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票，市场，今天的中国人说起这一切，对它充满了复杂的感情，既有爱，又有怕，甚至还夹杂了一份恨的感情。曾经有一句“中国式”的股谚到处流传：“你要成全一个人，那就让他买股票;你要害一个人，那也让他买股票。”这句充满矛盾的表达，生动地刻画出了股票的本质，它可以给你带来巨大的成功，但也可以让你遭受毁灭。

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作出了改革开放的重要决策，全党全国的工作重心也理所当然地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经历了“文革”巨大灾难的中国，睁开眼睛后看到了与世界的差距，改革一切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旧的制度，利用一切可以利用人类创造的先进制度为发展经济服务成了从上到下，从决策者到普通民众的共同呼声。股票和它所代表的股份制经济，也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渐渐地回到了人们的生活之中。

对于长期笼罩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的中国来说，股票和股份制经济的出现无疑是具有革命性的。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后，新生的上海市人民政府首先关闭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其后，在中国北方的一些城市，虽然曾经建立过证券交易所，但这种自由交易的存在显然与计划经济体制格格不入，因此只能算是昙花一现。股票被打上了“资本主义”的标签，与中国人民告别已经30多年。

如果回顾股票诞生的历史，它也许确实与资本主义有着不解之缘。1581年，世界上诞生了第一个真正按股份制度建立的公司——英国的土耳其公司，它以发行股票的方式公开招股集资，股东把全部或一部分资金长期放在公司使用，公司每年从利润中按入股资本分配红利。自此，股份制度便在英国、荷兰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四处蔓延，正是这种股份制度的产生，使当时充满风险的航海业有了足够的资金支持，也使资本主义有了快速的发展，欧洲的一些海外贸易股份公司，几乎垄断了对全世界的一切贸易，推进了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

股份制经济在中国也曾经有着深深的土壤。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开了闭关锁国的清帝国的大门，1843年上海开埠，11家洋行当年进驻上海，也把股份制这个概念带进了中国。同治11年(公元1872年)，中国人发行了自己第一张真正意义上的股票，洋务派领袖李鸿章筹建的官督商办性质的轮船招商局发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张股票，此后，洋务派又相继开办了多家有官商性质的股份制公司，在它们的带动下，民间的股份公司也相继创立。甲午战争以后，清政府投资为主体的官商公司逐渐衰微，代之而起的是中国的民族资本企业，在20世纪20年代，以股份制为基本形式的中国民族企业进入了中国历史上难得一见的发展的“黄金时期”。

股票的产生，从其一开始便打上了资本主义的深深的烙印，这是一个没有必要回避的事实。因此，当中国在选择了计划经济的道路以后，企业大多成为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银行包办了企业的资金需求，股票这一资本主义世界诞生的“尤物”便逐渐退出了中国人的视野。

但是，如果我们回顾一下股票在中国所走过的百多年的曲折历程，我们就可以发现，如同在西方资本主义发达时期所创造的一切人类文明成果一样，它并非资本主义的专利。

早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一些苏维埃政权，也有股票的踪迹可寻。20年代，广东、湖南、湖北、江西等省的农民纷纷组建农民协会，为了活跃农村经济，以方便农民的借贷，许多地区建立了农民银行、平民银行和信用合作社，并发行了货币。湖南省济阳县的济东平民银行便是其中之一。从现在能找到的资料来看，这家建立于1927年1月的银行完全肯定股份制的性质，它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早的股份制经济实体之一，虽然没有来得及发行实物股票，却有力地证明了股份制经济在当时的红色政权下的存在。

而1931年设立的闽西工农银行、1933年设立的闽浙赣省苏维埃银行、1934年设立的中国工农红军消费合作社，则是完成了公开招股并成功运转的股份制金融机构，它们为红色根据地的成长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以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共产党领导下的红色区域也都曾发行过不同形式的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令人感到惊异的是，即使是在极左思潮泛滥的“文革”时期，在个别的农村地区，仍然有一些农业合作社之类股份制性质的机构在运作，并坚持给股东进行分红。

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苏维埃经济政策的报告中，曾经精辟地指出：“经济建设中根本问题的解决，主要是吸收群众资本，把它们组织在生产的消费的与信用的合作社之内，应该注意信用合作社的发展，使在打倒高利贷资本之后能够成为它的代替物。经过经济建设公债及银行招股存款等方式，把群众资本吸收到建设国家企业、发展对外贸易，与帮助合作社事业等方面来，同样是要紧的办法。”

今天，它人们从历史的记忆中翻出这些印有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头像、已经有点破碎的老股票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感叹，股票这个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出现的事物，固然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推动力，但是，股票不是像一些人曾经想象的那样是洪水猛兽，它就是一种可以推动经济发展的工具。资本主义用过的东西，社会主义同样可以用。

上个世纪80年代，当改革开放的号角吹响以后，随着经济上的对内搞活、对外开放，许多工厂企业急需扩大生产规模，更新生产品种，力争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住脚跟，对资金产生了巨大的渴求。但是，长期以来实行的单一的银行间接融资渠道不可能满足所有企业的需求。于是，不少企业开始向职工集资。中国曾经把旧世界的一切敲得粉碎，但是，当它决定终结自我封闭走向世界的时候，在经济魔棒的作用下，股票，这个已经被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证明具有极大功效的集资工具，从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农村集体企业和城市街道企业那里，首先找回了它的栖身之处。这些在当时的整个国民经济构成中处二边缘状态的小企业，难以得到银行的资金支持，利用股票集资便成为一种必然的途径。

党中央和中央政府对于改革开放初期出现的这种新型的股份合作形式和按股金分红的制度及时地作出了充分肯定。1979年7月，国务院对尚处于人民公社制度下的社队企业的资金来源明确表示，可以从大队、生产队的公积金中拿适当数量的入股资金。1983年，中共中央在《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中明确指出，不能“一讲合作就只限于按劳分配，不许有股金分红。”1984年4月，国家体改委在常州召开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提出对城市集体企业和国营小企业要进一步放开搞活的办法是“允许职工投资入股，年终分红”。

今天，改革开放后哪一家股份制企业在中国出现得最早，其实已经无从考证。1995年12月在深圳证交所上市的四川蜀都大厦股票出示的一张股票却使新时期中国股市的发展历史足足提前到了1980年。后来，在成都自发形成、一度蔚为壮观的“红庙子”股票交易市场里，人们可以见到名目繁多的四川本地企业发行的股票，而它们的股票发行年份有不少就是1980年。1980年，这是一个多么激动人心的年代的开端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开过，但几十年来所形成的思想禁锢尚未完全打破，中国人民急切地甚至有点贪婪地寻找着发展经济的捷径，股票这一久违了的金融工具，当仁不让地进入了中国。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些名为“股票”的有价证券，其中有很多是并不规范的。比如，蜀都大厦的股票说明有这样的条文：“股票系有价证券，不准在市场上流通和倒卖，如因特殊原因需要转让者，必须到公司办理手续。”北京天桥在1984年发行的股票，居然像债券一样有固定期限，定期3年，3年后还本付息。尽管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些条文很快成为一纸空文，但是从它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出刚刚走出蒙昧年代的国人，还受着无形的思想禁锢的束缚，以及他们冲破这种束缚的努力。

1984年11月，上海飞乐电声总厂提出，经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批准，向社会和本企业职工发行股票50万元，每股面值50元，筹集资金用来筹建股份制性质的飞乐音响公司。相比于80年代初期出现的一些也不很规范的股份制企业，这家公司发行的股票基本具备了股票的元素，发行也依循了向全社会公开的途径，使其更符合股份上市公司的本质。飞乐音响股票发行时，国内还未曾建立起规范的证券营业部，只能由工商银行上海分行下属的信托公司作为代理发行的承销机构。但是，如何将这些股票发行出去，无论是飞乐音响公司还是工行的信托机构，都心中无数，只能在厂门口像卖电影票一样一手交钱一手交票。

飞乐音响公开发行股票，迈出了相对规范的中国股市的实质性的一大步，但是，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上并没有引起轰动。上海发行量最大的市民报纸《新民晚报》只在很不显眼的位置刊登了一条简短的新闻，因为无足轻重，记者也没有署名。但是，当飞乐音响开始出售股票的时候，在其工厂斜对面的意大利驻上海领事馆的官员却发现了这个具有爆炸性的重大新闻，“中国开始发股票了!”这一消息迅速地传到国外，路透社驻中国记者马克·奥尼尔迅速向全球发出这一消息，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美国之音》、《日本经济新闻》、《朝日新闻》等将其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大突破，进行了详细报道，而日本野村证券的副社长更是为此急切地来到上海了解详情。

其实，飞乐音响股票公开发行的时候，公司和其承销机构都心中无数，不知道是否能顺利发行出去，他们甚至为此找好了下家，准备万一发行失败的话能够有企业将这些股票买入，保证飞乐音响的集资能够完成。但是，让他们感到意外的是，当天不到6个小时，32.5万元股票就全部卖完了。

尽管在飞乐音响股票发行之前的几年内，各地已经有不少公司发行了名目繁多的股票，但飞乐音响虽然发行量不大，其所发行的股票却相当规范，它既没有规定不准转让，更没有设立固定期限。因此，飞乐音响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后出现的“第一股”，当之无愧地载入了中国股市发展史的史册。

而接下来发行的另一个股票延中实业，虽然取得了比飞乐音响大得多的社会影响，但在股票发行的设计上却狐朋狗友留下了当年的痕迹。这家公司发出的消息称：“红利的2%将用于股票开奖活动，隔年初开奖，奖品除彩电、收录机外，还有住房一套。”在盛行有奖销售的当时，这条消息引起了上海人的莫大兴趣，发行当天，尽管当天的气温在零下5摄氏度，但位于上海闹市中心的发行点上排的长队仍然绕了好几条街，公交车辆一时也无法开行。尽管延中实业这一次股票发行额度一共有500万元，其中计划在柜台上公开发行350万元，但面对汹涌的人流，发行方不得不迅速增加公开发行额度，一直发到470万元才来了个急刹车。

尽管如此，当年的上海人其实对股票还是一知半解的，在参与抢购延中实业股票的人流中，有不少是冲着一套房子的巨额奖品而参与的，至于股票到底是什么，很多人并不关心。这也难怪他们，多年的断裂已经使股票蒙上了太多的尘埃。就在飞乐音响和延中实业股票发行之前，根据茅盾长篇小说《子夜》改编的电影在全国公映，但即使是在它的故事的发生地，许多人对其中提到的股票交易的对话还是表示看不懂，以至报上不得不登出文章专门解释什么叫“空头”和“多头”。但是，这种缺乏实践验证的名词解释还是让人看得糊里糊涂。是飞乐音响和延中实业股票的发行，渐渐地唤醒了上海这座城市关于股票的记忆。

随着股票发行的渐成规模，有关股票转让的问题便水到渠成，摆到了决策者的案头。但是，在商品流通仍由国家牢牢掌控、民间的商品交易仍可能被定为“投机倒把”的岁月，股票交易显然需要社会作出比股票发行方面的突破更艰巨的努力。

但是，市场经济有一个莫大的优点，只要一个国家进入了这个轨道，除非倒退到计划经济体制，否则市场就一定会以它的力量撕破人为设置下的种种藩篱，引导着人们不断地深入到市场的纵深。而在当时，改革开放已经成为全党全国的共识，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因此，在股票进入中国人的生活以后，股票交易市场的出现便是谁也挡不住的潮流了。1986年8月5日，全国第一个有价证券交易柜台在沈阳市信托投资公司出现，不过由于当时的沈阳尚未有公开发行的股票，能够上柜交易的是沈阳黎明机械公司和工业品贸易中心所发行的企业债券。真正的股票交易柜台，在这1个多月后，义不容辞地出现在了已经公开发行了飞乐音响和延中实业两个股票的上海。

1986年9月26日，飞乐音响和延中实业两个股票在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证券部挂牌交易。这是新中国最早的股票店头交易市场，它的诞生意味着资本市场的两个轮子——股票发行与股票交易开始在中国植根了。这个营业部几经搬迁，最后定址于上海西康路上，如今这里虽然已经不再是股票交易场所，但是它依然成为全国股票投资者心目中的“朝圣之地”。

以这个营业部为发端，股票投资的魅力开始向全国散发，越来越多的中国普通人开始接触股票交易，认识股票交易，并且由此诞生了第一代的职业股票投资者。他们有的是从证券“掮客”起家或在其他行业取得成功积聚了财富转移过来，成为市场中令人艳羡的大户，以其行动的超前性和影响力，推动着市场交易的活跃和繁荣;有的受过良好的教育，曾任职于政府部门或国有企事业单位，他们利用自己的知识，一方面协助政府制订市场规则，推动市场规范化发展，一方面通过举办沙龙、讲座等形式，传播股市知识，起到了市场启蒙的作用;更多的是普通的城乡居民，他们通过自己的先行一步，向全社会起到了极为重要的示范效应，使股市迅速地在全民之中普及开来。据统计，在1990年7月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前夕，上海股市的投资者已有百万之众，正是这些投资者的积极参与，推动着上海在建立资本市场方面，跑在了全国的前面。

在中国南方的另一座城市深圳，股票市场的最初发展却出现了与上海不一样的景观。深圳是一座在改革开放初期建立起来的移民城市，来自全国各地的拓荒者以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在这片热土上探索出了一条建设经济特区的道路，他们所创造的“深圳速度”在国内独树一帜，令人刮目相看。

深圳的建设需要资金，除了国家的支持以外，利用股票筹资自然也成了深圳的当然选择。据不完全统计，到1986年，深圳特区的股份制企业至少在80家以上。但是深圳的股票发行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1987年，深圳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股票深发展向全社会公开发行股票，但是却没有引起深圳人的兴趣，他们把上门宣传的工作人员视为搞摊派。刚刚成立的深圳经济特区原本希望通过深发展股票的发行“一炮打响”，却不料因此而陷入了困境，甚至连员工的工资都难以发出。

这种在今天听来类似于天方夜谭的故事，却是当年的真实情况。为了完成发行，深圳市委、市政府要求党员干部率先购买，一场原先不想摊派的股票发行变成了真正的摊派。即使如此，深发展的发行指标也只完成了一半，另一半股票只能存放在证券公司。

深圳出现这种在今天看来让人不可思议的情况，其实并不奇怪。深圳是一座新兴城市，人员主体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80年代时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26岁，在他们的人生经历中，股票还是一个闻所未闻的概念呢。但是，深发展和其后发行的万科、原野等股票迅速地形成了当时深圳的自由交易市场，在深圳证交所建立之前，深圳这种马路交易一时蔚为壮观，尽管其中暴露了许多问题，但也写照出醒悟了的深圳人，开始与股票结下了不解之缘。

来自民间的股票发行和交易暗潮涌动，股份制的实践已经在中国遍地开花，然而，中国到底能不能搞股份制?能不能发展资本市场?股份制会不会动摇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在中国股市的“婴儿”期，这些悬而难决的问题始终萦绕在市场上空。没有人知道中国资本市场一旦启航，它将会驶向何方。

但是，邓小平同志以他的行动，表示了他对在中国推行股份制改革、建立资本市场的坚定支持。1986年11月14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总裁约翰·凡尔霖，凡尔霖一行是来京参加中国人民银行和纽约证交所联合举办的中美金融市场研讨会的，会议规模虽然不大，但美方金融领域的庞大代表团由数百人组成，均是美国证券市场投资银行、律师事务所和各大会计师事务所的精英，他们受到了中方最高水准的接待。当时中国还处于改革开放的初级阶段，邓小平会见来自华尔街的代表，其意义不同寻常。

会见中，邓小平指出，开放是中国的希望，不仅20世纪要开放，下个世纪仍要继续开放。邓小平还说，美国在投资方面有足够的知识，美国人很富有，但在中国投资还要有足够的勇气，为了发展合作，中美双方都要有勇气，有远见。

邓小平希望美国朋友到中国投资，胆子要大一点，勇气要足一点。在听取了凡尔霖关于美国股票市场的介绍后，邓小平说，在股票、证券方面，你们比我们懂得多，我们要向你们虚心学习，我们中国也要搞自己的股票市场。

在会见中，凡尔霖把一枚纽约证交所的徽章送给了邓小平，有了这个徽章，进入纽交所就可以畅通无阻。但让凡尔霖大感意外和惊喜的是，邓小平回赠了一件更为特殊的礼物，中国刚刚公开发行的一张比较规范的股票，飞乐音响公司股票。海外报纸马上看到了这份礼物的特殊意义，《朝日新闻》以整版的篇幅发表评论，称邓小平的这一行动是中国推行股份制改革、建立资本市场的一个强烈信号。几天后，凡尔霖来到上海，在一个股票交易柜台上，将这张通过邓小平之手得到的飞乐音响股票办理了过户手续。飞乐音响虽然是一个只向国内居民开放的公司，但是它从此有了一个特殊的外国股东。

在中国知识界，一些为中国经济改革积极探索的青年知识分子同样以其敏锐的触角，发现了股票对于推动经济发展所具有的神奇魅力。上世纪80年代初，一批学业有成的青年才俊不约而同地到了资本市场最为发达的美国，他们中有许多我们熟悉的名字：高西庆、王波明、李青原，等等。他们置身于华尔街璀璨的股市世界，看到了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方向，中国的经济改革，有了商品市场，有了劳动力市场，但不能没有资本市场。这些身处异国的热血青年，关心着国内的改革，他们起草了一部白皮书：《关于促进中国证券市场法制化与规范化的政策建议》。1988年3月，这部白皮书几经周折，终于走进了中南海，摆上了国家领导人的案头，并且很快得到了充分的肯定。

1988年7月9日，人民银行在北京万寿宾馆召开证券市场座谈会，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国家计委、体改委、财政部、外经贸部等一些关键部门的领导参加了会议。这次在史上被称为“万寿会议”的重要会议对于推进中国资本市场的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会议决定，由人民银行牵头组成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小组，它意味着中国完善的资本市场进入了创设阶段。4个月后的11月9日，中央高层在国务院第一次就证券交易所的建立听取汇报，史称“中南海汇报会”。两次会议的召开，使证券交易所的设立提到了中国的议事日程。

1989年12月2日，身兼上海市委书记和市长的朱镕基，在上海主持召开了金融改革会议，央行副行长刘鸿儒也从北京赶来参加。朱镕基深有感触地说，他来上海之后，一直在抓财政，但收效不大。他认为要调整部署，从金融改革抓起，建立证券交易所和引进外资银行。这次会议决定，成立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三人小组，由上海交通银行董事长李祥瑞、上海人民银行行长龚浩成和上海体改办主任贺镐圣组成。

1990年1月，高西庆等人开始着手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工作，3个月以后，他们又前往深圳参与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筹建。上海和深圳，一个是有着悠久金融市场传统的大都市，一个是在改革开放中崛起的新兴城市，它们为了同一个目标，展开了一场赛跑。

对于上海来说，证券交易所并不是一个陌生的概念。早在1882年，上海就曾出现一家“上海股票平准公司”，可以算是旧上海证券交易的雏形。1891年，外商在上海开办了“上海股份公所”，1905年，英商又在上海开办了“上海众业公所”，在电子通讯技术尚未出现的时候，这些公所成为在上海的外商进行它们手中持有的外国股票交易的场所。在民国时代，万商云集的上海更是成为国内证券交易的一个中心，1920年7月1日开业的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成为我国第一家正式的证券交易所，而此时在上海外滩一带开设的交易所，鼎盛时竟达到140多家。这种繁荣景象直到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才终止。

但是，当新时期上海要再度开设证券交易所的时候，这些已经尘封的往事虽然被挖掘了出来，却面临着许多困难，没有场地，没有资金，没有人才，硬件、软件，似乎都不齐备。1990年春，朱镕基访问美国、新加坡等地，在抵达最后一站香港时，他在一个记者招待会上不动声色地宣布，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在年内成立。这话是说给外国媒体听的，但陪同朱镕基出访的人民银行干部顿时感到了肩头压上的千斤重担。主管此事的上海人民银行将筹建交易所的工作交给了尉文渊。

当尉文渊从他的老师、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龚浩成手里接过这副担子的时候，他的脑子里对于证券交易所的概念还是一片空白。但是，当时还很年轻的尉文渊有一个特点，在他的身上有一股冲劲，敢于从没有路的地方趟出一条路来，在赴香港等地对证券交易所进行了一番走马观花式的考察后，尉文渊马上明确了未来上海证交所的目标，要么不搞，要么就要搞出国际上一流的交易所。他们选中了黄浦江畔一条小马路上的浦江饭店，对其进行了彻底的改造。经过半年的辛苦努力，一座在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证券交易所终于建立起来了。

1990年12月19日，这是一个在香港历书上被判为“不宜开张”的凶日，但是，在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历史上，它却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满怀豪情的尉文渊面对云集的嘉宾，敲响了那一声铜锣。这一声具有象征意义的铜锣，向全世界宣告，原来只在少数城市的证券柜台从事的店头交易，从此开始纳入到现代化的证券交易所，中国的资本市场由此开始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在上海紧锣密鼓筹建交易所的同时，南国的深圳也在抓紧筹建交易所。与香港仅有一水之隔的深圳，得到了香港证券交易所的大力支持，并在1990年多次进行了试运行。但是，深圳在推进交易所建设方面似乎过于谨慎了一些，尽管他们的硬件好过上海，但为了回避某些敏感问题，深圳方面一直称交易所是“试运行”，深圳证交所在当年12月1日举行的开业仪式也被称为“试开业”，这终于让上海证交所摘得了“第一声铜锣”的荣誉。直到1991年7月3日，深圳证交所才宣布正式开业，其时已经上海证交所的开业晚了半年。

在上海证交所的开业仪式上，发生了一个意外的插曲，就在尉文渊敲响那一声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铜锣以后，多日劳累的他家忽然感到腿部出现钻心的疼痛，他身不由己地倒了下来。当嘉宾们喜气洋洋地庆祝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的时候，为这个交易所开业而付出了巨大操劳的总经理，却不得不孤独地躺倒在医院里。

这个时候躺在病床上的尉文渊，正为交易所的顺利开业而欣喜，他也许不知道，当资本市场这个尤物进入中国以后，等于是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刚刚诞生的中国资本市场，对于这一切显然还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