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得算人生奇遇：1992年，我在沈阳市担任股份制试点办公室副主任，去北京参加国务院召开的部分省市领导《股票市场试点工作座谈会》时，却在会议过程中，经历了深圳“8.10”事件。对这一事件，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说是：“自1989年以来，最严重的骚乱。”

会议延期

1992年8月初，沈阳市政府接到国务院通知：8月11日至13日，在北京市京西宾馆召开部分省市领导参加的《股票市场试点工作座谈会》。通知要求：沈阳市的市长、人民银行行长、体改委主任共三人参加会议。市里经过研究，决定由副市长张瑞昌、市人民银行副行长赵宝林和我——时任市股份制试点办公室副主任兼市体改委企业处处长王世良，共三人参加。

8月10日下午，我们三人准时到京西宾馆报到，领取了会议材料。晚7点，全体参会人员参加了预备会议，只待明天开会。来北京之前，我已经准备好在会议座谈时的发言材料。

8月10日晚10时，主持会议的国家体改委紧急通知：各省、市长到会议室开会。已经开完预备会，这么晚找省市长开会，肯定有什么特殊紧急情况！赵行长和我一边议论，一边焦急地等待市长归来。20分钟后，张市长回房间向我俩传达紧急会议内容：深圳在当天因发行股票认购表出现骚乱，中央正在处理，决定会议延期，与会人员在宾馆等候新的通知。紧接着，会议工作人员到房间收回会议已发给与会人员的会议材料，其中有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刘鸿儒的会议报告等。从1984年8月，我到市体改委工作，参加过国家召开的各种会议，都是准时召开。会议延期，这是第一次！

会议延期一天，会期由原定11日至13日，缩短为12日至13日，会期两天。8月12日会议重开。刘鸿儒作了讲话后，分组讨论。

忧心忡忡

会议十分压抑，与会人员都忧心忡忡。

为什么会这样？与会人员当然包括我，都担心由于深圳的“8.10”事件，股份制试点还能不能继续搞下去？会不会“关了”？

“8.10”事件半年前的1992年1月，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对股份制，邓讲话原文如下：“证券、股市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搞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邓小平南巡讲话时，社会上对股份制姓社姓资争议很大。对我这个具体负责股份制的人来说，对邓小平讲话又担忧、又高兴、有害怕。担忧的是，邓讲证券、股市，“社会主义能不能用”？？？牵涉到姓社姓资问题。高兴的是，邓讲“要坚决地试”。害怕的是，“错了，关了就是了”。就是说，有“关了”的可能。

如今，深圳因发行股票发生“8.10”事件，会不会把股市关了？把股份制试点停了？能不担心害怕吗？

就我个人来说，从1984年调入市体改委当秘书，搞综合调研，我就参与了沈阳市的股份制试点。1985年总结了沈阳市小型压缩机厂等企业搞股份制的经验，引起全国轰动。此后，担任沈阳市股份制试点办公室副主任，具体负责全市股份制试点工作。那些年，沈阳市的股份制试点搞得热火朝天。1988年，沈阳市的金杯汽车股份公司和沈阳物资开发股份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1992年7月24日，全国第一家特大型工业企业、有五万名职工的金杯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我陪同市委书记、市长专程去上交所参加上市仪式；市领导责成我抓紧沈阳物资开发股份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工作；“8.10”事件发生时，金杯在美国上市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在绝密中推进；沈阳市正抓紧利用国家批准的五千万元股票发行额度，组织企业发行上市；企业内部发行股票已批八家，准备大张旗鼓推开……在这种情况下，深圳出事了，如把股市“关了”，岂不是前功尽弃？能不忧心忡忡吗？

会议转至中南海

1992年8月13日上午，会议通知：当日下午2时，参会人员在京西宾馆院里集合。我们三人准时到院里时，只见院里停着大客车。车门旁站着几个胸前没挂会议出席证的人员，招呼大家上客车。我主动站在后边，等大家都上车后，我最后一个上车，坐在紧挨车门的座位。客车开出京西宾馆，沿长安街东行，进了中南海西门，停在中南海第一会议室门口。这时我才恍然大悟：会议转到中南海继续进行。车门打开后，地面有人招呼我们下车。因我坐在车门边，第一个下车，被引领进入会议室，坐在第一排。会议桌上有纸、笔、毛巾。等与会人员都坐下后，我发觉“坐错”了位置。我怎么能坐在第一排呢？我起身到坐在后面的张市长身边，与他换座位。张市长笑着说：你就坐那吧，详细记录。我只好“回座”。

按我多次到北京和外地参会的经验，副省市长参加的会议，有一位副总理、国务委员参会就够规格了。这个会在京西宾馆召开，规格已够高了，有一位副总理或国务委员去京西宾馆讲话作指示就可以了。转至中南海开会，肯定应该有更高的领导出席，谁会出席呢？看来是有重大决策出台。会是什么决策呢？我在忐忑不安的心情中，等待中央领导出席，等待对“8.10”事件的处理，等待中国股份制的命运！会议室里播放着轻松愉快的歌曲，我的心情依旧很沉重、又很急迫。

云开日出

8月13日下午三点整，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副总理田纪云、朱镕基，国务委员李贵鲜、李铁映走进会议室。那一刻，我真是瞪大了眼睛：这么多中央领导出席一个副省市长参加的会议，绝对高规格！这也是我这级干部，参加会议的最高礼遇！与此同时也预测到：“这么多国家领导人出席，肯定要宣布重大决策！

会议首先由朱镕基讲话。我坐在面对领导人的第一排座位上，聚精会神的认真记录。朱镕基讲了股份制试点情况、存在问题和今后的五项工作。最后李鹏讲话，讲了“8.10”是1989年后发生的最严重的骚乱。我至今仍清晰记得，当李鹏讲到有人用袋子装着大量他人身份证，去领取股票申购表时，手中举着身份证法的册子，对深圳市严厉批评。李鹏在讲话中，明确指出：股份制要继续坚定试点。并宣布：为加强和统一证券市场管理，中央决定成立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从总理、副总理讲话，说明中央对“8.10”事件极为重视。8月10日那天，“8.10”事件发生后，中央连夜进行研究、分析判断，并持续跟踪事件的发展情况，迅速作出关乎股份制和证券市场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当即决定，根据新出现的情况，会议延期。为了把中央重大决策尽快传达下去，决定不再另开会议，就在这次会议上把中央决策传达下去。于是，这个副省市长参加的会议，一下子升格为高规格的会议。

总理副总理的讲话，吹散了由于“8.10”事件，压在股份制试点头上的这片乌云，与会人员都有种云开日出的感觉，大家极其振奋，倍受鼓舞。中国的股份制试点、中国的证券市场开始了新的起点，进入新的征程！以沈阳市为例，会后不到两个月，以沈阳金杯优质资产组建的华晨汽车控股公司，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发行上市；随后，沈阳市内部股份制试点企业，由8家，迅速增至64家；1993年2月，沈阳市成立了证券委员会；1993年4月，正式列入市政府序列，有20名编制的沈阳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在全国各省市中率先成立；1993年5月，沈阳物资开发股份公司，简称沈物发在深交所上市……可以说，股份制试点、证券市场进入了一个崭新发生时期。

最高决策

这次会议，没有新闻单位参加，会后我们没有见到会议文件，也没有发总理、副总理讲话。除与会人员身临其境外，外界知之甚少。对中央决策过程更是鲜有人知，当然也包括我。

前几年，我看了李鹏、朱镕基回忆录和日记，才使我这虽身临会议，但不知决策过程的“官员”，了解了大致情况。为了使人们记住这段历史，我把李鹏、朱镕基的回忆录和日记摘引如下：

李鹏在他的日记中，对深圳“8.10”事件，有如下记述：“八月十一日，星期二，晴。昨天晚上接到报告，深圳发生股票抢购事件，实际是抢购认购表。每张100元，每人凭身份证限购10张。大约10张认购表总可中1张。共发行股票5亿元。消息是市政府发布的。全国各地股民蜂拥而至，深圳很快达到100万人。因有一半人没有买到认购表，秩序大乱。再加上群众发现有徇私舞弊行为，街头出现了游行示威和打砸抢事件。今天深圳又发50万张认购表兑换券，1张顶10张认购表，由买股证者排队认购，事态基本平息。这是自1989年以来，最严重的骚乱。当然，这是由于经济问题引起的，目前尚看不出有什么政治背景。”

关于对“8.10”事件的决策过程，李鹏在八月十一日的日记中，有如下记述：“今天的情况（即关于深圳的情况），我分别通知乔石、宋平、李瑞环（笔者注：这三位时任政治局常委），并打电话到甘肃，请示了江泽民同志（笔者注：时任总书记）。上午11时，我召集了一个会议，确定：一、股票继续试点，不动摇。但发行股票只限深圳、上海两地。二、成立国务院证券委员会。三、不上市股票以及内部发行股票，可能流入黑市，这类股票暂缓发行。晚12点半，罗干和郭超人来，商谈对深圳股票事件的报道问题，我决定淡化处理（笔者注：罗干时任国务院秘书长、郭超人时任新华社社长）。”

李鹏把月十二日日记：“八月十二日，星期三，晴。上午继续了解深圳股市情况，局势已基本平静。想要离开深圳的人，机票和火车票难以买到。“

李鹏日记：“八月十三日，星期四，晴。下午4时半（笔者注：时间有误，应是下午3时），参加全国股票座谈会。我最后讲了几点：（一）股票要坚决试点，不能停。（二）深圳教训要接受。（三）试点范围不扩大，不上市股票以及内部发行股票都暂缓。”

李鹏日记：“八月十七日，星期一，晴。下午3时，江泽民同志来，我们谈了三个小时。关于深圳问题，他主张只调查股市事件，而不调查其他问题。”

朱镕基的回忆录记载：“1992年8月12日至13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部分省市《股票市场试点工作座谈会》。出席会议的有部分省市和国务院有关负责同志。”

从上述日记，可以看出，中央领导在“8.10”事件发生后，快速果断，没有“关了就是了”，而是作出坚决试、加强监管的重大决策，使中国股份制没有夭折，而是不断发展壮大，其功在千秋，利在万代，永存青史！

2020年11月17日

作者简介：王世良，1942年8月8日出生。1984年调入沈阳市体制改革委员会，先后任副处级秘书、市特厂试验办公室专职副主任、理论宣传处副处长、企业体制处处长兼市股份制试点办公室副主任。1993年2月任市证券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1993年4月，任沈阳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常务副主任，9月主持证监会工作。曾参与、组织、介入了沈阳市八、九十年代的重大改革，如曾世界闻名的沈阳市股份制、破产、租赁三大改革试验，金杯国内发行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和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