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不知名的小渔村到光彩夺目、名闻遐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经过40年的努力拼搏，深圳得到了高速度、高效率、高质量的发展，由南国小县一跃成为在亚洲经济总量居前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这无疑是世界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发展史上的奇迹。

在资本市场迎来而立之年、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之际，证券时报记者专访了深圳市原市长、中国中小企业协会会长李子彬。在他任期内的1995~2000年，正是特区发展中流击水之时。李子彬表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深圳已建立了土地市场、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经理人才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产权交易市场、较为健全的金融市场，生产要素市场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在1995年4月召开的深圳市第二次党代会上，市委市政府提出第二次创业，到201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性城市。深圳在诸多领域的改革和探索，都早于全国各大城市，发挥了改革开放的先行作用。

一定要搞活资本市场

证券时报记者：创业板今年迎来注册制改革，市场活力被进一步激发。深市发展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在一次次“化险为夷”中不断发展。您曾深度参与深市初期的改革和发展工作，推出的举措影响深远，其中哪些事件您印象最为深刻？

李子彬：1992年深圳发生“8·10”事件后，在多种因素作用下全国证券市场步入持续3年的低迷状态，深圳更甚，低迷的深圳证券市场几乎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深圳是因噎废食放弃证券市场还是直面现实解决问题？深圳市委市政府选择了后者。1995年7月，新一届市政府在深入分析证券市场存在的利弊，总结深圳证券市场建立以来的经验教训后，决定兴利除弊，重新搞活低迷的证券市场，更好地发挥资本市场对深圳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支撑作用。

经过一个多月的调研，针对深圳证券市场运作体制的形成和运作现状，重点查找现行运作体制和交易清算制度的不足和缺陷，市政府发现，深圳证券市场原有运作体制和交易清算制度随着市场的发展，矛盾不断显现，制约着市场的运行。

由此，市政府确定了搞活深圳证券市场的主攻方向——改革市场管理体制，重建交易清算体制。1995年9月，市政府出台深圳证券市场12项整改措施，当中直接涉及交易、清算系统的就有8项。市场组织架构的改进和完善，减少了工作环节，提高了工作效率，为深交所全面行使市场组织和一线监管职能，充分提高运行效率，综合提供市场优质服务奠定了体制基础。

当时，曾经有人建议市政府出资10亿元支持证券市场，我果断地予以制止。深圳市坚决依法依规办事，绝对不搞政府托市！

事实证明，搞活证券市场的决策为深圳资本市场的可持续发展铺开了一条康庄大道。1996年4月，深市就出现了赶超沪市的势头，到六七月份已势如长虹，出现了深强沪弱的态势，带动了全国证券市场的新一轮发展。

另一件重要事件就是向证监会打包票，自主妥善处理B股开户异常情况。1996年6月，时任深交所总经理庄心一从海南走访上市公司回来的14日当晚，在查看股市数据时，发现B股开户增加了许多，直觉告诉他，这种情况不正常。反馈回来的信息是，深市B股开户出现了排长队现象，开户数剧增，而且都是境内居民以境外人士的身份虚假开户。

随后几天，境内居民开立B股账户者越来越多，事态变得更加严重。证监会决定派工作组来深圳调查处理。我知道情况后，觉得调查组进驻深圳后，不但可能永久性关闭深圳的B股市场，同时也会冲击刚刚恢复元气的深圳A股市场。这是一件非同小可的大事、急事。

我当天晚上就给时任证监会主席周正庆打电话：“B股开户异常这件事情我知道，深圳正在紧急而妥善地处理解决中。目前情况不至于失控，请你们暂缓派工作组来，这件事我来负责，如果出事的话，我李子彬对国务院负责。”我的保证打消了证监会的顾虑，调查组深圳之行取消。

从6月14日至6月25日，在近半个月时间里，我和时任深圳市副市长武捷思、庄心一等人每天晚上开会，针对当天B股市场波动情况，采取相应对策。按照“内紧外松、热事冷办、依法依规、务实低调、特殊事尽量用常规化方法处理”的原则，采取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有力措施，以最低成本，自主、平稳、妥善、迅速处理了这起可能引发市场危机的异常情况。

证券时报记者：这些“风浪”，是否影响了您对资本市场发展的认识？您如何看待资本市场的作用？

李子彬：1994年12月，我根据自己到深圳任职后50天密集调研中了解到的情况和问题，提出今后深圳经济社会发展的五条重点工作思路，其中包括“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重启深圳证券市场，搞活深圳金融业”。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金融市场体系，证券市场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需要大量资金，科技创新型企业在成长初期没有多少销售收入和利润，也没有建立起足够的信用，而且科技创新型企业的成长风险较大，所以，银行不可能给这一类企业提供贷款。换言之，科技创新型企业的成长初期，只能从风险投资或者类似纳斯达克市场获得股权投资。只有搞活证券市场，打通融通资金的重要渠道，发挥资本市场的强力支撑作用，深圳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才具备相应的金融市场环境。

搞活证券市场，更好地发挥资本市场对深圳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支撑作用，既是承续前人改革创新探索的宝贵成果，又是深圳进入二次创业阶段的一项重要举措。证券市场存在着利与弊的两重性，但利大于弊，搞得好，可以最大限度地限制其弊端。在不违规的前提下冒点风险是必需的，否则市场搞不活。当年在决定搞活深圳证券市场时我给自己壮胆，20多年后依然赐予我前行的力量。

金融棋活 全盘皆活

证券时报记者：深圳金融业发展几乎是“白手起家”，通过大胆进行金融制度和金融业务创新，目前深圳的金融与经济发展形成良性互动的新局面，金融业成为深圳特区经济建设的重要动力，并为推动全国金融改革做出了重大贡献。如何让金融和经济更好地发挥“合力”，深圳有哪些经验？

李子彬：经济是金融的基础，只有经济不断发展，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经济的整体素质不断提高，金融业才能保持长期、稳定、健康的发展。

深圳金融业之所以能够一直保持持续的、蓬勃向上的发展势头，最基本的原因在于深圳经济始终保持稳定、健康、快速的发展，从而逐步形成了金融与经济相互促进的局面。

深圳经济能够长期保持旺盛发展的势头，重要原因之一是深圳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和经济素质的不断提高。1979年，深圳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分别是37.0%、20.5%和42.5%，1998年它们依次是1.2%、49.7%和49.1%。工业的高速增长和第三产业的稳定发展，彻底改变了传统的产业结构，为深圳金融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新的需求，开辟了广阔的市场空间，以第二、第三产业为主要服务对象的深圳金融结构随之迅速形成。

深圳经济的蓬勃发展为金融运作提供了大量资源，银行存款不断增加，从而大大推进了金融整体实力的迅速增强。

深圳金融业的快速发展对特区经济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银行信贷资金成为深圳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据统计，深圳经济特区企业的流动资金80%来自银行贷款，企业基本建设投资的36%来自银行贷款，银行投入的资金占深圳经济特区全部建设资金的56%；保险业的兴起对全市经济的发展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92~1999年，深圳的保险公司对社会的年均赔付额达9亿元。深圳金融业自身的发展也构成了深圳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深圳的重要支柱产业。

证券时报记者：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是近年来经济工作的一条主线，深圳在防风险方面有何经验？

李子彬：金融业的发展既是一个业务种类日益增多、规模总量持续扩大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风险因素不断加大、监管要求愈来愈高的过程。这一特征随着金融创新的日趋活跃和金融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在当今显得更加突出。因此在金融工作中，必须牢牢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加强和完善金融监管措施，不断消除和化解各种风险隐患，才能保持金融业长期稳定的发展局面。

总体上看，深圳金融业基本保持了稳定健康的发展态势，这一良好局面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深圳市政府坚持不懈地深化金融改革和不断为金融业的发展积极创造良好环境；另外，各金融监管单位强化监管，各金融机构注重和强化自律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是深圳市政府充分尊重金融业内在规律，支持和保护各金融机构自主决策、自主经营，从不干预具体金融业务。深圳建立经济特区以来，因大规模基础建设、项目投资，对资金需求如饥似渴，但直到我离任前，深圳市政府始终坚持不干预具体金融业务的政策，大大降低了政策性金融风险。

二是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从源头入手，消除隐患，主动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未雨绸缪，及时消除隐患，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最有效措施。

三是初步建立了金融监管部门专职监管、金融机构自我约束、行业自律和社会公开监督有机结合的多层次监管体系。

四是在改革中转变观念、完善机制，使金融业的运行逐步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在信贷管理体制上，深圳在全国最早实施了信贷资金比例管理制度，率先进行了贷款抵押、担保的试点和推广工作。在内部管理机制上，深圳金融机构普遍建立了与资产质量、经济效益挂钩的考核、奖励和分配制度。在深圳的金融法人机构，也逐步形成了符合《公司法》《商业银行法》等有关法律要求的法人内部治理结构。新体制的形成和逐步完善，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构筑了一道基础性屏障。

证券时报记者：深圳是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城市，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建成区域性金融中心可以说是时代赋予深圳的使命，深圳有何优势，又当如何抓住机遇？

李子彬：回顾1980年到1999年深圳金融业改革发展历程，我们深深体会到，深圳金融业之所以能够保持持续、稳定、健康向上的发展态势，主要得益于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改革开放路线和赋予深圳经济特区先闯先试的政策；得益于深圳经济规模的快速增长和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得益于深圳金融业全体同志艰苦卓绝的努力，得益于深圳市政府观念的不断转变、职责的科学定位和工作的准确把握。

从金融业的发展来看，把深圳建设成为区域性金融中心，既是时代的发展对深圳提出的客观需求，也是深圳作为经济特区的历史担当。深圳也有条件、有能力建成区域性金融中心。

第一，深圳金融总量规模已经位居全国大城市前列，金融改革、管理以及服务手段的现代化也走在全国前面。

第二，深圳国民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已经初步实现，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发展，未来深圳有能力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这为深圳金融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广阔的发展空间。

第三，深圳毗邻香港，继续按国际惯例推进深港两地金融业的合作是双方共同的利益所在，有利于深圳进一步改善金融发展机制和提高金融国际化程度。

第四，深圳已成为全国证券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证券市场显而易见的强劲发展趋势必将对深圳完善金融体系、构筑区域性金融中心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第五，深圳保险业务发展快速，基础良好，平安保险公司已经成为全国性的保险公司，这也是把深圳建成区域性金融中心的重要有利条件。

纵观世界金融业发展史，我们看到，金融中心不可能靠自封，也不可能靠行政手段和行政规划形成，必须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并具备相应的要素条件。经过20年的改革发展，深圳区域性金融中心雏形已现。我深信，不远的将来，一个机构齐全、技术先进、业务发达、监管严密、运作高效、功能完备、辐射力强、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区域性金融中心必将在深圳出现。

深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范例

证券时报记者：您曾任五年深圳市市长，成为终身深圳市民，为深圳的建设付出了大量心血。近年来，深圳的发展超出想象，这离不开早期建设者们打下的坚实基础，您如何看待深圳的成功？

李子彬：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面对深圳的崛起，我的心情难以平静，感悟良多。深圳人民发扬艰苦创业的拓荒牛精神，敢为人先，敢闯敢试，大胆改革，加快开放，艰苦奋斗，率先冲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最早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往事历历在目。特别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起，我与全市人民一起进行第二次创业的岁月，成为我一生中的重要经历，成为我永远难忘的记忆。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深圳工业发展曾经后继乏力，前景堪忧。为此，市政府及时调整产业政策，在稳定、升级“三来一补”企业的同时，大力发展以信息技术产业、生物技术产业、新材料产业为重点的高新技术产业，使产业结构顺利过渡衔接、转型升级，奠定了深圳现代产业基础。

在1995年4月召开的深圳市第二次党代会上，市委市政府提出第二次创业，到201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性城市。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争创体制机制新优势。深圳在全国率先改革审批制度，大幅度精简政府审批事项，整治“三乱”，建立土地使用权拍卖中心和政府工程招投标制度；大胆探索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产权多元化的制度改革，探索国有资产授权经营制度，建立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切实转变国企经营机制，做强做大国有企业。深圳在诸多领域的改革和探索，都早于全国各大城市，发挥了改革开放的先行作用。

深圳的市政效率和营商环境一直备受赞誉，在这方面，深圳多次实行“刀口向内”的改革，建设廉洁高效政府。特区成立以来，多次精简政府机构，提高办事效率。一系列管理举措，针对性强，收效明显，基本上做到了政令畅通，加强了政府的服务功能，为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另外不得不提的，是深圳的人才。深圳是一座移民城市，成立经济特区以后，市委市政府多次到国内一些省市招聘党政干部、专业技术干部、企业管理干部，到海外招聘出国留学的专业技术人员。他们每个人都怀着梦想来到深圳创业，形成了艰苦创业、勇于创新、不断进取、包容共享的城市文化。正是这样一个群体，经过40年的艰苦奋斗，把深圳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性城市。

证券时报记者：您对深圳的未来有何期待？

李子彬：回顾深圳走过的道路和取得的巨大成就，可以自豪地说，深圳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先行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践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范例，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有力印证。

深圳的成功实践雄辩地证明，中央当年做出兴办经济特区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我们要牢记并践行习近平同志的指示，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时移世易，时代巨轮乘风破浪，经过多年的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坚信，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特区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必将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中国人民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