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12月1日，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经济特区深圳证券交易所悄然诞生。当时，几乎整个中国的人们都以新奇、迟疑的目光，打量和揣测着这一在神州大地一隅刚刚出生的“婴儿”及其命运。没有谁会料到，短短的30年时间，这个“婴儿”借改革开放的春风，迅速茁壮成长为全国两大证券市场之一，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并深深地深入和影响了中国的经济生活和亿万普通人的观念。

30年风雨路，人们回首评估深圳证券交易所几百家上市公司给中国国企改革和国民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效应时，渴望了解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展的轨迹：深圳证券交易所究竟是怎样创建和发展起来的?

为了言简意赅地回答好这一问题，我将许多回忆一段一段地缀合、选排，虽然那些事情是在过去的二十几年中发生的，可是这一系列打点心情的过程，有时依然使我心情澎湃。

(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创建

深圳证券交易所是在邓小平理论指导和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怀支持下，深圳经济特区适应了国企改革和发展的需要，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内在的要求，大胆试验，勇敢开拓的产物。

1979年4月，小平同志对当时的广东省负责人说：“在你们广东划出一块地方来，”“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1980年8月26日，深圳经济特区成立。

1982年，深圳辖下的宝安恢复县级建制。新县城的建设需要资金，财政财力有限。于是，宝安县联合投资公司以县财政担保，首批发行股票1300万股，其中国家股200万股，法人股160万股，个人股940万股。招股前，在《深圳特区报》刊登《招股公告》，股东遍及全国20多个省市及港澳地区。虽然这次招股还不是很规范，但它无疑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最早的股份制改革的萌芽。

1985年8月中旬，李灏同志冒着如火的骄阳，踏上鹏城热土，上任深圳市长。李灏——国务院常务副秘书长、党组副书记，长期在中央从事经济工作，了解全国以至世界的经济形势。1978年他随谷牧等考察欧洲五国后，几乎每年南下南粤，年年参加召开经济特区工作会议，年年参与起草新文件。到深圳特区领导深层次的改革，李灏有特殊的优势。自1953年从广东调到北京后，李灏先后在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家建委、国务院工交小组、国家进出口委、国务院工作。从中央机关下放到一个大“基层”去，对他来讲不能不说是一个大的转变，尤其是在特区面临许多困难、遭受许多非议的当口上，能否完成托付的任务，没有把握，思想上顾虑比较多。他的第一个反应是，这项任务最好找比他更合适的同志去。李灏就问：“这事定了吗?”当他得知已经基本定了时，作为国务院常务副秘书长，已有36年党龄的老党员，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不久，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李灏作为广东省副省长候选人派到广东深圳特区工作。随即，广东省任命李灏为深圳市市长;这年9月，在广东省第六次人大会上，李灏被选为广东省副省长。1986年上半年起，李灏任中共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

1986年前后，深圳已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导的多元化所有制结构的企业结构，“三资”企业，“三来一补”项目的企业效益都较好，国营企业要同这些企业竞争，就需要改变那种产权不明，利润主体不明确的状况，加上当时国家财政困难，银根紧缩，国营企业要有发展就要有较多的资金投入。因此，股份制正式提上议事日程。1986年10月，深圳市政府颁布了《深圳经济特区国营企业股份化试点的规定》，对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的范围、内容、股东、股份和股票、股份公司的组织结构、劳动人事制度、税收和分配、股份制改造程序等做了规定，并选定10家国营企业作股份制的试点，企业组建董事会，监事会，由投资管理公司委派董事长，坚持总经理负责制，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责权利挂钩，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如果讲特区真正意义的股份制起源，应追溯到1986年10月，由深圳市政府颁布了《规定》后，深圳的股份制企业迅速发展。

首先出台的是深圳发展银行。1987年3月，深圳市政府决定筹建一家股份制的信用银行，在原来农村信用社的基础上改制而成。5月，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1987年12月28日，深圳发展银行成立，第一次股东大会召开。深圳发展银行以三项首创性改革引起社会关注：她是新中国第一家允许个人入股的银行，是首家公开挂牌上市的金融机构，是第一个发行外汇优先股的银行。

说起深圳证券市场的起步，最先也应追溯到1986年。当时，一些企业根据市政府的《规定》进行了股份制改造，其中多家企业还发行了股票。1987年，深圳发展银行公开发行了股票。1988年4月1日，该股票在深圳也是全国最早成立的特区证券公司的柜台上交易了。接着，市国投证券部、市中行证券部相继开业。万科、金田、安达、原野(世纪星源的前身)等也陆续发行了股票，并上柜交易。“老五家”股票在“老三家”证券部的柜台交易，构成了深圳证券市场的雏形。

随着特区经济的发展，特区企业需要更多的资金扩大生产。1988年5月，当时的深圳市委书记、市长李灏同志率团赴英、法、意三国进行考察时，在伦敦举行过一次有金融界人士参加的座谈会，主题是吸引外商投资问题。

欧洲的许多互惠基金及单位信托基金的经理参加了这次座谈会，他们向李灏介绍，欧美国家多种基金的数额很大，愿意向中国特别是深圳等沿海城市投资，但是基金的投资方式主要是股票、债券，一般不直接投资实业。他们建议中国应尽早建立规范的证券交易机构，为他们提供进入中国证券市场的投资场所。从利用外资的角度看，建立证券交易所，可以在证券市场上源源不断地筹得发展资金。从深圳特区的实际出发，要利用政策优势，创建资本市场，通过这个市场，使企业筹集更多的资金，转换企业运行机制，调整特区产业结构，提高经济效益。

现代证券市场的特点是：交易量十分巨大;金融创新不断涌现，证券市场具有“风险定价”的功能，从而指导新资金的积累和分配。因此，它对各国经济的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欧洲回到香港，李灏会见了香港新鸿基公司董事长冯永祥先生，谈了深圳要利用政策优势，创建按国际惯例运作的深圳证券市场的想法。冯先生向李灏介绍了现代证券市场的架构：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属“特殊商品”;这种“特殊商品”要在“特殊商店”——“证券交易所”“挂牌”“集中交易”;证券公司(或证券部)是“特殊售货员”，在他们的柜台可以接受客户委托，然后通过他们派驻证券交易所的出市代表(红马甲)，代客户买进或卖出股票。可见，搞股份制，实行市场经济，少不了按国际惯例运作的证券交易所。

这时，李灏同志深感特区这方面的专业人才不足。怎么办?李灏向冯永祥先生提出了三个请求：第一，聘请冯先生为深圳金融证券业顾问;第二，请冯先生派人协助起草发展深圳资本市场的总体规划，包括组织架构和法规制定等;第三，帮助深圳培训金融证券方面的专业干部。冯永祥一一答应了，而且立即付诸行动，在给市体改委参谋起草总体方案的同时，冯先生派高级助手到深圳，从1988年6月到9月，连着办了四期培训班，传授金融证券方面的专业知识，讲解发展资本市场的基本理论。市政府和市人行领导知道我几年前在日本专门学习过证券和证券交易，决定从此时起将我从市中国银行调出来，用我所长，集中精力，专门从事资本市场筹建的技术性工作，所以第一期培训班我也参加了。

按照李灏书记的初衷，是想把深圳的资本市场按国际惯例搞起来。但1988年，全国仅深圳一地作为全国股市试点，这便立刻与国际惯例形成矛盾。根据国际惯例，国家应有一个专门对股市进行管理的机构——证券管理委员会。但是在当时我们国家没有一个全国性的股市气氛。1988年的深圳股市堪称是国家的独生子。因此，国家不可能专门为深圳组建一个证券管理委员会。所以，1988年11月，深圳市委、市政府决定建立“深圳资本市场领导小组”，分管金融的副市长张鸿义担任这个机构的组长，下设两个小组：专家小组和顾问小组。专家小组一开始由经济学博士汤学义、周道志和我负责，1989年1月，汤学义因去香港工作，市政府决定我任专家小组组长，周道志任副组长。

我这个在日本学习证券的留学生，经过长期“学非所用”之后，总算可以显显身手了，我的使命是按领导小组的意见，先组织人马，翻译香港的一套法律文件。然后，按照李灏书记早就提出的移植借鉴的指示，结合深圳特区实际，起草特区证券市场相应的法规草案，供市政府研究。从1988年11月成立深圳资本市场领导小组以来，专家小组一头扎进资料堆，一干就是四五个月。

这时，深圳资本市场领导小组还下设一个办公室，周道志任办公室主任，不论办公室还是专家小组均是钱无一分，纸无一张。于是，最初我和周道志是在我家的大厅办公，起草资本市场发展规划等。接着，我于1989年春天，向中行借了一套宿舍和桌椅床铺及被褥等用品，我和周道志在这里办公。几个翻译香港《公司条例》、《证券交易条例》、《香港联交所组织大纲》、《香港联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资料的研究生，既在这里办公，又在这里食宿。办公经费是市投资管理公司借给市资本市场领导小组办公室的20万元无息贷款。我们精打细算，事事节约，花钱不多，这20万元存在银行还有点利息，到1989年11月深圳证券交易所开始筹备时，这笔钱由我和周道志协商转至深交所筹备小组使用和负责偿还。专家小组的工作得到新鸿基公司的支持，他们说：“你们译吧!译完后给我们一套汉字法规。“

深圳人的大胆举动，颇得海内外同仁的赞誉。5个月过去了，《香港证券条例》、《香港联交所组织大纲》等到，被一一翻译就序，洋洋洒洒200多万字。顾问小组方面主要是由新鸿基公司派人组成，负责提供各种咨询。1989年3月，由中信、光大等九家最大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共同发起组建了“证券交易所联合设计办公室”(简称“联办”，后来更名为“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该办的负责人张晓彬随即到深圳与在此之前已成立的深圳资本市场专家小组的负责人汤学义和我协商合作事宜。之后，“联办”的高西庆、李青原、汪建熙、谢思敏等人多次到深圳，协助我们共同修改深圳证券交易所各项业务规则和深圳证券市场各项法规草案。这些资料汇集印刷成《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建资料汇编》，因封面为蓝色，简称《蓝皮书》。

1990年初开始，深圳股市呈节节拔高之势，到5、6月间，更进入一个失去理性的狂热阶段。仅在5月25日至6月17日短短的20天内，深市5种股票大幅上扬，其增幅分别为：深发展100%;深金田140%;原野210%;深万科380%;深安达380%。与此同时，各股成交股数与成交金额也大幅增大。社会各阶层越来越多的人挤进股市，加入浩浩荡荡的炒股大军。

当时的深圳股市尚处于初级阶段，数量少而投资者众，供需严重失衡;营业网点较少，交割手段比较落后，效率低;非法场外交易盛行，这是股市过热的主要原因。这期间，许多证券营业部只见人而无股票可售，排队的长龙昼夜无眠，人声鼎沸通宵达旦。提前几天排队已不是新闻。

人们求股票若渴，因此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于是有门路的去找门路，无门路的去挖门路;无路可走的便挤到了场外——“黑市”交易。人们在“老三家”证券部的“白市”里，买不到“老五家”股票，便在荔枝公园北门的园岭小区特区证券部周围自发形成了“黑市”，而且越是晚上交易越热闹。当时深圳的“一景”就是：月光下，一边是股票黑市交易;一边是宣传车的高音喇叭告诫人们：小心受骗。不要参与股票黑市交易。此时，各路英才应运而生，什么炒股专业户、排队专业户、“黄牛”霸市、内幕交易，不一而足。

于是，不论是在家里、理发店、公共汽车、公共场所或机关里，都有人在谈“股经”，家庭主妇在菜市场相遇也搭上“股腔”，小贩不谈市道而谈“股道”。

为了平抑1990年上半年深圳股市的过热现象，深圳市政府于1990年5月底出台了几个重要措施，其中的一项是深圳人行连续三次推出股票限价政策。6月26日的限价政策为：每天委托升幅不超过上一日收市价的1%，降幅可达上一日收市价的5%。从这个比例数字看，分明是只许股票下跌，而不能上升。这样在股票持有者来说，便产生了一种预期效应。揪死股票不肯放出，这无异于将交易挤出场外。人们自然要去找能够自由交易的地方——黑市(或叫“场外交易”)!这样的规定，正好与深圳市政府的初衷相违背，实践证明行政命令难以替代经济规律。

恰在此时，《人民日报》驻深圳记者站站长写了一篇内参。这篇内参传到了王震以及当时中共中央五个常委们那里。股市中的一夜暴富的例子使内地反应强烈。领导层对此意见不一，有主张继续加强管理的，也有主张取消试点的。证券市场幼苗面临被剔除的危险。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对该内参阅示：先派人到深圳了解情况。1990年5月中旬，国家审计总署署长吕培俭及其工作人员抵深圳，客观地写出来上报党中央、国务院的调查报告。此时，国家体改委、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国家外汇管理局组成联合调查组。调查组对深圳市股份制试点在提高企业经营透明度、增强自我发展能力、吸纳社会闲散资金、开辟吸引外资新渠道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做了肯定，对坚持公有制为主体、股票发行和交易市场、通过股票市场利用外资以及增强市场的组织和管理等几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提出了有关的意见和建议。

1990年5月至8月，是深圳股市柜台交易时期的整顿治理阶段。股市如脱缰的野马不断上扬。场外“黑市”交易愈演愈烈。场内“白市”透明度很差，内幕交易时有发生。有的证券从业人员假公济私，利用工作之便个人吃差价、拿回扣、中饱私囊。各家证券经营机构信息传递困难，尚未形成统一的市场价格，降低了市场效率。不正常的股市引起了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

5月23日，市委书记李灏对深圳市企业股份制改革作批示：“把此项工作搞得稳妥一点，不宜搞得过快、过急，面铺得太大会造成失控，重要的国营企业必须国家控股，对证券交易工作要健全法规”。市政府多次召开会议，研究股市管理和操作中的问题，针锋相对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诸如：税收政策，涨跌停板制度，柜台交易原则，单位购股办法等多项措施，市场过热现象得到了缓解。股市呼唤规范!人们盼望着公开、公平、公正的交易。而此刻政府也十分重视股市动态，不但从理论和法制上宣传引导，同时也在加快筹建深圳证券交易所;加紧立法，制订证券交易规则等。

在此之前，从1988年11月到1989年3月，在市资本市场领导小组的指挥下，我们专家小组集中精力，突击借鉴和移植较成功的国际证券市场上的《证券条例》、《公司条例》、《投资者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并由我和周道志草拟成特区证券市场相关的法规草案：《深圳市人民政府证券交易委员会组织大纲》、《深圳特区证券市场管理暂行规定》、《深圳特区股票发行暂行办法》、《深圳特区债券发行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行性分析报告》、《深圳市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等，1989年4月，上述法规草案开始讨论。香港新鸿基公司——深圳资本市场领导小组的顾问公司，在其内部讨论后发回了修改意见。

1989年9月8日，由我和周道志草拟的《关于筹建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请示》，在市资本市场领导小组审定后报市政府审批。上述法规(规则)草案及新鸿基公司的修改意见也一并上报市政府。

1989年11月15日，深圳市政府下达了《关于同意成立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批复》。这个《批复》是由我执笔起草的。那是1989年11月8日的下午，张鸿义副市长电话通知我到他的办公室，让我马上完成这个起草任务。于是我随即在他的办公室写了起来，成文后张副市长很满意。我在将这个《批复》草稿交给张副市长过目之前，迅速抄录一份给自己留了下来。

但是，在当时对于是否要搞股份制、搞资本市场，就全国而言还停留在所有制姓“资”姓“社”的争论上，所以这项改革难度很大。深圳提出建立资本市场之后，有人不理解，便打电话问市政府，质问“为什么搞资本主义市场”?为此，市政府还让身为专家小组组长的我写了一个关于什么是资本市场的简介。后来，有人提出，干脆用证券市场代替资本市场。这个建议结果被采纳了，但是证券市场比资本市场的内涵却缩小了许多(资本市场，按OECD的定义，是由包括债券、股票和信贷等一些年期在一年以上的金融工具组成的)。

筹建深圳证券交易所伊始，从某种意义上说，和开始筹建专家小组一样，钱无一分，纸无一张。所不同的是当时有我和汤学义及周道志三条汉子，而现在只有我和王健两个人。我和王健商定：先找财源。由我出面和周道志协商，把市投资管理公司原来贷给市资本市场领导小组办公室的那20万元办公经费转至深交所筹备小组名下，用我的私章，配以深交所筹备小组的公章，去银行办理开立新账户和存取款等手续。有了钱，接着找“窝”。市物业集团在国贸大厦三楼腾出的几间仓库成了我们的办公室。

1990年4月23日，《深圳证券交易所股东入股协议书》全部签字完毕。

1990年5月初，我和王健以及曾柯林等人赴京，向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汇报。接待我们的是时任金管司司长的金建栋同志。他在听取了我们筹建深交所的工作汇报后对我说：“老禹，深圳证券交易所这个名字太敏感。依我看，名字暂叫深圳证券市场好，可以立即开展工作。”我问他：“这和菜市场、肉市场有什么区别?”他回答：“你不懂，先用这个名，以后成功了可以更名嘛!”

看来，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出生证”，申报的最早但难以拿下来。

1990年7月26日，深圳证券交易所第一期出市代表培训班结业。

1990年8月22日，深圳市政府任命王健和我为深圳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由王健主持工作。为了彻底肃清“黑市”交易，深圳市有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措施：11月11日，《深圳特区报》刊文告诫投资者增加风险意识;11月21日，市工商局发布《关于维护我市证券交易市场秩序的通告》，坚决取缔“场外非法交易”，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开业为杜绝“黑市”交易起了根本性的作用。

1990年11月22日，李灏、郑良玉、张鸿义等市领导来到国投大厦15楼，视察深交所筹备工作。

李灏同志一进门，还没坐下，便问：“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了?今天我们可是来拍板的!”我当即表示，“市里今天定下来，我们明天就开业。”会上，王健和我将深圳股市当时的混乱情况再一次进行了汇报，重申事情的严重性。此外，我们还汇报了深交所的筹备情况，并当场做了演示。我们一边做着演示，一边介绍说，现在一切就绪，完全可以开业。电脑的显示屏不停地出现着各种数据，滴滴嗒嗒的闪光吸引着市领导的兴趣。最后，筹备组的人说，看看我们这样做规范不规范?这样能克服许多弊病。因为实现了自动化撮合、自动过户，大量的人为搞鬼便没了机会。实际问题是，乱就乱在这两个环节一直是被人用手工操作。如果这个操作再有一点私利混杂其中，搞鬼岂不是举手之劳。直到此时，市领导心里有了底数：股市不能再混乱下去了。

“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开业?”张鸿义副市长紧逼不放，急切地询问我和王健。

“你们今天拍板，我们明天就开业。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早就等急了，只要你们一声令下，我们就冲锋陷阵。”我和王健回答得非常坚决。

“还是准备得好一点!”李灏书记虽然是这样说，但从表情上也能知其心切之情。

李灏书记及邓良玉市长遂下最后决断：“12月1日开业!此事今天就拍板定了!”我和王健两条汉子，激动得热泪盈眶!

回顾深市发展的历程，从“老五家”股票在“老三家”(后来发展到12家)证券部上柜交易，到1990年12月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开业完成了由柜台交易到集中交易的转变，标志着深圳证券市场已正式建立，并朝着规范化的方向发展。

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会有证券市场。但深圳证券交易所在开业时，尚未拿到“出生证”。1985年，小平同志说：“深圳是个试验”，“我们的整个开放政策也是个试验，从世界的角度讲这也是个大试验。”深圳证券交易所是在邓小平理论和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怀和支持下，深圳经济特区适应了国企改革和发展的需要，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内在的要求，大胆试验，勇敢开拓创新的产物。在深交所开业的同时，李灏书记进京向中央有关部门说明交易所集中交易，加强管理，根治“黑市”交易，建立健全有序、高效、安全的证券市场的必要性，争取中央有关部门的批准。

鲁迅说：“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像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形成了路!”公元1990年：12月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开市;12月5日，全国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STAQ)开通;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敲响开业锣声……那么多的风风雨雨，都是从1990年的“金色的12月”开始!

深、沪两个证券交易所在筹建和发展中是互相支持、互相帮助的。1990年5月下旬，我到上海参加“发展证券市场国际研讨会”。当时，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筹备工作还未全面铺开。这次会议后，上海市一位副市长亲自率领一批年轻能干的金融干部，到深圳考查证券市场。他们一行来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备小组时，我正好出差云南，王健同志接待了他们一行。交谈中，上海同志提出，可否将你们的《蓝皮书》(即《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建资料汇编》)借给我们参考一下?王健回答;“当然可以!”说着，便拿出《蓝皮书》以及其他筹建资料，亲自交给上海来的同志。

上海的同志在借鉴《蓝皮书》的基础上，结合上海的实际情况，很快起草了有关的法规和交易所运作规则，因此省却了至少一年半的翻译、移值借鉴境外资料的工作时间。《蓝皮书》为上交所的准时开业帮了一个大忙。

上海的证券交易所先拿到“出生证”(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发和开放浦东问题的批复》精神，为了配合浦东开发成功，必须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这在客观上也帮了深圳特区一个大忙;使此前已开业的深圳证券交易所有了生存和发育的空间。

保留股市这片改革成果，是党中央国务院的英明决定。股市得以继续试点，但暂限于深沪两个城市。

(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发展

1991年，深圳证券交易所真是生逢多事之秋。孕育时艰难无比，当经历了先兆流产之后，总算保住了腹中之胎。可“出生”之后却偏偏没有“出生证”。好不容易领取了一张“出生证”，艰难推进，可脚步还没站稳，整个深圳股市便落川瀑布般地倾泻而下。“倒霉”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便责无旁贷地担起了“重整乾坤”的使命。

1991年7月初，我和王健的心思早已移到了“救市”的事情上去了。7月流火，可7月的股市寒彻透骨。股价一天跌过一天，我和王健曾多次向市政府汇报有关情况。现在交易所运转正常，“救市”一事已刻不容缓，市政府接到交易所的意见后指示说，一定要组织好，咨询组的同志要拿出方案来。

1991年7月10日，这一天正是星期三。上午9时，市体改委、综合开发研究院、交易所以及主管机关的代表全部到齐。会议宣布开始，讨论内容——“救市!”。正在主持这次会议的王健同志突患大面积、超急性心肌梗塞。我马上用电话向市委、市政府汇报了王健的病情，但由于王健刚坐救护车去医院，病情的具体情况还不得而知，市里要求我们随时汇报有关王健的病情。我放下电话，乘车急奔医院。王健被及时送入急诊室，医生们先是进行了紧急诊断，并做了心电图——心肌梗塞一目了然。

我马上将王健的病情汇报到市政府。张鸿义副市长随即向李灏书记、郑良玉市长汇报了这一情况。两位父母官当即委托了张副市长，要求他立即去医院，告诉医院要用最好的医生，最好的药物，不惜代价一定要把王健抢救过来!经历了整整20天的抢救，王健终于战胜了死神，跨过死亡线，胜利地度过了危险期。

深市柜台交易时期的狂涨潜伏了深交所开业后连续10个月的暴跌，震惊了全国。1991年8月19日、21日、23日、25日，副市长张鸿义连续四次召开“救市”会议，动员机构入市，加强市场的支撑力。但是，收效甚微，股市继续飞流直下。

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同志一直非常关注股市下滑情况。他和郑良玉市长交换了意见，请郑市长亲自出马，动员“救市”，并在9月2日召开最后一次“救市”会议。这次会议之后，我和深交所监事长董国良当天晚上到李灏书记家，请示筹资两亿元用于“救市”大决战。李书记拍板同意。随后，按照李书记的指示，我们又到郑市长、张副市长家，在取得他们的同意后，我们从市国投、市投资管理公司等单位筹到资金，并以深圳股市“调节基金”的名义，有我和金明以及仍住院的王健同志指挥"救市"。

1991年9月5日，深证指数由基日(1991年4月3日)的100点跌至45点，股市市值己由50个亿跌至当日的35亿。发展银行股票跌至13.70元/股，其他几只股票跌得更惨。我们"救市"的策略是，稳住龙头——深发展，带动万科、金田、安达等改变局面，稳住大市。9月7日，深圳股市"调节基金"入市，当天奋力将深发展股价托到13.85元/股。而其他几家股价仍然在下落。深圳股市"调节基金"继续入市"救市"。从9月14日到29日，股市再没有出现过去的大起大落，股民们的信心再一次树立起来了。

10月10日，发展股冲到26元/股，其他股价也上来了，股市又沸腾起来了!到11月14日，深证指数创下了收市报136.9点的当年最高纪录，日成交金额也于11月13日达到1.1亿元的新纪录。现在回头看，当时的"救市"措施是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政府干预市场的成功范例。

1992年1月，邓小平同志视察深圳时说"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

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小平同志指点迷津，深圳股市在试验中取得了新的成绩。

1992年3月18一19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同志到厦门视察时，召见深、沪两地证券交易所负责人到厦门给他汇报股市试点情况。我汇报了深交所上市公司的质量、上市公司的数量、市场规模、电脑化操作、深圳股价全部放开(深交所取消涨跌停板板制度。1991年6月8日首先放开万科股票交易限价，至同年8月17日，全面放开股价涨跌停板限制、深圳股民经受过狂涨暴跌考验等情况。我在汇报时，朱镕基副总理不断记录。在听完深沪两个证交所汇报后，朱镕基副总理说，深交所在以上六个方面发展得比上交所好。散会时，秘书告诉深沪证交所同志:回去后"三不"一一即不汇报、不登报、不作任何形式的宣传。

1992年3月25日，朱镕基副总理在全国人大中外记者会上，向各种媒体讲述了以上情况。

可是，时隔不到半年，深圳股市在一级市场发行1992　年度新股时，发生了所谓8.10风波。这件事与只负责二级市场运作的深交所毫无关系，但它却大伤了深圳股市的元气。

这个事件之后，深交所力挽狂澜，继续开拓向前，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新的进步:

(1)1993年4月13日，深交所在国内首创借助卫星通信手段传送股市行情和成交回报资料，有效地解决了交易中通讯的瓶颈问题。更新后的卫星通信系统具有双向传递交易行情、成交回报和委托报盘的三种功能。

(2)1993年7月28日深交所替代微机运作的TANDEM大型计算机运行系统正式推出，有效地解决了交易撮合系统的瓶颈问题。

至此，深交所的“四化”——通信卫星化、交易电脑化、交收无纸化、运作无大堂化(因取消大堂可能对参观有某些影响，仅此一项推迟至1997年6月2日撤销“红马甲”，取消交易大堂)全部实现，国内外同行赞赏有加。深交所摒弃传统的交易模式，率先在国内实行符合当今证券市场国际潮流的“四化”交易模式，跳跃式地赶超世界一流水平。

从1990年12月1日深交所开业至1993年7月28日深交所“四化”实现，尽管这期间有1991年的“救市”、1992年的“8.10”事件，但深交所取得的成就令世人瞩目，可谓这一期间为深交所的第一次辉煌阶段，而在这一阶段的1993年1月5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同志视察深交所，并亲笔题词：“努力办好深圳证券交易所，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

在深交所成立后的两年多内，已使深圳证券市场实现了从“柜台交易”到“集中交易”、从“手工交易”到“电脑交易”(1992年2月25日开始用微机运作，至1993年7月28日TANDEM大机取代微机运作)、从“一户一票”到“一手一票”、从“实物证券”到“记账证券”、从“区域市场”到“全国市场”(截至1993年9月，深交所有会员373家，其中本地28家，异地345家;深交所有上市证券39只，其中本地19家，异地20家)、从“国内市场”到“国际市场”(1992年2月25日首只B股南玻上市，至1993年9月底深交所共有18只B股挂牌买卖。当时B股投资者遍布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B股境外特许经纪商70多家。B股交易实时行情同时通过路透社和德励资讯系统向世界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传播)的转变。

1992年7月2日和1993年3月6日，深圳市政府两次下文任命我为深交所主持工作的副总经理，使我在留学日本所学的证券知识得以运用，为深交所和中国资本市场的创建和发展做了些有意义的工作。

1993年4月2日，在北京中南海国务院第二会议厅召开的《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审定会议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证券委员会主任的朱镕基同志问我，“依你的意见，全国要建几个证券交易所?”我回答道：“这要视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定。美国50个州，比较活跃的证券交易所有八、九家，中国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依此推算最多建4个证交所。”朱镕基同志说：“按GNP算，目前中国仅占美国的十分之一，那么，我们办一个证交所也足矣。既然我们现在已经有沪、深两个证交所了，那就继续试验。”我完全同意国务院领导的话，开办证券交易所不能一哄而上。中央的方针已经很明确。

接着，朱镕基同志又问我：“怎样建立全国统一的证券市场?”我回答道：“这要学一点秦始皇。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先行统一全国的度量衡。我们要建立全国统一的证券市场就要先立法，把全国统一的《公司法》、《证券法》、《投资者保护法》、以及《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等法律法规先立起来。在这个前提下，建立深、沪两个证券交易所的大型计算机及证券通信卫星联网的全国统一市场，这样联网后深、沪股市可以更好地为全国服务。

1997年7月2日，国务院办公厅国办函[1997]39号通知：根据国务院第150次总理办公会议决定，……将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划归中国证监会直接管理，证券交易所的总经理和副总经理由中国证监会任命，理事长、副理事长由中国证监会提名，理事会选举产生。

深交所的第二次辉煌阶段，自1996年4月至1997年秋季。

1995年8月，沪市发生了转配股非法流通上市的“长虹事件”。而对沪市发展造成最大负面影响的是“327国债期货事件”，大伤了沪市元气。

1996年4月以后，深市率先启动，带动了全国证券市场的新一轮高潮。深强沪弱得以形成和确立。深市在上市公司数、上市证券数、成交股数、成交金额、投资者数量等上升指标方面遥遥领先。1996年深市全年成交额逾1.39万亿元。

深市的第三次辉煌阶段，自2000年5月至2004年5月。深交所在推出创业板准备期间，风云突变。NASDAQ在1999—2000年，一路走好，“直挂云帆济沧海”，其股价指数从2000点扶摇直上至3000点—4000点—5000点;之后，又“飞流之下3000尺”，落到2000点。加之其他几方面的原因，致原拟2000年推出的深圳创业板胎死腹中。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怀和支持下，深交所人开始进行中小企业板市场开拓创新工作。经过3年11个月22天的艰苦奋斗，在社会各方的大力协助下，深交所迎来了2004年5月17日的中小企业板开启仪式，并于6月25日推出首批8只中小企业股上市交易。之后，深交所连续作战，截至2005年秋季，共推出50家中小企业股挂牌买卖。这件事，意义重大：既解除了深交所的生存危机，又开创了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的新局面。所以，应视为深交所风雨路中取得的第三次辉煌。

特别要提到的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没有李灏书记高瞻远瞩，在深圳特区大力推行国企规范化的股份制改革，提出利用深圳特区政策优势创办资本市场，并坚忍不拔地促其出世乃至获得“出生证”，就不会有深圳证券交易所。

“进不求名，退不避罪，惟名是保。”昔日《孙子兵法》之言，乃今李灏精神之写照。

推出创业板，这是中国人十年多来梦寐以求的盛事。

1998年8月，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提出在资本市场设立高新技术企业板。与此同时，深交所开始筹备创业板。

2003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完善资本市场结构，丰富资本市场产品。规范和发展主板市场，推进风险投资和创业板市场建设”

2004年1月，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指出“建立多层次股票市场体系，分布推进创业板市场建设”。5月17日，经国务院批准，中国证监会正式批复同意深交所设立中小企业版。

2007年8月22日，国务院批准中国证监会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方案，确定了由主板、中小板、创业板、场外转让市场构成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框架。

2009年3月31日，中国证监会颁布《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暂行办法》。

2009年6月5日，深交所发布《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2009年6月30日，中国证监会发布《创业板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暂行规定》。

2009年7月20日，中国证监会发布《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文件》、《创业板招股说明书》格式准则，并于7月26日开始受理创业板上市申请文件。

创业板制度设计的目标是打造一个规范高效、风险可控、特色鲜明、有竞争力的市场。坚持市场化改革原则，充分考虑中国国情，适应创业企业的特点和需求，注重风险控制，在企业准入、发行审核、市场监管、交易运行、投资者准入和退市制度等方面合理安排制度创新。

创业板市场旨在促进自主创新企业及其他成长型创业企业的发展，完善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体系，落实自主创新国家战略，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引导和优化配置功能。同时，也为投资者分享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成果增加渠道，是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的核心环节。

2009年10月30日上午9点25分，深交所创业板首批上市公司股票开市交易的钟声敲响，随即28只新股受到市场猛烈追捧。这是中国证券史上上市家数最多的一次新股集中上市交易。

深交所理事长陈东征在上市仪式上特别提醒上市公司，一要转变观念，通过资本市场培育和锤炼出一批现代企业家;二要树立诚信意识;三要加强学习，不要因为无知或盲目自大毁了企业。上市公司要珍惜历史机遇，在资本市场这个大舞台上从头拼搏;要珍惜创业的艰难;要珍惜股民的信任;以真正的、实实在在的成长业绩回报社会，回报投资者。

理性是创业板的生命线。

这天上市仪式结束后，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创业板今朝分娩，确实是夙愿已达，来之不易。纵观全球创业板市场，起初炒得火热，但疯狂之后必会暴跌。第一天开盘都希望多涨一点，这说明大家对市场有信心。但也要防止暴炒，以免把市场“炒焦了”，重蹈海外一些创业板市场的覆辙。

中国证券市场虽然还不完善，然而这是一个充满机会和希望，并在迅速发展的新兴市场。愿中国证券市场的上市公司、投资者、经营者、管理者、中介机构、新闻传媒和来自方方面面的参与者，共同珍惜和爱护这个市场，使其健康茁壮成长，让更多的高新技术企业和其他创业企业在资本市场强有力的支持下，迅速实现产业化并形成生产力，为大幅提高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新的贡献。

作者：禹国刚（深圳证券交易所人创始人之一，原法定代表人，常务副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