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10月9日，中国证券史上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它震动了全中国、全世界！当时传来的是：沈阳金杯汽车股份公司的股票，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中国和世界的各大媒体的大标题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股票在纽约成功挂牌上市！”“创造了中国国有企业海外上市第一股！”

在本文开头，笔者必须说明：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不是金杯汽车股份公司，而是华晨汽车控股公司（以下简称华晨），这是一家在百慕大注册的公司。华晨上市的资产，则是金杯公司的子公司金杯客车公司优质资产。

10月29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北京接见了金杯汽车股份公司董事长赵希友、华晨董事长仰融、华晨的控股股东——中国金融教育基金会会长尚明。江泽民听取华晨在美国上市的情况汇报后，给予充分肯定，比喻为“金杯接通了与美国乃至世界金融的管子。”江泽民接见，在中国媒体上没有报道，但在11月12日第173期的《金杯汽车报》头版头条进行报道，刊登了江泽民接见的大幅照片，并配发新闻。对华晨的上市，《金杯汽车报》早在10月22日第170期大张旗鼓宣传，并配发评论。这些报纸，我至今仍保存完好。

在这光辉事件背后，却是华晨绝密的上市运作。这些运作，在中央严厉追查之前，连我——时任沈阳市股份制办公室唯一的副主任，也没让介入。而是在中央追查后，市长让我去调查，并去北京汇报，我才知道华晨在美国上市的全过程。

中央严令调查

1992年9月28日下午四时多，市体改委主任关维国让我马上到市委副书记、市长武迪生办公室。我去后，武对我说：中央领导追查金杯在美国上市问题。说到这，市长特别对我解释：你工作太忙，没让你介入金杯去国外上市工作。市长让我去金杯公司调查在美国上市的整个情况，以便向中央汇报。市长特别嘱咐我：“你一个人去，调查情况要保密。明天就去，不要拖到国庆节后。”当年的国庆，从30日休假，实际只给我一天时间。

我回到顶头上司、市体改委主任兼市股份制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关维国办公室，向他汇报武市长给我的任务，并问关主任是怎么回事。关说：“今天下午，体改委副主任王义本在北京开会时，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刘鸿儒问辽宁省体改委参会同志：‘沈阳金杯公司在美国上市是你们批的吗？’省体改委回答不知此事。沈阳市计划单列，经济上的工作，沈阳直对中央。刘紧接着问：‘沈阳谁来了？是你们沈阳市政府批准的吗？’王义本也答复：不知此事。刘鸿儒当即告诉王义本，要求沈阳市政府立即进行调查，把调查结果迅速上报。”这才有了市长亲自下令让我单枪匹马的保密调查。我当时问关主任：金杯在美国上市是怎么回事？关说：我也是才听说此事。

市长的焦虑

武市长让我去调查时，我不知道刘鸿儒为什么在大会上点名让沈阳市政府调查并迅速上报。但我在调查结束去北京汇报时，国务院证券委办公室副主任马忠智让我看了时任副总理朱镕基严查金杯在美国上市的批示后，才知道事情多么严重！我也是调查结束后才知道，金杯在美国上市，是武市长的决策，是市政府领导全程参与的。金杯这个有五万名职工的特大型国有工业企业，不经中央批准，有意瞒着中央在美国上市，性质之严重可想而知！武市长能不着急吗？

武市长亲自向我布置调查工作时，没有向我说市领导知道此事。但他的神清不似平时总是那种淡定从容，给我一种急迫、焦虑、期盼的感觉。我1984年8月到市体改委秘书处当秘书时，武迪生时任副市长兼体改委主任，秘书与主任当然工作上接触极多。此后武当了市长，直到1993年飞机失事，武去世前，长达十年，工作上经常接触。我曾多次陪同武接待客人，包括时任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到沈阳调研时。武和厉两位沈阳老乡欢快畅叙，两位同样高大身材的人，并肩走出会议室的情景，我依然历历在目。

武市长向我布置调查工作时，也让我想起此前全国人大常委杨克冰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投票否决《破产法》后，到沈阳调研——可以说是兴师问罪时，武市长让我放下手头所有工作，向杨汇报并陪同杨在沈阳前后长达十余天进行调研的情景。此后，杨克冰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投票赞成《破产法》。也让我想起时任国家主席李先念，在沈阳化工厂合资问题上的严厉批示追查时，武市长点名让我调查并进京汇报，说清了事情真相。这次，让我去金杯调查，让我这个救火队员，赶赴火场，我能救了这火吗？武市长期盼我在调查后，能像以往一样，找出解脱市政府困境的办法，以向中央有个交代；我能做到吗？

去金杯调查

我的工作日记：“1992年9月29日，从家里骑车去金杯调查美国上市事。”9月29日早8点前，我用了20多分钟，飞快骑着自行车，到了金杯公司办公室。见到办公室陶盛华、荀健两位主任。荀健跟我开玩笑：“这么早，回公司上班了？”这是因我在沈阳汽车工业干了整整20年，1984年才从金杯调市体改委。我也开玩笑说：“对，老九又回来了？”陶主任说：“明天就国庆节放假了，你一个人跑来参加会餐来了？你也来得太早了，下午才会餐。”我说别开玩笑了，我是“奉旨出朝”。这时办公室张主任也到了。我向三位主任说了我的来意，我问他们三位：能不能把金杯在美国上市的事向我介绍介绍。三位异口同声说，不清楚。我说那我找赵希友吧（笔者注：赵是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陶说：赵总今天在瑞士，你坐飞机去找他吧。我说赵总出国考察去了？陶顺嘴说“路演”，我说什么“路演”？当时，我还真不懂什么是“路演”？陶赶紧岔开，说找别人吧。我说找何忠彬（金杯党委书记）。陶出去一会回来说：何不在。我说别的老总也可以。陶出去后，领我到刘副总办公室，我与刘很熟，刘说你知道，我是管技术的，不了解在美国上市的情况。我吃了闭门羹。

我回到办公室，陶说别的领导都不在，节后再说吧。我说不行，武市长交办我今天必须把事弄清楚。各位老总肯定得回来会餐吧？我等他们。三位主任看我如此坚决，荀健说：“凌方遒可能知道些情况，让他跟你说说吧。”我说只要能说清楚，谁都行。

凌方遒时任金杯公司企管处处长。凌方遒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的风云人物。在任沈阳市汽车油泵厂厂长时，是全国租赁改革的第一人，是全球、全国著名的改革者。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来沈考察时，专程到这个不足200人的小国营工厂听取凌的汇报，大加赞扬。我与凌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因工作非常熟悉。我到了凌的办公室，爱开玩笑的凌说：“大国庆的，不在市政府好好呆着，跑这来干啥？”我说明原因后，凌说：“除赵总外，所有领导都在家，但都怕你，躲起来了。”凌说：“也就是你来，换个人就是市长来，我也不接待，也不敢说，因为金杯在美国上市是绝密的事，只有极少数人知道和参与，公司有纪律，你应该理解。”凌接着说：“你问吧？想知道什么？”我边问，凌边说。半个多小时，凌为我描绘出金杯在美国上市的大轮廓。我开始抠细节。凌文革前大学毕业，从工厂计划员、调度到当过多年厂长，现在又是公司企管处长，绝对是企业管理的行家里手。对我提出的每个细微之处，都做了详细的解答。已经中午12点多了，三位主任不时过来听听、看看，说我“太磨叽”了，说都午休了，还缠着凌方遒干什么？他们爱说啥说啥，时不我待，我必须把每个环节都弄得清清楚楚，才好向市长交待。我喋喋不休地问，凌方遒耐心地答。情况清楚了，

我心中已有了结论，我真的十分感谢凌方遒，是他让我了解了金杯上市的全部真相！

已经下午1点了，三位主任都过来了，说会餐很快开始了，让我回到“老家“与老同志会餐后再走，说难得聚一聚。拉倒吧！我的调查已经结束了，市长还急等着呢！我说：“你们会餐去吧，我得顺轿回府了。”我顺嘴说了一句：“这么大的事，你们公司也不向市长汇报，弄得中央追查，市长着急，我跟着遭罪。”没想到，这句话惹来大麻烦！

张主任亮真相

我这句话，惹恼了刚烈直爽的张主任。他说：“你们市政府办的啥事？市长都知道的事，还让你来调查，搞的什么名堂？要不是看在你是老朋友，我们都不应该接待你！”我一听话里有话，当即追问：“你们在美国上市，都瞒着我这个市股份制办公室主任，我都不知道，市长怎么知道？”张一看把话说到这个份上，打开卷柜，在卷宗中取出一份材料，说：“我的主任大人，你看看吧。”我一看，这是三页手写的会议记录。看内容大吃一惊，这三页记录，详细记载了副市长、副秘书长接见美国相关人员，谈金杯在美国上市的相关情况。大吃一惊的我，在白纸黑字的确凿证据面前，无话可说。这是张主任的亲笔记录！

我的脑子在瞬间惊醒后，突然醒悟：市长们亲自操办的事，为什么还让我去调查？这是知道我这个人遇事刨根问底，通过调查，找出化危为机的办法，盼我这个“股份制专家”去排雷，去找出理由解脱困局，去向中央做出交待。话又说回来，金杯在美国上市，本应是我这个股份制办公室唯一的副主任的本职工作，不管事先是不是介入，让你接手处理，也是我职责份内之事！不要抱怨，还应该感到市长在关键时刻对你的信任。更何况我在体改委工作八年的经历，使我深知，改革就是要改革现行体制机制，就是创新，如果遵循现行体制、机制，那就用不着改革了。金杯在美国上市，就是要创新，要打破现有的体制、机制。但创新就可能违反现行规定，如果方向不对，就可能犯错误。市长亲自操作金杯在美国上市，就是在开创中国企业到国外融资之路，就是创新。如果方向对，那就可能为中国改革开放闯出一条新路。如果违反现行规定，大张旗鼓地去创新、去改革，势必在现行体制面前碰壁。所以，一些创新需在秘密中进行，失败了，等于交一笔学费；成功了，取得国家承认了，再推开，为改革开辟新路！所以，沈阳市的改革，开始都是在小范围、极少人知情的情况下进行，而且这些人是只干不说——这是当年体改部门的铁的纪律，人人必须遵守！想明白这个道理，我对市长的抱怨顿消。

释虑解惑

在与凌方遒交谈中，我对金杯在美国上市的过程越来越清晰，我的头脑中已经形成了总体概念。主要是：（1）在美国上市的不是金杯，是华晨汽车控股公司，金杯与华晨是两个独立法人，说金杯在美国上市是个错误。（2）华晨汽车公司是在百慕大注册的海外企业。（3）华晨控有金杯公司下属金杯客车公司51%的股份，华晨上市的资产是金客公司的资产。（4）海外注册的华晨公司，在美国上市，按国际规则，不需要中国政府批准。

骑自行车回市政府的路上，我反复推敲我的这些想法，最终认定是对的。其核心就是：在美国上市的是华晨汽车控股公司，是一家海外注册企业，不是沈阳市的企业，它的上市不需要沈阳市政府批准。沈阳市也没有给华晨上市下批文。

回到市政府，向武市长详细汇报调查情况和我的结论，我当时就发现，武市长脸上露出了常年就有的平静的微笑面容。汇报结束，武市长让我整理一个材料给他，并告诉我，过完国庆就去北京汇报。

北京汇报

按武市长指示，我在汇报完，就给国家体改委主管股份制的孙树义司长打长途电话，谈节后去北京汇报华晨在美国上市问题。孙司长听取我的简要汇报后，说这个事我知道了。但这个问题，朱镕基副总理批到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办公室处理，你得去找证券委。我从司长那里得知，证券委已在筹备中开始工作，设在中南海北门对面小马路里的文津街11号。证券委办公室副主任是马忠智。孙司长告诉我马忠智的电话。

我与马忠智很熟，他到证券委前，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管理司工作，工作上打过交道。他接到我电话后，一听是金杯上市的事，马上就答应让国庆节后就去北京。

节后，刚刚上任的市体改委主任宿庸、工作人员聂晶和我，一行三人乘坐254次沈阳直达北京直快列车，早7点到北京后，直接去国务院证券委办公室。文津街11号管理特别严，马忠智到大门外接我们到他的办公室。马是股份制和金融专家，我一把情况汇报完，他就说：“听明白了。”他向我们介绍说，中央领导对华晨在美国上市感到很突然，在中央没有做出中国国有企业到海外上市的决定前，金杯到美国上市是严重违规的。马说，朱镕基副总理对此事有严厉批示，要追查责任。我向马提出，想看看朱镕基的批示。马打电话，让文书把该批件送到他的办公室。我们三人传看了这个批件。朱镕基从该文上面一直批到该文下面，措词十分严厉。传看后，我拿出笔、本进行记录。马对我说：“看看就行了，不要记了。”马收回文件，对我们说我问：“用不用沈阳市政府写个正式报告？”马说：“既然市政府没有批，先不用写。你们不要回沈，在北京听我的消息。”我们三人出了证券委大门，在马路边掏出日记本，三人一起回忆，把朱镕基批示全文大体记录下来，回沈阳给市长看。

当天下午，我给马打电话。马说：“我已向刘鸿儒、朱镕基汇报，事情已经清楚，不需要市政府出报告。”得到马的准确信息，我们三人乘晚上253次列车回沈，次日早7点到沈，直接到机关向市长汇报。市长脸上露出了笑容。

赵希友从国外归来，我去金杯公司，向赵、凌等说明汇报情况，向凌及陶、荀、张三位主任道谢。

华晨在美国上市后，成为中国海外上市第一股。随后，经国家批准：青岛啤酒于1993年7月15日在香港上市；沈阳输变电集团也于1995年7月6日在香港上市。

王世良

2020年1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