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春节，在报社做记者的阿丰拜访他的大学老师周道志，老师建议他做点股票投资。

周是1988年6月辞去贵州财经学院财政金融系主任职务来人民银行深圳分行金融研究所工作的，赶上深圳市委书记、市长李灏出访欧洲归来紧锣密鼓筹建证券市场，周被任命为专家组副组长，穿梭于深港两地，学习借鉴香港证券市场经验。到阿丰此次拜访，周为人民银行深圳分行证券管理处副处长。

按理，作为媒体记者，做点股票投资，关注证券市场，也是支持老师的工作。但是对工作仅一年多、月薪只有300多元的阿丰来说，暂无法言听计从。因此，阿丰在该出手时没有出手。

其实，阿丰“认识”股票在1988年夏天刚来深圳时就开始了。在深圳红荔路园岭住宅区18栋一层有一家10来人的小公司，总经理廖熙文和他的两位助手漆云生、杨建西都是贵州人，漆和杨按“辈分”还是阿丰的师兄。这家公司就是新中国的第一家证券公司——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当时从事国库券和股票（深圳发展银行股票）柜台交易。公司门脸很矮小不太引人注意，而且卖的又是“有风险”的东东，因此白天很冷清，只有到晚上常有贵州财院的师兄师弟们来这里聊深圳、聊股票。阿丰是个单身汉，常来这里蹭饭，于是认识了许多师兄，也“认识”了股票。

特区证券这个“贵州窝子”为早期的深圳证券市场孕育出不少人才，在后来迅速崛起的深圳证券界做“马前卒”，以致主管副市长张鸿义在一次证券界联席会上说“这么多贵州人啊！”。

阿丰开始做股民完全是被动的。1990年春节后不久，报社将原来响应政府号召购买的深圳发展银行股票溢价处理给职工，当时已经拆细的深发展市价在10元左右，而报社处理给职工的股票价格比市价低，谈不上硬摊派，所以阿丰硬着头皮借钱买下分配的1000多股。

阿丰买下股票后，股价就开始涨起来了，过去门庭冷落的深圳特区证券公司门前骤然热闹起来。当时阿丰们报社因为“六.四风波”停刊整顿，所以有时间常去股市转转，一来了解行情，二来可以帮助需要过户同事朋友过户（人手紧时，特区证券的师兄们常让阿丰“客串”义务劳动，所以有同事误认为他“跳槽”到证券公司了）。

深圳的股票热应该说是深发展1989年度高比例派息带动起来的，以深发展20元的面额计，派息比例高达50%。当然，深发展的慷慨解囊底气后来被中央调查组定为，地方“土政策”的让利，使一个由农村信用社合并改制成的股份制银行效益异常好。到四五月份，股市开始也异常热闹，特区证券公司周边的空地上，手里拿着一张张印有深发展、金田、万科、安达、原野公司名称、图案、股数、姓名的股票和对应记名股票的身份证复印件的卖家们，被渴望买股票的买家们团团围住讨价还价，成交后就到特区证券的柜台过户。由于过户是手工作业，时间周期要等个把月，后来很多人干脆就不过户了，就拿着那“两张纸”倒来倒去，夜市也随之兴起；次数交易多了，那“两张纸”弄得皱皱巴巴，模糊不清。这种交易行为被政府定为场外非法黑市交易，必须取缔，因此，常有公安、工商、监察等执法部门来驱赶。大致情况是，见执法部门一到，大家作鸟兽散；一走，大家又从树林和草丛中鱼贯而出。

为了解决特区证券一家交易人满为患的问题，政府批准深圳金融机构筹建设立证券部，给特区证券缓解压力。不少阿丰的师兄也到这些证券部就职，为了争取时间开业，师兄们经常在晚上抓阿丰的差，“回报”是不用排队交易两次。阿丰说，这些“回报”或没有用，或给同事朋友了；自己一是没钱买，而是持有的那点深发展股票也不打算卖。

5月28日，政府发布《关于加强证券市场管理，取缔场外非法交易通告》，29日起实行股票交易买卖价格涨落停牌制度，规定当日股市价升幅度不得高于或低于前一日收市价的10%；后有调整为涨幅不得超过前一天的1%，落幅不得低于前一天收市价5%。这个只许少涨可以多跌的规定很有意思，当然，目的是控制股票过热。

场内柜台交易股票天天“小涨”，场外交易转入“地下黑市”的价格大涨，场内场外你追我赶，交相辉映，导致场内交易很少有人卖，曾经有一天全深圳股票交易零成交。那时的场内交易程序是先排队领号，然后拿着号排队到柜台买股票。如果没有人挂单卖出，一天汗流浃背的排队也白排了。所谓的“地下黑市”是由于证券公司门前常有执法部门巡视，买家和卖家只能通过悄悄打探做交易。阿丰的那1000多股深发展就是被老乡的老婆的同事打探到后卖掉的。阿丰说实在禁不起他们的软磨硬泡：“人家说，你都赚那么多了，也让他们赚点吧”。最后是每股110元成交，总计十几万元。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十几万不算钱，但那时在全国一些地方出现“万元户”，政府是要给戴大红花的。阿丰说，那时他的月薪只有300多元，总编辑在年终大会上说：将来报社员工的人均工资要到达600元（如果总编所指的“将来”是今天的话，等于吃低保了），如此来看，十几万等于二三十年工资了。

阿丰卖股票时已到秋天时节，场内深发展价格已到70多元，后来涨到近80元，而场外最高涨到130多元。不过1991年8月底，深发展最低跌到13元，阿丰生怕那个买走他股票的人找他麻烦，但愿人家也在130多元卖掉了。其实，1990年12月1日深交所试营业集中交易后，股票开始在新成立的登记公司集中托管，后来又实行无纸化，所以从某种意义来说，阿丰的担心是多余的。

在“一股难求”的1990年秋天季节，深圳上演了一出股票发行闹剧，由于媒体只发政府有关部门忠告市民不要购买未经批准发行的股票的公告，没有做任何报道，所以许多市民不知所云。阿丰写了一篇通讯《股市的一股浊流》，稿子送审时被分管副市长张鸿义“毙”了。这件事大概是这样的：深圳一家叫国润的小汽车出租公司，在河东宾馆摆摊销售该公司股票，其实是类似于收据的一张纸，不少市民争相购买，政府执法部门现场制止，公司董事长吴某却说，他们公司发行股票是经过中央高层领导某老同志批准的，不少市民开始闹不明白还不愿退股，直至公安拘留吴某，强制退款，这场闹剧才收场。

1990年12月，深沪两个交易所实行集中交易后，股票集中托管使黑市交易没有空间了。没有黑市的推波助澜，场内交易的股价似乎找不到感觉，此期间政府出台内部文件规定，处级以上干部不得买卖股票，使股票更蒙上神秘面纱，似乎成了“幽灵”，人们开始担心股市的命运，阿丰的领导们纷纷把股票抛掉。1991年春，全国“两会”召开，政府工作报告说要扩大股票发行规模，使人们感觉到股票不再“物以稀为贵”，或等待新股的到来。在这样情况下，股市一路下滑，到9月初深圳综合指数100基点跌到48点，深发展股票跌到13元，投资者呼吁政府救市的呼声此起彼伏。政府多方动员机构托市，都不敢贸然行动，最后动用1.7亿财政资金才把市场托起来。10月份，深圳通过发售新股抽签表的形式，启动南玻等11家公司的新股发行。各银行券商网点60万人排队度过一个不眠之夜后都拿到抽签表，阿丰收罗许多剩余抽签表带回报社给同事们填，使许多原来不是股民的同事成为股民，并在新股上市后掘到一桶金。

1991年，阿丰所在的报纸复刊后不久，源于他在股市的人脉关系，被安排专司证券新闻报道。在后来的一两年时间里，阿丰除了报道证券市场监管部门日常新闻外，比较主动找新闻，写一些监管部门和股民都欢迎的市场现象新闻，也被内地报纸纷纷转载，稿费单也纷纷寄来。在市场需要打气的时候，阿丰也努力“制造”新闻。一次，副市长张鸿义出访美国考察证券市场归来，阿丰专访他结合美国证券考察谈深圳证券市场的发展，稿子发表后引起股市大涨，许多股民打电话到报社表扬他。

阿丰做证券新闻报道也培养许多“粉丝”，常常有同事采访回来说有人想认识他。一次，阿丰患急性阑尾炎，在医院做完手术后，被告知床位紧张，只能用行军床安排在住院部楼道里。后来得知他就是报社那位写股市报道的记者后，又把他转入单间的干部病房，那里有电视、洗手间，着实让阿丰享受了一次高干待遇。当然，这样方便医院领导和医生与阿丰谈论股票。

其实，阿丰也有无奈的时候，常常因为稿子的事情与同事闹点不愉快。比如政府有关部门处理“原野事件”、提醒投资者不要把“宝安权证”等新闻，一些妇女同事胡搅蛮缠不让他写稿子，要等她们卖了后再写。阿丰说，全是无理取闹，漏发新闻谁负责。1991年8月底政府救市前的一天中午，阿丰一位老乡火急火燎地找他，要他帮忙把股票卖掉。后来涨起来，这位老乡在阿丰下班的路上拦住他，埋怨阿丰为什么不阻止他卖股票，说阿丰不够朋友。从此，阿丰就不给任何人做投资建议，图个清静。

阿丰至今还在媒体工作，他说，其实这些年来在股市做的是小本生意，没有赚到什么钱，但几乎没有亏过；股市低迷时买点玩玩，狂热时卖掉，也算响应政府号召。常有人问阿丰，早期为什么不到证券公司去混混，他说：机会一大把，但还是适合媒体这个职业；如果去了，估计也早出“大事”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证券市场早期那些人硕果仅存者屈指可数了。

是啊！在充满利欲诱惑的30年，阿丰的股市人生是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