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现在遍布全国各省市的证券监管局，不由得让我想起27年前，沈阳市证券委员会和沈阳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时的艰难历程。也难怪，沈阳市成立证券监管部门，是全国各省市的首创，是地方成立的第一个由市编委发文，进入政府序列，有编制的市证券监管机构。

成立证券监管机构的由来

1992年8月10日，我时任沈阳市股份制办公室副主任兼市体制改革委员会企业体制处处长，随同副市长张瑞昌、市人民银行副行长赵宝林，去北京参加国务院召开的部分省市参加的《股票市场试点工作座谈会》。8月13日下午3时，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副总理田纪云、朱镕基，国务委员李贵鲜、李铁映等中央领导，在中南海第一会议室，接见了全体会议人员，朱镕基作了关于当前股市发展情况、存在问题和今后工作的五项安排的报告。李鹏最后讲话，要求股票要坚决试点，不能停，并宣布中央决定成立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从中南海回到京西宾馆，张市长、赵行长和我，研究回沈后的汇报、贯彻和相应工作。张市长翻看了我记的总理讲话的20多页记录，告诉我把记录整理抄清，把会议情况和我们刚才研究的贯彻意见，尽快写出报告，向市委、市政府领导汇报。

当晚9时，我们乘253次快车回沈。14日早7时到沈阳，我回家后，按市长指示，写出会议情况和初步工作安排。下午，把所写材料及会议记录交给市股份制办公室主任兼市体改委主任关维国。半小时后，他看完，让我把材料交给市长。我在材料中，提出成立沈阳市证券委员会和沈阳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建议。

张市长向市委、市政府汇报后，要我尽快了解国务院证券委和中国证监会组建情况，以便进行决策。我当即去北京，见到国家体改委副主任洪虎、刘鸿儒及相关领导。他们说正在筹备。我问他们京西宾馆会议材料和总理讲话何时发？他们回答没发文件。9月初，我再次进京，仍没有证券委和证监会成立的信息，中央也没印发总理的讲话。

市长办公会议的决定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沈阳，在改革上是敢为天下先的。市委和市政府决定不再等了，按总理讲话办。1992年9月11日下午，即京西宾馆会议过去近一个月，在中央仍没有成立证券委和证监会信息的情况下，本着进行开创性工作的沈阳精神，张瑞昌副市长在市政府主持召开了市股份制试点领导小组第12次会议。市政府办公厅于9月14日印发《市长办公会议纪要》《办综》字【1992】60号。在这次会议上，由我传达了国务院召开的部分省市股票市场试点工作座谈会精神和我市下一步股份制试点的具体操作意见。会议确定八项工作，这八项中的第五项是：“加强对股份制试点的领导，参照国家即将成立证券委员会和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做法，可在已有的市股份制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的基础上，聘请一些在理论上有造诣、实践上有经验的股份制专家，成立市证券监督委员会，由领导小组办公室先起草个文件，然后报批。”

由于涉及成立一个政府部门，市长决定由关维国和我，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具体抓这项工作。

国务院五十四号文件

市长办公会后一个月，1992年10月12日，国务院发布54号文件，决定成立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中国证监会。文件发到沈阳，我看到文件后，立即起草了《关于成立沈阳市证券委员会和沈阳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报告》。关维国主任亲自起草了证券委和证监会体制和人员安排意见，市委书记、市长、副市长均作了批示。为了取得国家支持，以便对口工作，市长责成我去北京，向国务院证券委和中国证监会汇报沈阳市拟成立证券机构的设想。我到北京后，先后到了位于文津街11号的国务院证券委员会、位于东四十条的设在保利大厦内的中国证监会，当面请示时任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副主任兼中国证监会主席刘鸿儒，刘表示，中央没有要求地方成立证券机构，此事由你们地方政府决定。刘向我介绍了美国证券机构的管理体制，说美国不是按各州，而是按大地区成立证券监管机构。沈阳证券机构成立后，我拿着批文去北京向刘鸿儒请示，请求建立工作关系，刘说中央没让证监会下面“设腿”。你们自己根据市委、市政府要求开展工作吧。

沈阳证券监管机构诞生

刘鸿儒主席介绍美国证券监管体系后，我从中得到启示，向市领导建议，成立的证券委员会带“市”字，成立的证监会不带“市”字。设想是：如果将来中国证监会设“腿”时，沈阳证监会要成为地区性的监管组织，这“野心”不可谓小也！我的建议得到市领导支持。

要知道，一个城市成立一个有编制的市直属新机构，是相当不易和麻烦的。经与市相关部门反复沟通，市委书记、市长们反复研究，最后经市委常委会研究决定，于1993年2月2日。成立了沈阳市证券委员会，并于当日发文，公布成员名单，我被任命为市证券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紧接着，1993年2月3日，沈阳市机构编制委员会正式印发，沈编发【1993】5号《关于成立沈阳市证券委员会和沈阳证券监管管理委员会的通知》。市编委批文按照国家体制，市证券委员会是“全市证券市场的统一宏观管理机构，实行例会制度。办事机构设在市体改委。”“沈阳证券监管管理委员会为市证券委员会的监管执行机构，按全民事业单位管理。核定事业编制20名。经费来源一九九三年由市财政列支。从一九九四起自收自支解决。”

经过近两个月的紧张筹备，解决了办公用房、办公设备和调入人员等多项工作。由于市政府大楼办公用房十分紧张，证监会借用市烟草专卖局办公楼的房间办公，烟草局楼门边上挂上了《沈阳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牌子。办公设备初步配齐。编制20人全部调入到位。1993能4月5日，沈阳证监会正式挂牌成立。第一次证监会全体会议，证监会主任关维国责成我，作了世界和中国证券发展状况、沈阳市股份制试点情况和证监会工作的讲话。因人员来自四面八方，为让他们了解情况，进入角色，我讲了半天，证监会办公室秘书作了详细记录，整理成文。

从此开始，沈阳证监会开始了长达五年多的工作。直到1998年，中央决定证券监管机构实行垂直管理，辽宁省证监会与沈阳市证监会合并组成中国证监会沈阳证管办。沈阳证管办是管理东北三省的证券监管机构。那一个阶段真成了全东北地区的证券监管机构，当年的“野心”，还真成为现实。

后来，按中国国情，各省、市、自治区和计划单列市分别成立证监局。

1993年2月、4月，沈阳正式成立证券委和证监会，成为全国第一个省市成立的证券监管机构。厦门市体改委主任陆建新听到消息后，来电话找我咨询后，亲自带人到沈阳调研。陆回去后，厦门市成为全国第二个设立市证券监管机构的城市，陆建新兼任市证监会主任。

主动建立联系

虽然刘鸿儒主席说，国家证券监管机构“不设腿”，但市委、市政府领导指示：要主动去北京汇报，建立工作联系。因此，市证券委、证监会成立后，第一件事就是我陪同市证券委办公室主任、市体改委第一副主任、证监会主任关维国去北京，到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中国证监会，向主任、主席们汇报沈阳情况。回来后，我又带领沈阳市证监会三部一室的部长、主任专程到国务院证券委、中国证监会，如此前一样，去拜访、接头。两次拜访，都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在拜访中国证监会首席会计师汪建熙时，听他说证监会向各地券商收监管费用有难度，有鞭长莫及之感。我当即主动请缨，由市里向本地券商代收代缴，汪与主席商议后，答复同意。回沈后，我向主任、市长汇报，获得同意。于6月18日，沈阳证监会发正式文件，以沈证监发（1993）年12号《关于代行征收机构监督管理费的通知》，并附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征收机构监督管理费的通知》。此文抄报：张瑞昌副市长和市政府副秘书长贾丕仁，抄送市体改委、市财政局、市人民银行。并附上中国证监会1993年4月1日《证监发（1993）年6号《关于征收市场监督管理费的通知》，发给各证券经营机构。还是地方政府威力大，很快就收缴30多万元。我至今清晰记得，总部位于上海的国泰证券公司设在沈阳的分公司，康宁和张殿军两位正副经理，亲自到市证监会送来支票的情景。

收缴30万元后，我和会计王淑岩带着支票，专程去中国证监会上缴。当我俩向时任证监会主席刘鸿儒、副主席傅丰祥、秘书长朱利汇报此事时，得到了他们的赞扬和肯定。中国证监会默认了我们这个“腿”。

7月，时任中国证监会办公室副主任王力，到沈阳证监会调研。关维国主任和我向王力做了详细的汇报。汇报中我感觉中国证监会有了在地方设“腿”的愿望。

此后，沈阳证监会与中国证监会建立了正常的工作联系。但限于体制，中国证监会还不能把沈阳证监会看成是真正意义上的“腿”，还不能向沈阳证监会发文件。于是中国证监会领导想了一个绝妙办法，即把中国证监会编印成本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每期都邮寄给我个人。该《公告》刊载中国证监会文件、动态等等。这《公告》成了沈阳市了解全国证券市场动态、看到中国证监会相关文件、规定的途径，对沈阳证监会的工作起到了指导作用。

2020年11月13日

作者简介：王世良，1942年8月8日出生。1984年调入沈阳市体制改革委员会，先后任副处级秘书、市特厂试验办公室专职副主任、理论宣传处副处长、企业体制处处长兼市股份制试点办公室副主任。1993年2月任市证券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1993年4月，任沈阳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常务副主任，9月主持证监会工作。曾参与、组织、介入了沈阳市八、九十年代的重大改革，如曾世界闻名的沈阳市股份制、破产、租赁三大改革试验，金杯国内发行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和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