海创立博时基金，参与和见证了深圳证券市场的发展。可以聊聊当时的故事吗？下定决心创立博时基金有哪些驱动力？

肖风：1989年我到深圳，在深圳的一家主生产电视机的企业做秘书工作。当时公司里也没有金融人才，所以当公司董事会决定要做股份制改造，进行IPO的时候，就把这个事情交给我了。1991年底，公司发行完B股，1992年初 A股也上市。

当时人民银行深圳分行需要找上市公司监管的负责人，因为人民银行对金融市场、金融体系监管很熟悉，可是没有监管上市公司的经验，他们希望找一个在上市公司从头到尾做过股份制改造和IPO的人，来负责审查公司的上市工作，同时监管上市公司。他们当时挑选到我，这样的话我就在1992年上半年加入了人民银行深圳分行。

1993年，国务院成立中国证监会，各个地方也进行了证券监管框架调整，深圳成立了深圳市证券管理办公室，人民银行深圳分行关于上市公司的证券市场监管全部合并了，所以我就到了证管办。

对我而言，对公募基金行业的认识和了解最早要从1991年开始。1991年公司发行B股，我们向香港的基金经理、机构投资者推荐公司B股，当时承销商从香港拉了两个大巴，好几十个基金公司的基金经理到工厂来实地考察，我们负责介绍，带他们参观调研，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基金经理。

发行B股之后自然会有研究员来调研，我们每年向海外基金经理做推荐，去香港、新加坡，有时候也去东京、伦敦，那时候欧洲投资者买中国B股的很多。这样持续见到了很多海外基金公司的基金经理们。

1998年的2、3月份，南方、华夏、国泰三家基金公司正式发行第一批封闭式基金，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辞职去创办博时基金，是这样一个过程。

券商中国：1998年您负责筹建博时基金，此后的13年一直是博时基金的灵魂人物。2004年博时基金成为当时国内第一大资产管理公司，您觉得博时的成绩归功于哪些方面？

肖风：我觉得某一年成为资产规模第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持续经营能力，持续地排在行业前列，至少要在前10%，这才能证明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从我个人来说，当年在博时，比较注重持续经营能力的锻炼，这是一个长期的事情，没有终点。

举个例子，2000年后，我们基本上每年都会邀请外部咨询顾问，每年都有一个主题，今年是信息安全，明年是IT战略规划，后年可能是人力资源。

外部顾问是第三只眼，可以帮你看到自己看不到的问题。其次，一家独立咨询公司，可能看了全球几百家公司，它可以把别人好的部分建议给你，可以告诉你现在遇到这个问题，在美国、在欧洲、在中国有哪家公司以前也遇到过，大家是怎么处理的，建议怎样来改进系统、流程、人力资源政策、员工考评等等，越来越精细化。

所以我们每年都会有外部顾问在这里工作几个月，然后每年我们做一方面的改进，要的是它累积起来的效果，10年时间，每年都有不同的人帮你做不同的事情，帮你改进一些东西，10年之后就会变得非常强，持之以恒。 

另一方面，投资管理确实是需要有敬畏之心，尤其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对一个行业要有全球眼光，所以我们也做业务方面的培训。

我们当年跟纽约大学商学院有一个长期合作的金融分析课程，每年请好几位纽约大学商学院的教授过来，给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的机构客户培训，不断提升知识专业技能。

那个时候，中外的交流还不像现在这么多，但是我们坚持读万卷书的同时，还必须行万里路。我们派出很多人出去交流，主要是两个方向：一是是派基金经理去海外公司见习一年时间；二是组织研究员、基金经理去美国、英国做拜访。

有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当时我们的研究员去美国拜访，普林斯顿有一位数学教授建立了模型来辨别法国葡萄酒，哪个年份的葡萄酒是好酒，哪个年份的葡萄酒可能不太好。因为葡萄酒的好坏跟温差、日出、降雨时间这些都有关系。他把过去100年好年份的葡萄酒所有气候资料全部收集，总结得出一个模型，如果早晚温差、日照、阴天、雨量等因素达到某个程度，那么那一年的葡萄酒是好的，如果没有达到的话，葡萄酒是差的。

我们有两次就请他，一是给我们去美国访问的研究员和基金经理上一堂课，讲他的数学模型，同时也给大家上葡萄酒的品酒课，让大家学习怎么品葡萄酒。

品葡萄酒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我们的基金经理和研究员知道，连葡萄酒都可以用量化指标来筛选，股票为什么不可以？大家都认为选股应该尽量去听故事，听董事长、总经理、卖方分析员讲，讲完之后作为基本面来判断是否买卖。其实也可以用数学模型来做，应该尽量地量化它，也许今年做不到，但是应该尽量去用数字、数据、模型来判断，而不是凭感性的判断。

券商中国：离开博时的原因有哪些？离开后主要方向是什么？

肖风：2011年资管领域大数据的概念还没有产生，但互联网等技术已经蓬勃发展。2014年阿尔法狗诞生，进一步给我们带来启发，我们能不能够用AI来帮助投资，这也是我2011年下半年离开博时，想要去做一件新事情的很重要的原因。

离开之后我也邀请了原来博时的同事来协助我一起。那段时间我们做了三个事情：一是2013年，我们写了一本书叫《投资革命》，14年出版。我们从理论上探讨，在互联网时代、大数据时代、云计算时代，投资会发生什么变化，这个行业会发生什么变化；二是我们创立了一家用AI来辅助投资的专业公司——通联数据；三是接手浙商基金，我们把浙商基金最底层的基础架构统统改掉，用AI+HI的做法来重构，往前又走了一步。 

写书、创办通联数据，再加上基金公司的底层架构调整，汇集到一起，就是用AI来改造资产管理业务。这是我离开博时之后重点做的三件事。

券商中国：近年来您致力于投身区块链、数字金融事业，浙商基金定位为AI驱动的资产管理公司，能否展开介绍？您对浙商基金中长期发展规划是什么？

肖风：第一，从我开始担任浙商基金董事长，大家就达成了一个共识，不能让浙商基金复制博时走过的路。对我而言，我成功创办过博时，但并不意味着我可以照着原来博时走过的路，再让浙商基金重走一遍。时间不同了，市场不同了，行业已经发展到今天，必须走别的路，要进一步去发展浙商基金。对于现在浙商基金来说，我们要做的事情是重新定位。

第二，让别人看到我们的特色，让客户看到我们的特色。客户选择我们，是因为我们的某些专长和特点。我们只有坚定走“AI驱动的资管公司”这条路，我们要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

靠封闭市场来养活自己很没出息

券商中国：国内对外开放迎来了新的里程碑。最近贝莱德成为国内首家外资100%控股公募基金，您怎么看待国外资管巨头入华布局？他们和本土的基金公司相比有何优劣势？

肖风：这是一件好事，而且早就应该开放，如果靠封闭市场来养活自己，那是一个很没出息的做法。

外资和本土公司大家各有所长。外资到中国来，如果只看投资这一端，QFII开放很早就开始了，再看长远一点，1991年上海、深圳开始挂牌B股，海外投资者就已经进入中国市场。

一开始大家会说对外开放有什么冲击，最后发现QFII这个阶段外资带来了很多好东西，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一是他们到中国来买股票，一定对市场的深度有要求，太小的股票他们不买。

二是他们对合规有要求，那些有不好行为的、或者有瑕疵的股票他们不会买，因为他们要对投资者负责任。

三是他们是从全球视角来做行业资产配置，现在毕竟是一个全球化分工的时代，比如说中国基建最火热的时候，他们会去买澳大利亚和巴西的铁矿石厂；中国大妈们对黄金需求旺盛的时候，他们可能会买加拿大的金矿。

进一步开放后，这些机构可以到中国来设计产品，服务中国的客户，投资领域他们已经尝试过了，现在要做的就是市场，是对客户需求的响应，他们怎么服务中国客户？怎么满足中国客户的需求？设计什么产品？用什么方式跟他们对话？使用什么渠道？带来的冲击或许只是这些而已，并不存在他们会比中国本土的基金公司更有竞争力这回事。

其实他们更需要的是向本土公募基金公司学习，我们对本土客户的了解显然比他们深。所以首先他们要学习，如果他们在中国照搬照抄他们在海外的模式，一定会失败，可以这样断言。其次，我们应该欢迎他们来，他们在全球也有几十年上百年的经验，服务客户的经验，应该向他们学习，去优化我们对客户的服务，但我不认为会产生多大的冲击。

券商中国：您说过资管行业还没有马斯克式的人物，您想成为资管行业的马斯克吗？

肖风：我应该不是。马斯克这样的人或许全世界百年才出一个。我认为他有点像美国19世纪末期的爱迪生，他是一个颠覆性的人才，创造出了很多新的东西，这些东西是前所未有的，不管是对行业，对产业、产品，都是颠覆性的。

另一方面，我们发现，爱迪生也好，马斯克也好，都在美国，美国为什么能够持续产生这样一些对整个人类社会有颠覆性影响、产生巨大推动的人物？值得我们思考，我相信未来中国肯定也会产生这样的人物。

我们做资产管理行业，实际上多少受到马斯克这些人的影响，探索在资产管理行业里面，通过一些数字化的东西来改造它，但这不是我们的创造和发明。我们能不能在这种启发下，在资产管理行业里面做一点颠覆性的、相对革命性的尝试？我们只是有这样一个假设，但传奇人物不是经常出现的。达芬奇、牛顿、爱迪生，当今的马斯克或许是这样的人物，但再往后谁也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