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国庆节“黄金周”。当证券时报的编辑、记者上完节前最后一个夜班时，都异常兴奋，盘算着那几天怎样欢度国庆佳节。突然，中层干部接到通知——明天加班！

第二天早晨，报社领导对来加班的中层干部说：昨晚接到明传电报，要我们把今年以来本报如何打压沪市的情况整理个材料，朱办（朱镕基副总理办公室）要。今天大家辛苦一下。

接下来的工作是，大家分头查找几个月来证券时报有关对沪市不利的文章，查找上海证券报对深市不利的文章。一天下来，分别用A4纸复印了两沓1尺高的材料。

据在时报工作的朋友说：那些文章主要是市场人士写的包括个股的股评文章，由于深市很火爆，市场人士也很疯狂，所写的东西在字里行间有“挺深抑沪”倾向。比如，沪市一旦普涨，市场人士就说人家“沉渣泛起”之类的话。至于报社记者主观意图来说仅有一次，而且还属“正当防卫”——与上证报打打笔墨战。事情大致是，上证报记者批评深市市盈率太高，时报记者与之探讨如何从动态市盈率和静态市盈率看深市绩优股行情。

两个多月后，即12月16日，导致沪市股市三天全线跌停（第三天后来打开跌停）的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赫然出现《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报》受处罚的字眼，称两家报纸不及时刊登人民日报社论，处以停止披露上市公司信息一个月，两名副总编辑停职检查（上证报动真格，一副总编及一部门主任免职）。所谓不及时刊登社论一事，据时报的朋友说：较早前的一天晚上，新华社发了一篇关于两家银行的分支机构给券商融资申购新股被处罚的稿子，时报已安排见报；报纸大样签付印后准备下班时，新华社又发来一篇人民日报配发的社论，由于版面紧张，时报就将新华社通稿和社论打包组合在一起发。第二天，有关部门传来朱镕基签发的社论原件，时报才知道社论的来头，于是在次日的报纸头版头条位置全文补发（上证报也补登）。后来时报社长武凤仪向有关部门领导申辩：时报至少部分发了社论，上证报当时一个字没发，为什么在处罚时，把时报放在前面？有关部门领导“抬举”说：你们是人民日报主管的报纸，来头大，所以把你们放在最前面。

1996年4月后，股市好转，客观原因是国家三年宏观调控经济实现软着陆，迎来降息周期，但“深强沪弱”的逆转确实是“人工培植”。

深圳市政府在饱受几年的“沪强深弱”痛苦后，搞活深市的决心很大，在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后，责成深圳证管办弄了个搞活深市的《白皮书》。这个《白皮书》无意中被证券时报记者弄到手，大做文章，组织业界对《白皮书》提出的12条措施进行连篇累牍的解读。

深交所组织绩优公司评选，政府对绩优公司委托贷款，《证券时报》开展绩优公司巡礼报道。深交所在全国掀起开展“服务周”活动（现场开户），敦促并支持《证券时报》在全国30多个大中城市开分印点发行，跟随“服务周”报道，组织市场分析人士跟随“服务周”在全国各地宣讲深市，那场面是相当壮观，无异于演艺明星演唱会。

一系列“人工培植”方法，使深市慢慢地后来居上。在深市指数涨幅和成交量刚刚超越沪市时，偶尔会出现反复，这让深市方面很担心，于是就常出现连夜急急忙忙出招应对。一天晚上，政府部门折腾了好长时间，弄了个百十来字很空洞的小稿子《深圳将成立资本市场发展委员会》（后来无果而终）。后来又有一次，深圳证管办主任刘新华、深交所总经理庄心一等“很休闲”（天气酷热，穿得较少）地赶到证券时报，连夜策划出笼文章应对，折腾到凌晨四五点，最后还是放弃了（次日深市也体谅，依旧强势）。

1996年的股市很火爆，众所周知，但出现“深强沪弱”的原因及沪深两地有关方面的心态，各位看官可能有所不知。出现深强沪弱后，深圳方面很高兴，深交所总经理庄心一和副总经理张育军请时报领导班子吃饭，说深市好转时报功不可没，让老武心里美滋滋的。让老武心里美滋滋的还有，主管副市长武捷思不时打电话表扬时报，市长李子彬、市委书记厉有为在时报三周年时题词祝贺。一次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老武应邀出席。会议结束后，有领导交代：证券时报在全国30多个城市有分印点，影响很大，明天见报的新闻请他们也发一下。晚上，老武带回新闻通稿很无奈地说：我们是全国性财经证券类报纸，发地方关于党建方面的稿子好不好？其他领导说，既然把稿子带回来了，就发一下呗！以后这方面不贴近证券市场的稿子尽量不发。

1996年深市很强，深圳市领导很开心。在年中一次经济体制改革会议上，市长李子彬说，今年深圳搞活证券市场后，印花税收入十分可观，不知要搞多少个大企业实现利税才顶得上这半年的证券印花税，证券市场是真正的无烟工业啊！也许是李市长对印花税用法深感不安，他说，将来可以考虑建立一个稳定股市的基金，在股市不好时，让基金起点稳定作用。当然，1997年7月深交所划归证监会领导后，印花税中央与深圳“八二分”，稳定基金的事也就没下文了。

1996年，沪市不及深市火爆，让上海方面很不开心。据上海方面的朋友说，当时上交所的总经理杨祥海很郁闷，也很恼火：上海市政府也很不开心。当然，上海方面不开心，并不是在乎多少印花税的问题，而是自1993年迎头赶超深市后，无论是上市公司家数、市场规模、交易量，遥遥领先深圳，目标直指国际金融中心；突如其来的“深强沪弱”，可能动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感到很不适应。上海市政府成立协调小组，准备应战深市。一天夜里，华建敏（政府秘书长）、杨祥海、刘波（上证所副总经理）等聚集上证所，从上证报找来深市“龙头”深发展年报深入分析后，决定培植沪市“龙头”陆家嘴，做业绩、向申银、海通提供10亿贷款坐庄、媒体配合造势。上证报总编辑陆国元开始想保持中立，后被副市长黄菊叫去训话，也顶不住了。沪上媒体被打招呼，不得出现“深强沪弱”字样，上证报关于陆家嘴的造势稿子须经庄家审定。陆家嘴很争气，确实拉了几根大阳线。后来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朱镕基批判说，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自身利益，不惜利用媒体造势，并点了上证报的名。黄菊申辩说，上证报不是上海的地方报纸，是中国证监会的报纸；证监会领导说，上证报也不是证监会的报纸，是新华社的报纸。新华社领导开始一头雾水，后来才搞明白是上海分社办的报纸。

潮起潮落争“出生”

实事求是地说，在1992年上半年前，无论从市场规模还是交易活跃度看，沪市均不能与深市比拟。1992年6月，朱镕基在厦门视察时，通知上海、深圳有关方面及上交所和深交所负责任到厦门汇报工作。听了汇报后，朱认为，上海有六个方面不及深圳。

沪市与深市斗争开始于谁是新中国一家证券交易所之争，互不相让。从领“出生证”来看，是沪市先拿到，深市后拿到，但深市很不服气：我要生孩子，上面不发“准生证”，孩子生出来，孩子生日还不承认吗？况且，沪市的许多规章制度还是黄菊副市长率队来深考察时要走的。后来朱镕基问刘鸿儒：我已经给邓小平汇报过，是上海在先，深圳在后，怎么又说深圳在先呢？刘说：深交所12月1日试营业，上海是12月19日正式开业。

如果按正常程序，深交所可以先拿到“准生证”先正式开业的。1988年7月，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出访欧洲得到“灵感”，回国途径香港，就请香港新鸿基证券（本来打算请日本朋友，担心外交政治及语言交流障碍未遂）帮助筹建证券交易所，同年11月向中国人民银行报送申请材料。上海1989年2月开始酝酿证券交易所方案。在12月召开的一次“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市委常委会上，朱过问筹建交易所的事，有关方面的两位领导说“政治上有风险”，朱说：你们二位不用害怕，出了事有我和刘鸿儒负责（刘在场），你们二位还在二线呢！1990年5月4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向总行上报“关于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请示”。与此同时，朱镕基出访香港、新加坡、美国，宣布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在年底前开业。9月19日，上海市政府和上海人行联合向国务院提交设立证券交易所请示报告，仅十多天后国务院有关领导就批示同意。11月14日，人民银行总行批复同意设立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见状，主管副市长带队赴京做工作，但没戏。李灏、郑良玉（市长）带领市有关领导到深交所现场办公。李问：准备得怎样？答曰：万事俱备，只等一声令下！李：我今天就是来拍板的，明天开张。12月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就是这样拿着“地方粮票”开始试营业了。

客观地说，深交所的试营业比起上交所的正式开业低调得多，交易方式也是手工作业。一间几时平米的房间里，头十家券商穿着红马甲的出市代表排排坐，报告场内（交易所）和场外（营业部）买卖价，并写在板上竞价撮合，其效率可想而知。上交所19日的开业很高调，有许多外宾，交易撮合也是计算机完成。计算机撮合交易这活是个绝活，上海方面在国外找了许多计算机专家均知难而退了，最后是个深圳人搞掂的，他叫邓一辉，是深圳黎明信息网络公司工程师。在上海奋战的几个月时间里，朱镕基不时去“监工”，很担心他搞不掂，结果是奇迹般做成了。上交所开业后，深圳的报纸就此发了一篇通讯报道，深圳市领导看到报道后，大喜过望，立即让邓开发深圳证券业电脑网络系统。这项工程无先例可循，其艰辛和复杂程度令人生畏，但半年后先后实现电脑自动撮合，率先实现无纸化交易，紧接着又实现交易所与券商同城电脑联网，结束了股民排长队炒股的历史，令国际同行不可思议。邓后来因此获得深圳市青年科技一等奖，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邓的“五一劳动奖章”还是“老熟人”朱镕基颁发的，事情就这么巧。

深交所1991年4月拿到人民银行总行的批文后，于7月3日才搞开业典礼。但这一年市场很不景气，到8月底股市跌得很惨，在深圳市政府的“亲切关怀下”，深交所实施救市。市场被托起来后，深市开始发行南玻等11家公司股票；不久后邓小平在深圳发表“挺股市”的讲话，鞭策深圳股市的创业者激流勇进。因此，也就出现了朱镕基“沪市不及深市”的看法。

1992年8月，“8.10”事件发生后，深市元气大伤，创业者开始束手束脚，沪市趁机大干快上。沪市有关方面在尝试几年的价格限制（5%涨跌幅））和流量限制后，大彻大悟，推出“小步快走”策略开拓沪市纵横捭阖的空间。电脑集中撮合系统由微机改为惠普小型机处理。排除技术上的近忧内患；远距离行情传输采用卫星通讯系统和同城行情传输采用光纤通讯，以实现行情显示的同步化；增加交易席位至1600个，顺应市场急剧扩大容量的需求；委托行情的公开和成交行情的公开，解除投资者担忧；创办《上海证券报》，使外埠投资者及时掌握证券信息。

大刀阔斧的改革，雷厉风行的市场基础建设，使沪市实现了“冬天里的神话”，进入1992年11月，上市品种、市值和交易额等方面悄然越过深市；进入1993年，沪市成交纪录不断刷新，人们已经感觉到“深圳速度”不及“上海速度”了！

沪市咄咄逼人，目标直指“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令深市不安。1993年5月，即将卸任的李灏主持召开有关部门领导参加的“抢占金融至高点”专题会议。李问深交所主持工作的副总经理禹国刚怎么办？禹的回答则是：“天地悠悠，过客匆匆，潮起潮落……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何不潇洒走一回！（流行歌曲《潇洒走一回》）”

禹国刚确实为深市发展基础建设“潇洒走一回”：引进世界先进水平的TANDEM电脑，改微机撮合为大机撮合，使证券交易日处理能力又跨入新时代；开发卫星传输行情、买卖盘传递、成交回报双向系统，使深圳股市走向包括“世界屋脊（西藏）”在内全国各地；创立无形席位，极大满足会员单位日益增长的席位需求；创立电话委托申购新股，安全高效地结束各地新股发行五花八门原始办法；创办《证券时报》（之前曾一度与深圳商报合作创办《深圳证券》专刊，因未能解决全国发行才另立门户，后人无不认为商报失去一次机会）全国发行，解决投资者“隔山买牛”之苦等等。

但是，深市这些努力没挽救“沪强深弱”的颓势，使深市一度无公司上市，成交额与沪市比为10：1。深市的问题原因是管理体制不顺，各有关部门间扯皮，甚至单个机构间也扯皮，互相埋怨，导致整个深市服务差。这些现象令深圳市政府很揪心，于是从1995下半年开始，进行管理体制改革，整合管理机构，端掉一些扯皮机构领导班子。国务院证券委办公室主任副主任庄心一、张育军，就是在深市特殊时期走马上任深交所总经理和副总经理的，并开创深市1996年繁荣新局面。

温和的分工“斗争”

1996年深市的繁荣昌盛，令沪市方面很不爽，因此出现本文开头那些情况情有可原。至于《人民日报》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导致股市大跌，海外舆论哗然，着实让高层吓出冷汗。据重庆媒体朋友说，当时有一位中央高层领导在重庆考察时说：由于文章很长（近6000字），会上没时间看，大家没什么意见就发出去了，结果没想到会这样。据深圳媒体朋友说，当时另一位高层领导在深圳视察也说过类似的话。股市暴跌后，市场阴影一时未消，开始节节下挫，有监管关部门又“放软话”——对评论员文章里说的市盈率过高的问题可以讨论，可以从动态市盈率看问题云云。借助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深交所有关领导让时报制造“香港回归概念”，于是时报策划在头版头条搞了一组“深港合作展望”系列报道，市场版也有股评文章配合。之后，市场又开始火爆起来，证监会通知时报停发系列报道文章；5月12日，出台严禁国有企业炒作股票和严禁银行信贷资金进入股市等措施降温，这一降直到1999年“5.19”行情发动。1997年7月后，随着两交易所划归证监会，地方政府参与管理证券市场的实权没了；《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根据有关部门要求脱离两个交易所（名义上早已脱离，实有血缘关系），沪市与深市的“斗争”就没有那么激烈了。其实，过去沪市与深市的“斗争”，看上去是两张报纸在“斗争”，实际是两个交易所及其背后的两个地方政府在“斗争”。

2000年，深交所受命筹建创业板，主板也于9月中联重科上市后，被停止新股发行上市。创业板风风火火筹备，深圳市领导也很高调，市长在高交会期间得意忘形，说了“越权”话，掀起创业板热，惹恼在文莱访问的朱镕基，创业板被搁浅了。在创业板被“冷处理”期间，主板又不让恢复新股发行上市，而上海市领导在各种场合忽悠要把深市主板存量合并到沪市，令深市方面慌神。在后来多年的全国两会上，广东及深圳代表、委员联名上书呼吁推出创业板，无果而终。2003年网上一篇《深圳，谁抛弃了你》的“万言书”令人同情。智慧的深市借助《中小企业促进法》实施，联手国家发改委、科技部等部门每年12月在深圳举行“中小企业融资论坛”，呼吁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为中小企业解决融资难问题。2004年国务院批准在深圳设立中小企业版，让“独守空房”4年的深市带来生机；2009年批准深市开设创业板，圆了深市十年的梦想。

进入2010年，随着中小板和创业板发行上市的提速，深市的公司数量已超过沪市，市场交易量已超过沪市，仿佛回到17年前那阳光灿烂的日子。当然，沪市方面有些坐不住，开始有大“动作”，一方面在紧锣密鼓准备国际板，另一方面也加强培育上市资源，到各地做企业思想工作(鼓动企业多发股份以达主板上市标准)，向有关部门要求重新划分主板、中小板、创业板上市规模标准等等。

沪市与深市的竞争远远不会结束，只要竞争存在，就将继续推动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为国家民族伟大复兴做贡献。这样想来，“斗争”又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呢！

前些日子，在一次小型聚会上，深圳市老书记李灏说：当初建证交所有上海作伴也是挺好的，否则，光是一家交易所，在当时各种压力下，能走多远真不好说；两家证交所相互学习，有所竞争，才使市场发展得这么块，服务中国经济发展。

为了资本大国崛起，将“斗争”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