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5月，时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的刘鸿儒，受命南下深圳调查股票热。从此，他与新中国证券市场结下不解之缘——栉风沐雨，上下求索二十余年。

我在媒体工作20余年，由于职业的原因，常有机会在刘头（业界昵称）眼皮下晃悠，从早期的“潜伏”到后期明目张胆的混迹，让我有机会了解刘头为新中国证券市场奔波的一些内幕。在证券市场迎来30岁生日之际，我实在按捺不住，索性写点文字“揭发”刘头，就算是“出卖”他一次吧！

保卫“幽灵”

1990年春夏，一个“幽灵”般的东西在深圳游荡，使多少深圳人为它魂牵梦绕——它的名字叫股票。从四五月份起，一向门庭冷落的深圳特区证券公司骤然熙熙攘攘。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由于手工作业的柜台交易应接不暇，黑市随之兴起，公安、监察、工商等执法部门常来驱赶，上演了一出出“捉迷藏”。一家中央级媒体驻深记者写了一份《深圳股市狂热潜在问题堪忧》的内参，引起中央高层的关注。有的领导说，股票这种资本主义的东西，不能在中国泛滥下去，应该立即关掉；有的领导说，先派调查组到深圳调查再做决定。刘鸿儒受国务院委托，于5月中旬组织国家体改委、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同志，组成联合调查组，对深圳市企业股份制与证券市场进行调查。

我走出校门来到深圳从事媒体职业，混迹于新中国证券市场新闻报道。早期的深圳证券市场处处活跃着许多贵州人的身影，他们或是我的老师，或是我的师兄师姐，或是老乡和朋友，因此，刘在深圳的行踪几乎逃不过我的视线。在许多场合，大家严守我的身份秘密，让刘误以为是他们同事，我也恪守“未经允许，不做报道”的承诺。

刘鸿儒，这个上世纪五十年代留学前苏联的副博士，1979年起，先后担任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深谙邓小平“金融是现代经济核心，这着棋活，全盘皆活”的真谛，在共和国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致力于金融体制改革和股份制试点的开拓工作，八十年代中后期，组织或参与证券市场“萌动”工作。也许源于位置决定脑袋，以至于他在深圳10余天调查后写出的近万字调查报告有“挺深圳”的倾向。报告从深圳1986年开始进行企业股份制试点取得的效果，到股票热形成原因及政府正在采取的措施等，都进行全面深刻的阐述。报告的基调是：“从总体上看，深圳市企业股份制与股票市场基本是健康的，成绩是主要的。”

刘的这份报告与前面说的那份内参强调的有所不同。内参反映深圳股票市场炒股热，已达到万人空巷的地步，机关干部、群众不去上班，都去炒股，连香港红灯区的老鸨也不做了，改去深圳炒股。当然，后来写内参的记者在与有关方面人士谈话时说，内参涉及有关政府采取措施的内容被编辑去掉了。

1990年7月上中旬，受国务院总理李鹏、副总理姚依林的指示，国家审计署会同中国人民银行组成调查组，再次赴深圳进行调查，也形成一个比较长的报告。报告比较客观地反映当时的市场情况，也反映了人们对股市的担心和不理解，特别是对在股市中出现一夜暴富现象有一些看法。报告建议：对股票交易上市以来，参与股票买卖的单位和个人所得收入在一定数额以上的，应补征所得税和个人收入调节税；对机关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参与炒股牟取暴利的，应该根据情节进行查处（政府采纳出台文件规定，机关干部不得买卖股票，使股市蒙上神秘面纱，开始一路下滑）。

1990的深圳股市，分散的柜台交易价格与场外非法黑市价格，你追我赶，交相辉映。为解决集中交易，10月，深圳市政府主管副市长带队赴京汇报情况，请求央行尽早审议批准深圳两年前报送的有关法规和建立证券交易所的申请，并在此基础上推出新的上市公司等。汇报结果很不理想，他们后到国家体改委汇报时，刘请他们到家里，拿出积存多年的茅台酒，一块儿畅饮。席间，深圳客人道苦水，刘给他们做思想工作打气。

11月26日，江泽民总书记南下出席深圳和珠海经济特区10周年庆典。期间，他对深圳股票市场作了调查，听取各种不同意见。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建议江找刘鸿儒谈一下，称他是专家。

11月28日，在珠海特区10周年庆典主席台上，江与刘交头接耳，在从广州回北京的飞机上，两人一路谈股票市场。两个多小时的飞行中，江不停地问，刘不停地回答。在最后临别时，刘说：无论如何，股票市场还是应该试下去，否则我们在全国、全世界面前无法交代。改革不能后退，现在没有经验，股市可以不扩大。请相信我们这些老党员不会随便去搞私有制，我们有办法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证券市场发展道路。但股票市场非常敏感，我们又没有经验，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所以希望不要一出问题就戴政治帽子，上政治纲，那样我们谁也不敢干了。江最后表示：可以把上海、深圳两个试点保留下来，继续试验，但不要扩大，谨慎进行，探索经验。

回京后，江立即请他的老领导周建南南下深圳进行为期两周的“微服私访”。周也写了一份很长的调查报告。据我的老师周道志后来讲，周的报告也是“挺深圳”的，为深圳发展股票市场说了许多好话，并建议有关部门尽早批复深圳市关于发展证券市场的一系列请求。

1990年12月，李鹏总理到天津考察，指明让刘陪同。一路上李向刘了解股票市场的情况，回答他所担心的问题。李问：老百姓买股票赔了钱，不找市场找市长该怎么办？刘说：投资者的教育和承受能力增强有个过程，时间长了承受能力就增强了。对监管部门来说，重要的是健全立法，增强透明度；政府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而不是保证都赚钱。我记得有一次周道志接到刘打来电话，说他正在陪李鹏总理在天津考察，总理关心股票热对深圳银行存款的影响，让周赶紧查统计数据报给他。不知道这是不是同一次。

同月，深圳、上海两个证券交易所顺利开张（深圳试营业），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八五计划”把扩大股票和债券发行纳入其中。应该说，这些“利好”与刘鸿儒、周建南等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总之，深圳方面后来十分感激他俩。

两个交易所诞生后，对股市的争议非但没有停止，反而进一步深化了。争论的核心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1991年3月，李鹏指示，组织人力研究上海、深圳两个股份制试点及股票市场问题。遵照指示，刘请上海、深圳两市主管副市长带队进京向中央政策研究室及国务院12个有关部门作一次全面汇报。之后，刘起草了一份《关于上海、深圳两市股份制试点的几个问题》向国务院正式汇报。

上海的股票热应该说是受深圳感染的。1990年深圳开始股票热时，上海好像没有什么动静，直到深圳股市狂热后，听说上海也有股票可炒了，在深圳买不到股票的人直奔上海。上海没有深圳热是因为没有像深发展那样的“龙头股”，上海的“老八股”以深圳人眼光看，是些街道企业，看不上眼。这样，直到1991年7月前，上海方面的情况始终没有让中央太闹心。1991年7月，万国证券公司和申银证券公司发售兴业地产认购证出现点骚乱，上海市公安局向公安部打了报告。李鹏指示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和中国人民银行对上海“股票热”进行调查。一周后，调查报告出炉，李鹏在报告上批示：应积极有效地利用股票和债券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可见，上海无大恙，总理很客气。

1991年12月，我有幸聆听刘在深圳召开的全国证券市场发展研讨会上的发言。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刘提出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明年储蓄存款达1万亿，如果平均利率10%（当时利率很高），国家每年要付利息1000亿，相当于全国财政预算的三分之一。存款人只管拿利息，对国家及企业的经济效益好坏一概不负责任。为什么不能让大家都真正变成企业的主人、国家的主人，都来关心企业和国家的命运呢？今天回想这个问题，如果没有证券市场，国家现在每年不知道要付多少利息；如果没有证券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会怎样，是不是还在“摸着石头过河”（今天至少已经过河，走在路上）。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发展证券市场如同搞改革开放一样，是国家和民族的自我救赎。

随着对股市“姓氏”争论的升温，引起各界的关注。1992年初，全国人大财经委听取国家体改委关于股份制改革和股票市场发展汇报时，有委员说：根据各国股份公司的情况，搞股份制没有一个不是搞私有化的。有委员问：为什么不把亏损企业拿去发行股票上市。

不仅上层担忧，普通群众对股份制也不理解和担心。1991年11月，《信访摘报》发表了北京市教育局财基处党支部一名党员写给江泽民的信，列举对股份制有五怕：一怕影响公有制主体地位；二怕国有资产流失，最终导致全盘私有化；三怕造成社会不良风气，影响艰苦劳动者积极性；四怕造成由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变为市场经济，失去计划经济和生产资料公有长处；五怕靠资金取利的收入失控，造成两极分化，形成食利者阶层。

1992年春节，邓小平在深圳指出，股票“允许看，但要坚决试”，驱散股票的“姓氏”阴霾，鞭策中国股市激流勇进。当刘在中南海听江泽民传达邓的南方谈话后，“心头一块石头终于落地”。

走向前台的“明星”

邓的南方谈话之前，刘对媒体几乎是冷处理，这也是遵照他1990年调查深圳股票热后给出的建议——股票很敏感，未经允许，不得报道。邓的南方谈话后，全国各界特别是理论界和新闻界，开始重视股份制和股票市场的发展，当时中宣部、中央党校、各大新闻媒体都“抢”刘作报告，回答他们关心的问题。一时间，刘成了“明星”，吃香得很。为了避免大家争抢，刘干脆写篇文章给大家解馋。1992年6月23日，《人民日报》以整版篇幅刊登刘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刘挖空心思地从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寻找关于股份制的一系列论述，其目的是说服党内（习惯用马克思理论高度来证明）这项改革是社会主义的。

股市的“姓氏”阴霾驱散后，股份制改革出现了新的热潮，全国各地，从中小企业到大型企业，自发的股票发行和证券市场在一些地区泛滥起来。其中成都的红庙子市场可以说是全国最乱的，各种有价证券都在交易，各单位不遵守法规随意发股票。刘去调查过红庙子市场，他说：人们形成一种错误观念，似乎搞股份制就能搞活企业，发了股票就有建设资金，买了股票就能发财。

针对当时股份制改革和证券市场发展热潮中出现的问题，7月，政协全国经济委员会进行了调研，写了份《关于发展股份经济的意见》，提出六条建议。其中有条建议三个月后就派上用场了，即是：成立国务院证券委及各级证券管理机构（到省级、计划单列市），集中统一管理企业股份制改造和各种有价证券的发行和交易。

1992年8月8日，是一个有意思的日子。这一天，国家体改委召开全国股份制试点座谈会，刘作《关于当前股份制试点的情况、问题和意见》的专题报告，并介绍国际上不断出现股市风波的形成和影响。这一天（广东人最爱吉日），在深圳上演上百万人排队争购新股认购表，两天后发生了震惊中外的“8.10”风波。

“8.10”事件震撼襁褓中的中国股市，人们再次担心它的命运。而两个月后，中央采纳政协全国经济委员会3个月前的建议，成立由国务院十多个部委组成的国务院证券委员会，朱镕基兼主任；成立中国证监会，刘鸿儒任主席。这样，全国证券市场统一的核心监管机构诞生。

刘被朱镕基找去谈话，刚任证监会主席的刘说：这是“火山口”上的工作，不好做也做不长。朱说：责任不要你承担，我来承担。刘说：出了事哪有让总理来承担的，当然要我来承担。

谈话后，刘迅速做了两件事：第一件是，邀请台湾有经验的专家到北京开座谈会，介绍台湾的经验和教训。座谈会还是人家台湾的朋友花钱租酒店组织张罗的。刘后来说，当时证监会还没正式成立，没有钱开支（这个地主当得够寒苦的）。当然，座谈会结束后，刘也请台湾朋友到家里喝茅台酒。刘说，三天的座谈会对他帮助很大，系统地学习台湾方面的经验和教训。第二件是，请香港和海外一些朋友帮助他收集整理国际市场历次股灾的情况，包括问题的发生、解决的措施及应该吸取的经验教训。

中国证监会成立后的第一次职工大会上，刘开门见山讲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做（证券监管）这项工作要有思想准备，股市下跌快了，下面有意见，怕被套牢；股市涨快了，上面有意见，怕影响社会稳定；不涨不跌，上下都有意见，说这不像证券市场。

刘上任后，仰仗他的“海外关系”，抓紧制订了一系列法规和规章。因为前面有“8.10”事件，如何建立一个公开透明的股票发行制度，是摆在刘面前的头等大事。刘下决心解决股票发行这个技术性强容易引发社会问题的难题。1993年青岛啤酒发行A股采用无限量发售认购表的办法，是刘借鉴香港经验，听取香港和其他专家的建议所作出的。在操作中，刘与时任青岛市委书记俞正声反复商量，力求万无一失。方案报国务院后，朱镕基副总理突然提出，推迟发行——他担心出事，因为当时青岛的酒店宾馆和招待所的床位被各地赴青岛购买认购表的人订光了，情况有些紧急。刘一再向朱报告说，准备工作已达到要求，不会出事，但朱还是不拍板。后来俞正声直接向朱报告，说明市委、市政府全力做好发行准备工作，如果再拖下去会影响全市其它工作。最后，朱才批准青岛啤酒新股认购表发售。刘说：虽然青岛啤酒在有惊无险中顺利发行，但这种无限量的发行方式造成对人力物力的消耗和浪费。不过，中签率（青啤中签率万分之六）低，教育投资者盲目抢购认购表成本太高。之后，抢购认购表热逐渐冷淡下来。

到1993年下半年，为了抑制经济过热，中央开始实行长达三年的宏观调控，整顿金融秩序。此后，股市一路下跌，专业人士的说法是“长长的下降通道”。到1994年7月底，上证指数由一年多前的1400多点跌至325点；深圳综合指数由360多点跌至94点。

7月23日，一封有上海市市委书记、市长签名的电报发往中央，称上海股市下跌导致投资者损失巨大，社会反映热烈，影响市场稳定，要求中央采取措施。朱镕基副总理把报告转给中国证监会研究对策。

其实在6月初，朱镕基就委托刘鸿儒到香港请台湾的专家进行座谈，了解台湾股市下跌时采取的对策。刘写了份《台湾股市下跌和采取的对策》的材料，于6月底上报国务院。后来朱批示印发国务院有关部门和上海、广东、深圳。

1994年7月28日，中国证监会拟定《关于稳定当前股票市场的建议》，报送国务院。7月30日，新华社发通稿《中国证监会与国务院有关部门就稳定和发展股票市场作出决策》，内容包括年内暂停新股发行和上市；严格控制上市公司配股规模；采取措施扩大入市资金范围等（市场称“三大政策”）。

在“三大政策”的刺激下，股市大涨，8月10日，上证指数涨111.72点，涨幅达33.46%（当时没有设涨跌停板制度）。随后一个月时间里，上证指数从325点涨到1050点，涨幅高达323%。

1995年，刘鸿儒从“火山口”退下来后，从实践中体会概括出一句话：证券监管工作是“三分业务，七分政治”，这是中国资本市场发展过程中的一大特点。

在“三大政策”中有一条涉及发展中外合资基金公司，逐步吸引外国基金投资A股市场。朱镕基告诉刘，一位老同志给中央写信，说这是卖国主义。

1993年和1994年，刘鸿儒两次陪同江泽民到上海视察，也考察了上证所。第一次考察时股票上涨较快，江听到反映，说国有企业吃亏了，因为发行价格定低了，问刘是怎么回事。刘答：这是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的，二级市场价格高，人们才有积极性买新股。第二次考察时，赶上股票下跌，甚至有跌破发行价的，江听到投资者反映，说买新股吃亏了，定价定高了。江问刘又是怎么回事。刘答：这是市场决定的，政府不能直接参与定价，只能制定规则，立足监管，充分披露信息，由投资者选择买与不买，自己承担风险。

1994年股市低迷时，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也有人反映这些问题。朱镕基指示刘写份参考材料，说明中国股市下跌原因，也说明股市波动在任何国家都是必然和普遍现象，当然也要说明中国股市的问题及应该采取的对策。

1994年10月20日，李鹏总理把刘鸿儒叫到他办公室，让他汇报股市变化的情况。刘的汇报提纲四五千字，将中国股市与国际市场作一些对比分析，说明股市波动是国际市场普遍现象。

情系股市

刘鸿儒卸任后，受聘做证券时报社顾问，后来他又组建资本市场研究会，秘书处就设在报社，使我们有机会与他亲密接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报社每年社庆刘都会赶来，说些鼓励报社同仁更好为资本市场服务之类的话。刘头如果深圳过生日或与业界的弟子聚会，我有幸被叫去陪酒。酒足饭饱后，有时我们玩扑克牌，刘头在旁边作些带有幽默性的点评。混迹在刘头的生活圈子里，也有幸获得他的签名赠书。先有2000年出版的《刘鸿儒论中国金融体制改革》（上下卷），后有近年出版的《突破——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之路》。

刘头是学者型官员，做官和带研究生、博士生两不误，今天活跃在中国金融证券界的一大批精英，都是刘的学生，因此，他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金融泰斗。

也许，过去人在官场，身不由己，刘做的学问只能是非公开报告和汇报；卸任后更好潜心研究资本市场。他的《突破》一书中收集了卸任后的大量文章和讲话，内容涉及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发展机构投资者、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等。他的两本大书几乎成了“刘鸿儒文集”。

源于刘在金融证券界门生甚众，掌握的实际情况自然多，做起学问来得心应手，针对性强。证券时报与刘相知的岁月里，无论是做新闻报道或是组织论坛活动，都占他便宜。

2000年10月，某杂志刊登《基金黑幕——基金行为的研究报告解析》一文，认为基金没有起到稳定市场的作用，反而推动市场下跌，指责个别基金公司有“对倒”、“倒仓”等违规行为（后来证监会调查好像无大碍），误导、欺瞒投资者。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接受央视采访炮轰基金公司。2001年1月，吴敬琏两次通过央视抨击股市不如赌场；2月11日，厉以宁、萧灼基、董辅礽、吴晓求、韩志国等经济学家举行恳谈会，质疑吴全盘否定股市的观点。于是，一场关于中国股市的论战拉开帷幕。9月，经济学家许小年称，中国股市需要推到重来，推倒的目标是千点之下。“推倒论”再次引起轩然大波，把股市论战推向高潮。

吴敬琏在央视发表“赌场论”后，刘在中金公司的一次聚会上，见到央视一位副台长，刘说：中央电视台是党中央的喉舌，股份制和股票市场试验是党中央的决策，你们对这项改革试验有意见，提出来我们非常高兴，但是为什么采取全盘否定的办法，把他说成连赌场都不如？如果你们不同意这项改革，可以向中央直接写报告嘛！我们这些改革的实践者，愿意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愿意看到你们揭露出来的问题，但是我们更愿意大家提出如何改进、如何发展的意见。如果只是批判、否定，不提出进一步改革发展的建议，这不是好的经济学家。

股市论战出现偏激、片面观点，影响决策层发展证券市场的决心，也严重打击了市场投资者的信心，使股市发展遭遇重挫。

为此，2002年3月，证券时报在北京举行“中国资本市场高级论坛”，刘鸿儒、周道炯、周正庆、周小川等历任中国证监会主席对中国证券市场做重要发言。刘作了《关于中国证券市场的几个认识问题》的发言，系统论述了我国证券市场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进一步阐述如何规范与发展。

在2002年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刘向温家宝副总理诉苦说：我们在国务院领导下，奋斗了这么多年，进行股份制和股票市场的改革试验，现在有人说它连赌场都不如，全盘否定，是很不科学的。

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国资本市场面临一些困惑，融资功能退化，海外各大证券交易所纷至沓来，向中国企业伸出橄榄枝，中国企业掀起海外上市潮。于是关于中国证券市场“边缘化”、“空心化”的讨论风生水起。2003年的一天，我们与刘头谈论此事，大家一拍即合——决定搞一组聚焦海外上市潮的报道。刘先打头阵接受我们采访，从他亲自推动第一家发H股的青岛啤酒谈起，谈海外上市的积极意义，谈海外上市潮不可忽视的问题，再谈到如何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解决中国企业舍近求远的问题。他还发动他的弟子朱从玖等接受我们采访参加讨论。

刘头十分关注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在一年一度的“中小企业融资论坛”上，他千呼万唤推出创业板。几年前，他对迟迟不开的创业板激动地说：我们认为开创业板时机成熟的人年年开会，认为时机不成熟的人不来开会，也不组织开会说说为什么不成熟。他的妙语赢得阵阵掌声。

20年前，中国股票市场诞生时，有西方学者说中国建立证券市场还需等20年；20年后，西方更多同行说，中国仅用20年时间走完他们上百年的历程。因此，为中国证券市场操劳20余年的刘鸿儒，应该获得国人更多的掌声。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2009年春，我在深圳东部华侨城茵特拉根酒店，见到八十高龄的刘头。他精神矍铄，酒力不减，把我们喝倒一片，个别不随便喝吐的领导也喝吐了。可人家刘头回房间后，还为报社同仁签名赠书近百本。次日一大清早，冒雨下高尔夫球场激情挥杆，纵情山水间。

因为恪守承诺，我早期的“潜伏”很侥幸。1993年7月，刘头在一次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研讨会上讲话，我贸然写了篇稿子发在我原来所在报社的报纸上，吓得在深交所工作的朋友战战兢兢。我后来的暴露是一次刘头与深交所副总经理禹国刚等谈事。刘向他们打探我究竟是谁，他们终于“出卖”了我，结果是被轰走。从此，我再不像个“幽灵”一样在刘头身边晃荡了，直到刘头从“火山口”卸任下来，做报社顾问，我才重出江湖，且有机会了解刘头更多的关于中国资本的内幕新闻。今天，仍然是未经许可，“揭发”刘头，心里也是战战兢兢。但愿写这些文字不会带来什么麻烦，也祝愿刘头好人一生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