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5月，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就提出特区建立资本市场。当年11月15日，深圳市政府下达了《关于同意成立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批复》。此时筹备小组成立，王健任组长，禹国刚任专家组组长。他们将申请的20万元经费用于购买国外证券方面的资料（对此有人讥讽他们是食洋不化），然后组织人翻译。那时候人员都是各单位借调来的，大家白天在原单位工作，晚上来筹备组加班。到1989年底，王健、禹国刚、周道志等人先后起草了深圳股票发行办法等一系列规则，规定。  

1990年5月，王健、禹国刚到北京中国人民银行汇报工作。人行的一个司长居然别出心裁提出不要叫深圳证券交易所，改名叫深圳证券市场。禹国刚随即问：这和菜市场、肉市场有什么区别？这位司长说，你不懂。以后再改名嘛。王健和禹国刚当时哭笑不得。  

对要不要成立深圳证券交易所，当时深圳的内部存在激烈争论，主要是一些证券公司和证券交易柜台觉得成立证券交易所后，他们的既得利益和灰色收入受到损害。此外总共5只股票，没有必要搞什么证券交易所。所以，他们拼命反对深圳成立正规的证券交易所。王健、禹国刚他们每次和银行、券商开会都吵架，王健和禹国刚提什么方案，他们就反对什么方案。  

11月中旬，王健听说上海证券交易所已获批准，1990年12月就要开业的消息后，他心急火燎。11月21日立即找到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开门见山地问，咱们开不开交易所了？  

李灏问：你什么意思？  

王健：上交所马上开业了。我们深圳目前可以进场托管交易的股票就一个，干脆放到上海就算了，咱们开交易所还有什么意义？  

李灏紧迫感顿然而生，沉思了一下说，那好吧，我明天就去现场决定。  

1990年11月22日，时任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市长郑良玉来到深交所筹备现场，李灏书记进门的第一句话就是：今天就是来拍板的！

图注：我今天就是来拍板的（李幛喆摄影）  

李灏书记问：我问三个问题，第一，成立证券交易所对股市规范有好处吗？  

郑良玉市长答说：当然有啦。  

李灏问：准备怎么样了，交易大厅、计算机等行不行？  

王健等人异口同声回答：没问题，可以运行。  

李灏又问：既然如此，为何不开业？  

郑良玉答：上级没批准，开不了啊。  

此时禹国刚“将了一军”说：现在黑市交易猖獗，我们开办交易所集中交易股票正是为了维护交易秩序，符合北京精神。如果交易所不开业，深圳黑市股票交易继续这样混乱下去，该断不断，北京要找你们各位领导算账，可吃不了兜着走啊。  

图注：2001年禹国刚接受李幛喆采访回顾筹备深交所情况（欧阳红摄影）  

李灏问：如果我拍板，你们什么时候可以开业？  

王健和禹国刚几乎同时回答：您今天拍板，我们明天就可以开业！  

图注：李灏（右一）现场办公拍板。中间为郑良玉，左为禹国刚（王健、禹国刚提供照片）  

李灏：好，北京方面会有通盘考虑，但我们是特区，特区特办，我们叫试营业。明天就试营业。  

此时有人说：应选一个好日子，12月1日吧。  

李灏：好，再给你们9天时间，12月1日试营业。  

图注：2001年，王健接受李幛喆采访在开业现场回顾当年深交所开业情况。（欧阳红摄影）  

此时比较可惜的是深圳市，由于正式建立证券交易所的批文未下，因此，正式开业落在上海后边。 

图注：1990年12月20日，深圳特区报无奈在第三版报道了上交所开业的消息。（李幛喆提供）  

不能正式营业，深圳就发扬特区特有的方式，来了一个试营业。1990年12月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在深圳国际信托大厦15层开始试营业，开业没有众多领导和嘉宾出席，惟一一个“高级别的领导”就是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总经理兼深交所的监事董国梁。王健和禹国刚站在敲钟旁边，开业仪式也很简单，9点整，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备组负责人王健敲响了试营业的钟声，新中国首家试营业的证券交易所“惨淡”开业了，仅有这3个人参加了开业仪式，见证了这段“惨淡”的历史。  

图注：王健敲响了试营业钟声（王健提供照片）  

2001年，我到深圳去采访深交所筹备组的负责人王健和禹国刚，我们一起到当年敲钟的地方，当王健模仿当时敲钟的情景并回忆起当年惨淡开业的情景，忍不住潸然泪下。正是：英雄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  

图注：王健接受李幛喆采访在当年深交所试营业的现场回顾当时敲钟的情景，说到当时惨淡开业情况，王健在现场不禁潸然泪下。（欧阳红摄影）  

我2001年到深圳采访禹国刚时，他回忆总结说，这个简单的开市仪式，既简单，也庄重。这个钟声来之不易啊，引用你的书名就是：终于成功！  

注：笔者2000年撰写的1980-2000中国股市发展报告的书名是终于成功。禹国刚看过这本书，在此引用。  

这天显得很清淡，由于老5股没有办好托管手续等原因，当天只有深安达（现在更名为ST国农）1只股票“试营业”。钟声过后，整个上午无任何报盘交易，空市开盘。  

此时国际投资基金部有内线人进来告诉王健，昨天那些券商密谋，今天故意不报单，要空市，让你们难堪。  

王健和禹国刚气愤之极，禹国刚立即派人去券商处调查，发现的确是有股民委托买卖报单，但是券商故意不报。  

王健立即找来人行的两个处长反映情况，但是一时查无实据，两个处长也无能为力。  

好在国投基金部的人（原来王健的老部下）支持深交所试营业，下午报了几笔单。国投基金部出市代表温彤筠和有色证券部出市代表伍德民完成了新中国股票第一笔交易，即：深安达成交了5笔8000股。这也是深交所试营业全天首日惟一成交的情况。尽管仅有8000股成交量，但是它开创了新中国股票交易的先河。  

由于开业当天怕出现意外情况，所以深圳市领导要求股票交易“由简到繁，由易到难，先手工，后电脑”。再加上当天仅有一个深安达股票托管了可以正式交易，所以电脑也没有派上用场，是采用白板手工完成了当天的操作。  

禹国刚对我回忆说，1992年股票热后，券商手工劳动实在不堪重负了。深圳市领导找来禹国刚，要他赶紧采用电脑交易记账等。禹国刚此时开玩笑说，别着急，要“由简到繁，由易到难，先手工，后电脑”嘛。搞得领导哭笑不得。 

图注：禹国刚在敲钟现场回顾当年开业情况（欧阳红摄影）  

当天闭市后，国投基金部出市代表温彤筠、有色证券部出市代表伍德民和王健、禹国刚、深交所顾问周顺祥（20世纪40年代在上海的股票从业人员，为深圳市培训了股票交易员）合影留念。这5个人见证了新中国证券交易所开市，收市和股票首日成交的历史情况，他们5人绝对是中国股史的标志性人物。  

图注：5位股史见证人（左起）禹国刚、温彤筠、周顺祥、王健、伍德民（禹国刚提供照片）  

为什么深圳证券交易所试营业如此悲惨冷清，这里主要是人为的原因。王健和禹国刚当时为建立深交所克服了一个又一个技术性困难，但是有些困难是人为的。一是有些人认为就5只股票，证券公司手工交易足够了，建设那么一流的电脑交易设备有点大材小用。二是有些人隐藏着私利。因为手工交易和柜台交易透明度差，有些人可利用此弊端大搞黑幕交易，操纵市场，为自己拼命捞钱。如果改成集中交易，用电脑操作，这些弊端则可以克服，使那些以股谋私的人将无空子可钻。三是开设证券交易所，这些券商的交易手续费收入消失了，利益严重受损。所以这些人是坚决反对在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交易的。王健这个耿直的北方汉子与这些人进行了激烈的抗争，为此得罪了很多利益集团。甚至有些人用极其卑鄙下流的手段诬陷王健，比如给王健夫人打电话，放男女做爱的录音，然后说是王健的风流事情。以此挑拨王健的家庭关系。  

正因为存在以上因素，因此深交所在试营业首日就有人故意冷落交易，某些券商有意接单不报，有意造成“空市”情况，甚至鼓动股民不去交易。  

深圳在改革开放中什么试验都试过，也都成功了，如人才交流中心、生活资料交易中心、外汇调剂中心等等。但就是建立证券交易所最难办，甚至好不容易让深圳证券交易所试营业，却又遇到了“自己人”作对的内讧。  

2001年我去深圳采访王健，他回忆说，我们那时候筹办交易所，处处有障碍，非常不顺心。这根本不是什么国际惯例和中国国情之争，是国际惯例和既得利益之争。因为原始的交易不透明，他们利益集团有空子可钻，所以他们不想成立证券交易所。最早我们准备搞电脑交易，结果有人说，你们连最简单的交易还不会，还搞复杂的。迫于“压力”，深交所试营业只好采取白板手工交易。深交所试营业前一天，主管的领导来检查工作。他摸了电脑底下有灰尘，就说这样不能开业。气得王健当时甩手说不干了。后来这位领导也对王健说了实话：我们等上海开业看看再说嘛，万一有什么不妥，我们也好吸取他们的教训啊。  

从王健的角度看，他是求快与好，要争第一。从领导的角度看，他要从全局考虑利弊，力求好与稳，以防发生不测。一旦发生不测，领导是要负主要责任的。因此，有关领导适当抑制王健他们的“敢干热情”，也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必要的。但是双方的目标还是一致的。  

但是历史的遗憾永远无法弥补。深圳人在改革开放中创造了众多个第一，但在建立证券交易所方面却是第二。所以第一是第一，第二就是最后。深圳的当事人现在想想，可能比谁都后悔。  

图注：李幛喆在当年深交所试营业的现场采访禹国刚、王健时，模仿深交所试营业敲钟。禹国刚告诉李幛喆只能敲三下，因为广东人说三声是升升升，吉利。禹国刚说到这，他和李幛喆哈哈大笑。（欧阳红摄影）  

图注：2001年王健接受李幛喆采访后题词：我见证了中国股市的甜酸苦辣，也看到了美好前景。  

图注：2001年禹国刚接受李幛喆采访后题词（用中文、日文2种文字）：中国证券市场尽管还不完善，但它充满了机会和希望，正在迅速成长。  

完2020年1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