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正式建立证券交易所的批文未下，因此，正式开业落在上海后边。

图注：1990年12月20日，深圳特区报无奈在第三版报道了上交所开业的消息。(李幛喆提供)

不能正式营业，深圳就发扬特区特有的方式，来了一个试营业。1990年12月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在深圳国际信托大厦15层开始试营业，开业没有众多领导和嘉宾出席，惟一一个“高级别的领导”就是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总经理兼深交所的监事董国梁。王健和禹国刚站在敲钟旁边，开业仪式也很简单，9点整，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备组负责人王健敲响了试营业的钟声，新中国首家试营业的证券交易所“惨淡”开业了，仅有这3个人参加了开业仪式，见证了这段“惨淡”的历史。

图注：王健敲响了试营业钟声(王健提供照片)

2001年，我到深圳去采访深交所筹备组的负责人王健和禹国刚，我们一起到当年敲钟的地方，当王健模仿当时敲钟的情景并回忆起当年惨淡开业的情景，忍不住潸然泪下。正是：英雄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

图注：王健接受李幛喆采访在当年深交所试营业的现场回顾当时敲钟的情景，说到当时惨淡开业情况，王健在现场不禁潸然泪下。(欧阳红摄影)

我2001年到深圳采访禹国刚时，他回忆总结说，这个简单的开市仪式，既简单，也庄重。这个钟声来之不易啊，引用你的书名就是：终于成功!注：笔者2000年撰写的1980-2000中国股市发展报告的书名是终于成功。禹国刚看过这本书，在此引用。

这天显得很清淡，由于老5股没有办好托管手续等原因，当天只有深安达(现在更名为ST国农)1只股票“试营业”。

钟声过后，整个上午无任何报盘交易，空市开盘。此时国际投资基金部有内线人进来告诉王健，昨天那些券商密谋，今天故意不报单，要空市，让你们难堪。王健和禹国刚气愤之极，禹国刚立即派人去券商处调查，发现的确是有股民委托买卖报单，但是券商故意不报。王健立即找来人行的2个处长反映情况，但是一时查无实据，2个处长也无能为力。好在国投基金部的人(原来王健的老部下)支持深交所试营业，下午报了几笔单。国投基金部出市代表温彤筠和有色证券部出市代表伍德民完成了新中国股票第一笔交易，即：深安达成交了5笔8000股。这也是深交所试营业全天首日惟一成交的情况。尽管仅有8000股成交量，但是它开创了新中国股票交易的先河。

由于开业当天怕出现意外情况，所以深圳市领导要求股票交易“由简到繁，由易到难，先手工，后电脑”。再加上当天仅有一个深安达股票托管了可以正式交易，所以电脑也没有派上用场，是采用白板手工完成了当天的操作。禹国刚对我回忆说，1992年股票热后，券商手工劳动实在不堪重负了。深圳市领导找来禹国刚，要他赶紧采用电脑交易记账等。禹国刚此时开玩笑说，别着急，要“由简到繁，由易到难，先手工，后电脑”嘛。搞得领导哭笑不得。

图注：禹国刚在敲钟现场回顾当年开业情况(欧阳红摄影)

禹国刚还遗憾回忆说，本来我们深圳市是最早设计好电脑交易股票的，结果我们开业却用手工交易。而上交所电脑交易的思路和部分设计是我们提供的，他们在开业时却大胆用电脑交易。这是我们深交所的历史遗憾，否则我们深交所也会在股票电脑交易方面创造第一。

当天闭市后，国投基金部出市代表温彤筠、有色证券部出市代表伍德民和王健、禹国刚、深交所顾问周顺祥(20世纪40年代在上海的股票从业人员，为深圳市培训了股票交易员)合影留念。这5个人见证了新中国证券交易所开市，收市和股票首日成交的历史情况，他们5人绝对是中国股史的标志性人物。

图注：5位股史见证人(左起)禹国刚、温彤筠、周顺祥、王健、伍德民(禹国刚提供照片)

为什么深圳证券交易所试营业如此悲惨冷清，这里主要是人为的原因。王健和禹国刚当时为建立深交所克服了一个又一个技术性困难，但是有些困难是人为的。一是有些人认为就5只股票，证券公司手工交易足够了，建设那么一流的电脑交易设备有点大材小用。二是有些人隐藏着私利。因为手工交易和柜台交易透明度差，有些人可利用此弊端大搞黑幕交易，操纵市场，为自己拼命捞钱。如果改成集中交易，用电脑操作，这些弊端则可以克服，使那些以股谋私的人将无空子可钻。三是开设证券交易所，这些券商的交易手续费收入消失了，利益严重受损。所以这些人是坚决反对在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交易的。

王健这个耿直的北方汉子与这些人进行了激烈的抗争，为此得罪了很多利益集团。甚至有些人用极其卑鄙下流的手段诬陷王健，比如给王健夫人打电话，放男女做爱的录音，然后说是王健的风流事情。以此挑拨王健的家庭关系。正因为存在以上因素，因此深交所在试营业首日就有人故意冷落交易，某些券商有意接单不报，有意造成“空市”情况，甚至鼓动股民不去交易。

图注：王健(中间)和禹国刚(左一)刚接受外国记者采访(禹国刚提供照片)

深圳在改革开放中什么试验都试过，也都成功了，如人才交流中心、生活资料交易中心、外汇调剂中心等等。但就是建立证券交易所最难办，甚至好不容易让深圳证券交易所试营业，却又遇到了“自己人”作对的内讧。面对试营业头几天的“有单不报”或“无序报单”的状况，再不扭转，深圳证券交易所本身都成了公开“黑市”交易，这样怎向深圳人，向党中央、国务院交待?王健迅速向上汇报，李灏书记果断决定，立即用电脑交易，彻底扭转这股恶风。从此，深圳证券交易所才由试点开始的混乱状况一点点走向有序、成熟。否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试营业真有停业的可能。

图注：老资格红马甲周顺祥为深交所培训红马甲(禹国刚提供照片)

2001年我去深圳采访王健，他回忆说，我们那时候筹办交易所，处处有障碍，非常不顺心。这根本不是什么国际惯例和中国国情之争，是国际惯例和既得利益之争。因为原始的交易不透明，他们利益集团有空子可钻，所以他们不想成立证券交易所。最早我们准备搞电脑交易，结果有人说，你们连最简单的交易还不会，还搞复杂的。迫于“压力”，深交所试营业只好采取白板手工交易。

深交所试营业前一天，主管的领导来检查工作。他摸了电脑底下有灰尘，就说这样不能开业。气得王健当时甩手说不干了。后来这位领导也对王健说了实话：我们等上海开业看看再说嘛，万一有什么不妥，我们也好吸取他们的教训啊。从王健的角度看，他是求快与好，要争第一。从领导的角度看，他要从全局考虑利弊，力求好与稳，以防发生不测。一旦发生不测，领导是要负主要责任的。因此，有关领导适当抑制王健他们的“敢干热情”，也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必要的。但是双方的目标还是一致的。

2000年，我在北京采访了李灏。他回忆说，我是一名高级官员，我的态度很鲜明，对任何新生事物不参加辩论，只是试验，用事实说话。不是我一个人说一句就干的。我当时是正好摆在那个位置上，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当时证券交易所都筹备好了，但开不了业，于是我决定，现场办公。当时郑良玉市长等领导都到现场。别人不敢这样做。中国可以先试验嘛。我们深圳当时搞改革，很多试验都没正式批，但我向中央通气，不背着做，先试行。但是历史的遗憾永远无法弥补。深圳人在改革开放中创造了众多个第一，但在建立证券交易所方面却是第二。所以第一是第一，第二就是最后。深圳的当事人现在想想，可能比谁都后悔。但就试行而言，深圳证券交易所又是第一了。更形象比喻就是：深交所是先生孩子后领证。上交所是证章齐全生出孩子。就此而言，深交所也就平衡了。

图注：深安达1990年12月1日进入深交所集中交易，原来在场外交易的行情停止发布（李幛喆提供）

图注：深圳原野股票1990年12月1日发布换股公告，为同年12月10日正式进入深交所集中交易做准备。（李幛喆提供）

图注：1990年12月10日，原野股票进入深交所集中交易，场外行情停止发布。（李幛喆提供）

图注：1991年，20世纪40年代在上海的股票从业人员周顺祥与尉文渊，禹国刚合影。（禹国刚提供照片）

图注：深圳大剧院内设的深交所（禹国刚提供照片）

图注：李幛喆在当年深交所试营业的现场采访禹国刚、王健时，模仿深交所试营业敲钟。禹国刚告诉李幛喆只能敲三下，因为广东人说三声是升升升，吉利。禹国刚说到这，他和李幛喆哈哈大笑。（欧阳红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