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惊海内外的“8.10”事件，是中国股市永远的一块伤疤。常有业内人士诟病：“8.10”事件改变了中国证券市场的管理体制，改变证券市场发展的运行轨迹；高度集权化管理，滋生权力寻租，市场化发展步履蹒跚……

关于“8.10”事件，深圳地区以外的媒体有过一些报道，大多是如何如何混乱不堪的情景描写，其中不乏“很文学”的色彩。作为事件的特殊经历者，20年前，也就是新中国证券市场10周年时，我就有动笔写点文字、说点细节（决定成败）的念头，但都被业界朋友劝阻：“大多领导还在台上，不要自找麻烦。”20年过去了，索性豁出去，就算是还原一点真实的历史，录以备考吧！

惊心动魄的一夜

1992年8月10日晚，深圳迎宾馆。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市长郑良玉正在这里宴请在深圳视察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陈慕华。席间，郑的秘书不停地进进出出，与郑交头接耳。未等席散，郑行色匆匆地被叫走了。席散后，有人告诉李灏“出事了”，李立即往市委市政府赶。此时，深南大道旁的市政府正门被游行群众围堵，司机只好从后门驶入市政府大院。

来到市政府一楼传达室，先期到达的郑良玉、张鸿义（主管金融副市长）等市领导已是心急如焚。而此时外面游行群众情绪激动地高喊：“打倒腐败！”、“整治走后门！”公安防暴队已开始向人群施放催泪弹，用高压水枪灭火、驱散人群。

院内一时束手无策，院外情形十分危急。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李灏提议将明年的500万新股发行额度提前今年发行。有人说不行，挪用额度须向上面请示批准。李说：哪里还有时间层层请示。就这样定了，撤职法办我一人承担。

9时40分，一份来不及打印的政府《公告》的手写稿被送上广播车广播。《公告》大致内容是，游行示威冲击政府机关是不对的；政府一定要惩治腐败；政府决定增发500万张新股抽签表，将明年的新股发行额度提前发行，明天一早在各银行网点发售。

《公告》广播后，示威群众立即作鸟兽散，争先恐后赶往各银行网点排队。一场惊心动魄的事件就这样告一段落。

紧接着，李灏问深圳人行行长王喜义：500万张表赶得出来不？王了解情况后说，恐怕不行。原因是：之前的抽签表是准备印特区钞的专用纸，可以防伪，再印500万张，不够用。李下死命令：无论如何明天8点前印出来送到各发售网点。王回去立即组织相关人员与印刷厂领导研究决定：将500万张抽签表改印成50万张兑换券，且面积缩小，每张兑换券可换10张抽签表。为了保险起见，多印30万张。这个办法得到李灏同意后，王连夜安排组织印刷和配送。

晚11时，李灏组织召开全市局级以上干部会议，痛斥发售抽签表过程中的腐败行为，下令坚决查处；并紧急部署次日兑换券发售工作，要求机关干部次日到各发售网点监督发售，如果再发生舞弊行为，追究领导责任。

11日，50万张新股抽签表兑换券在有惊无险中顺利发售。

“事件”缘起

为解决突然炽热的股票供需关系，1992年3月起，深圳市开始酝酿又一次新股发行方案。4月30日，深圳人行提出预交款抽签方案报市政府。5月9日——13日，在深主管副市长、常务副市长、市委书记李灏分别圈阅同意。由于预交款抽签方案透露出去后，一部分群众不赞成此方案，并通过各种渠道要求按1991年认购抽签表的方式进行。6月8日，深圳人行主办的《金融早报》刊登深圳证券市场领导小组办公室设计的问卷调查。问卷设计四种方案供群众选择：一、预交款。即投资者凭预交款定额存单号抽签认购。二、单位组织认购。即投资者所在单位集体组织认购。三、购新股认购单抽签认购。即投资者用30元购买一张认购单，认购单不限量，以认购单号码抽签认购。四、依旧采取1991年发售认购抽签表方式。

市场普遍流传有关部门倾向第一种（按问卷先后排列）方案，公布问卷是走过场，目的在二级市场抽血，给股市降温。由于群众钟情第四种方案（刚尝过甜头），于是，上演了一场大讨论。有的单位还组织员工复印数百张问卷填写第四种方案寄到证券市场领导小组办公室。

由于群众对有关部门倾向预交款方案深感不安，导致股市节节下挫。6月26日，主管副市长组织召开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听取意见。会上又提出发行债券、特种储蓄、竞价投标等方案。7月4日，主管副市长又主持召开证券市场领导小组会议，经过讨论，多数与会者同意购表抽签方案。7月5日，证券市场领导小组办公室将几种方案和多数人的意见一并报市政府审定。7月14日，市长郑良玉批示：“同意今年用买票（表）抽签的办法，明年向预交款和专项储蓄相结合的办法过渡。为避免炒表，票价可提高百元一张。收入分配：银行管理费、成本1元，其余收入集中建一个科技博物馆，其中附设儿童科技图书馆，能为市民办成一件像样的实事。普及科技知识，对提高人的素质极其重要。收入使用，不要洒花露水，到处给一点，使用效果不好。”

根据这一决策，7月17日、8月5日，主管副市长又先后两次主持召开证券市场领导小组会议，最后确定了具体方案：发售新股抽签表500万张，中签率为10%，每人可持10张身份证购买10张抽签表，每张收费100元，每张中签表可买1000股股票，未中签的还可以参加可转换股票债券的抽签。8月6日晚7时，深圳人行、工商局、公安局、监察局据此联合发布《公告》（电视媒体播发，报纸次日见报），宣布8月9日至10日在全市303个银行网点（实际为300个）发售抽签表。

《公告》发布当晚，即有人开始在各发售网点排队，或用凳子、凉席占位置。到9日排队人数达120万人之多，其中三分之二为外地人。全国除西藏外，各省市均有人赴深圳抢购认购抽签表。其实，从7月底开始，全国各地身份证就已向深圳集结。据在邮局工作的朋友说，那些日子寄往深圳的身份证估计有两三百万张（后来统计为320万张），最多的包裹装有700张身份证。这些身份证均是深圳人托内地亲朋好友租借来的，租价为每张20元（如果是买，则每张50元）。

8月7日起，内地购表者开始向深圳集结。广州至深圳火车票由30元炒至300元，出租车费涨至3000元。深圳大小酒店、宾馆、招待所全部爆满，许多人露宿街头。深圳、东莞的许多工厂停工了，工人被老板用大货车拉来排队。

从8月6日晚到9日，三天三夜的情景，对身临其境（排队）的人来说，无疑是场噩梦。关于这方面的情景描写有许多报道，也有影像资料，不再赘述。我只想说一个细节，这个细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挽救整个“事件”的一次机会。

8月8日晚，市长和主管副市长在深圳人行会议室召开一次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会议。我印象最深的是，公安局方面强烈要求加印抽签表，无限量供应。深圳人行方面说，八卦岭工业区印表的天明印刷厂停工了，工人都去排队了。主管副市长说，各网点增加警力到5至6人（原为2人），加强维持发售秩序。市长的总结发言，基本上是对主管副市长讲话的“再总结”。如果这次紧急会议把加印抽签表的提议认真研究一下，并落实，也许后面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了。因为，后来平息“事件”正是采取加印500万张表的办法。

其实，对于维持发售秩序，在《公告》发布后，也做了部署，市监察局、工商局分别向每个网点派出2—4名监管人员（监察局包71个点，工商局包192个点，宝安县境内由该县负责派人监管），各网点警力也有五六名，加上各网点的保安人员，人数可谓不少（关键心术要正）。

8月9日，发售抽签表的情形，正如后来国务院有关部门联合调查的报告所说：由于组织工作不严密，监管不力，许多网点秩序混乱，发售工作断断续续。一些网点内部出现走后门买表的舞弊现象；网点执勤人员有的以维持秩序为名安插亲友排队买表，有的打乱原来的队伍，让自己的亲友排在前面，有的甚至公开打人骂人。

那天我的一位同事苦笑说，老婆被人紧紧抱了一夜，还是没买着，都被银行和维持秩序的那帮家伙很快搞没了。到下午四五点，我正愁稿子怎么写时，突然接到电话让我去公安局指挥中心去写稿。我气喘吁吁赶到指挥中心（一个大会议室）时，见到市长、主管副市长等市领导及相关部门的负责人，有的坐着，有的站着。当最后一个网点的监管人员打来电话报告说顺利结束时，大家鼓掌庆贺。

接下来是主管副市长向《深圳特区报》记者傅建国和我交代稿子的主要内容。因为是官样文章，很快写成，且顺利通过审定。过了片刻，主管副市长走过来，在稿子导语部分最后加上一句：“公平、公正、公开地顺利完成本次新股抽签表发售工作。”紧接着，主管副市长给新华社驻深圳记者何广怀“吃小灶”，把他叫到一个角落，交流稿子写作。为了避免麻烦，我和老傅都没有在稿子上署名，没有注意老何的稿子署名否。不出所料，次日确有读者打电话到报社痛骂我们的稿子。后来在一个场合，主管副市长向我和老傅“赔不是”，说责任由政府承担。

10日，在晶都酒店的工商银行门前，有人开始炒新股抽签表，100元的抽签表最高炒至八九百元。按规定，10日下午6时为回收填写（姓名及身份证号）后的抽签表截止时间，但考虑到9日有些网点工作人员忙到深夜，10日上午上班时间推迟的实际情况，深圳人行一副行长与证管处负责人商量，将交表时间推迟至11日上午11时，并向基层网点发出通知。与此同时，向主管副市长作了汇报。群众误认为推迟交表是为内部人员舞弊和炒表提供时间，激起未购到表群众的不满情绪。

6时许，群众打着“坚决反对作弊！”、“反对贪污！”、“我们要股票！我们要股票！”的横幅，从深圳南塘街集结出发，在深南路宝丰大厦汇集数千人群，沿深南大道西进，最后汇流上万人的队伍向市政府进发。8时左右，游行队伍围攻市政府，造成深南大道交通中断，少数人砸汽车，烧摩托车，攻击执勤武警。这就是本文开头市委书记李灏面临的那惊心动魄的一幕。

留下真情评说

今年5月，央视做证券市场20周年专题片的剧组来到深圳，在有关部门的安排下，我们一起与老书记李灏共进晚餐。李说：“8.10”那天晚上是他平生经历过的最惊心动魄的事件。事情发生在小平南巡之后不久，如果游行队伍冲击政府机关、冲击边检，出现重大流血事件，怎么向中央交代；事后想，如果当时犹豫不决，请示上面批准第二年新股发行上市额度提前发行，那就死定了。现在看，那时只有加印表的办法，没有别的高招了。如果按正常程序请示，匆匆忙忙，上头一时不批，也没办法。所以，只有宁犯“天条”，不犯“众怒”来平息事态。

李说：“当晚凌晨两点钟左右，罗干（国务院秘书长）打电话询问，我报告说平息了，并如实汇报事件过程。过了一会儿，丁关根（中宣部部长）也打来电话询问，我又报告一次。又过半小时，李鹏总理打来电话询问，我向他报告说，动用了明年新股发行的额度，加印500万张表，明天一早发售，群众去排队了，事情已经平息。我告诉他，我处在除了这个办法神仙也挽救不了的局面，挨什么处分都认了。”李鹏说:“你在第一线，了解情况，就按你的意见办。”李灏说，他十分感激李鹏总理，在关键时刻支持他。凌晨3点多，李灏回到家里，刚躺下，谢非（广东省委书记）又打来电话询问，李又汇报一次，谢没说什么。真是一个不眠之夜啊！

1992年8月27日—9月5日，遵照国务院领导指示，国务院办公厅、中国人民银行、国家体改委、国务院特区办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8.10”事件进行调查，9日向国务院报送《调查报告》。报告有一组关于营私舞弊的数据：据统计，8月9日至12日，有关部门接到群众关于营私舞弊问题的举报2415件，其中涉及副处长以上的领导干部25人。对群众反映强烈的三个网点进行调查，查处走后门购表共24804张，占该三个网点发售总数6.5万张的38.16%。深圳建行基层网点自查结果是，各种形式走后门购表占其发行总数的10.66%。

中央后来对“8.10”事件发了通报：张鸿义负直接领导责任，郑良玉负主要领导责任，李灏负领导责任。李灏说；参加工作几十年，没有挨过处分，这次落个中央通报批评。不过，作为深圳市“一把手”，出了那么大的事，对深圳造成那么大负面影响，心里很不安。在这件事上，自己犯了官僚主义错误。从5月圈阅同意预交款方案后，没有过问。后来方案改变时，深圳人行行长王喜义以个人名义给他写信，不赞成沿用上一年方案。他把王的信批转给主管副市长张鸿义、任克雷（市委办公厅主任）后，也没有继续过问。

大约两三个月后，我在深圳人行偶遇“8.10”事件查处通报大会（没有通知媒体参加）。我记得处分最厉害的是某银行南山支行行长，被撤职，其它的蜻蜓点水。回到报社写了稿子送市委组织部（会议是组织部张罗的）审，被“毙”了。后来又过一段时间，统一发通稿，对有关人员的处理，总之不太令人解恨（我的同事们是这样认为的）。不过时间长了，大家似乎也不在乎了，毕竟后来大家都弄到了表，只是这些表后来已不值钱。第二年，即1993年，股市开始低迷后，二级市场两三元的股票很多，所以即使抽中股票也不稀罕了，我的许多同事抽中康达尔，也放弃认购了。

写到这里，本该画句号了，但我还是忍不住要给自己说几句的机会，就算是马后炮吧！

后来在对“8.10”事件进行总结时，有关方面说是对形势估计不足。其实，形势是不难估计的。上一年10月，深南玻等11家公司发行新股时，二级市场刚刚被政府救起来，人们对股票还没有达到空前的好感，那次新股发行也没有大张旗鼓渲染，所以，尽管40万人经过一个不眠之夜的排队，最后大家还是有惊无险地买到抽签表（其实还有剩余）。1992年的情况当然就不一样了。自春节邓小平指出股市“允许看，但要坚决试”后，各级领导造访证交所给“家庭出身”（资本主义）不好的股市撑腰，股市一路高歌猛进。在全国许多地方，自发的股票发行和证券市场泛滥起来，比如：成都的红庙子市场就相当混乱不堪，各种所谓股票五花八门。这次深圳的新股发行还进行了“造市”（问卷调查），高高吊起全国人民的胃口，趋之若鹜也在情理之中。在空气中弥漫着“股味”的日子里，120万人买500万张抽签表，每人10张，小学生也可算出缺口高达700万张！近三分之二的人历经几天几夜的“苦难”买不到表，是何心情，可想而知。李灏说自己犯了官僚主义错误，其实又何止他一人呢！

后来深圳人行方面说主要是没有按他们的预交款等方案做。这个方案被老百姓说成“照顾有钱人”，老百姓强烈不同意的方案，能强行做吗？即使老百姓同意这个方案，依据当时的情形，一定是全国储蓄“大搬家”至深圳，不知道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至于深圳各单位集体组织认购的方案就比较扯淡了，依照当时情形，全国人民会答应吗？

后来从香港电视里“看热闹”的香港业界说，为什么不学他们无限量供应抽签表？这个问题问得好，内地也有许多人这样问，我试回答一下：如果用四个字回答，那就是“财迷心窍”。其实，要学香港是很容易的，深圳建立证券市场不就是学近水楼台的香港吗！只是香港新股发行的抽签表几乎是免费（每张1元成本）的，这就不符合深圳方面的想法——卖表搞民生工程（连具体项目都想好了）。有了这个想法，既要考虑价格又要考虑怎么才好卖，否则为什么要告诉大家10%的中签率。10%中签率，买10张，至少中1张，认购1000股，参照上一批上市的情况，赚三五万是没问题的。这种无风险的事情，谁不愿意做，除非他脑子进水了。

如果采用无限量供应抽签表，大家就会当买彩票玩，销路就不一定这么好，深圳发行股票不好销也不是没有例子：1987年深发展发行股票时，确实人们不愿买，结果是政府号召机关干部带头买（后来股票热时，香港媒体说李灏也买了不少深发展股票，中央有关部门调查，他确实没买）；即使1991年发售的抽签表也有剩余。如果1元钱（假如按香港收费标准）的抽签表销路不好，政府5亿民生工程不是就没指望了。

俗话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如果过于把政府的利益与百姓的利益纠结在一起，不出事都难啊！

西方一位哲学家说，历史重大事件往往重复出现，但第一次是正剧，第二次会成闹剧。深圳“8.10”事件，难道不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