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12月1日，深圳市政府利用“特区试验权”，批准成立深圳证券交易所试营业。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正式鸣锣开业。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两家证券交易所。  

沪深两个证券交易所开业，震动了沈阳市。时任沈阳市市长武迪生急令市有关部门，向国家申请在沈阳建立全国第三个证券交易所，并感慨地说：第三个证券交易所不建在沈阳，就是历史的误会！此后，沈阳积极向国家申请，并开展相应的筹备工作。当时，普遍认为：应该在中国北部或中部建第三个证券交易所。因而，天津、北京、沈阳、武汉、西安都参与竞争。但历史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直至武迪生于1993年12月飞机失事离世，国家再也没有批准建立第三个证券交易所。1991年，我去向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刘鸿儒汇报沈阳拟成立第三个证券交易所时，刘对我说：根据世界各国证券交易所设置的历史和现状，可能不会在中国建第三个证券交易所。但市长交办的任务，下属还得去努力去办。最后的结局是：市长的感慨、努力和筹备，都成了泡影和生前未竟的遗愿！  

一、市长的底气

武市长敢于说出“历史的误会”，缘于沈阳市在改革开放后，在中国首创开办第一家证券交易市场。  

回顾中国证券市场的建立和发展，沈阳市走在全国前面。早在1985年，沈阳市就有了建立证券交易市场的设想，并开始着手准备。我当时在市体改办秘书处任秘书和综合调研工作，参与此项工作。1985年，市政府发布实施《沈阳市股票、债券管理暂行办法》。1986年8月5日，经沈阳市政府和市人民银行批准，中国第一家，有40多平方米的证券交易市场，在沈阳市信托投资公司营业部开业。当天16家媒体到现场采访报道，外国媒体将此举列为1986年中国十大新闻。  

五十余天后的1986年9月26日，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证券营业部开业。  

1986年，中国先后有了沈阳、上海两个证券交易场所。1987年后，武汉、天津、石家庄、深圳、广州、营口等市，也先后成立证券交易市场。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体改委对沈阳证券交易市场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为什么叫证券交易市场，而不叫证券交易所？这是因为当年证券姓社姓资的争论没有休止，叫证券交易所似乎与资本主义没有区别。为稳妥起见，叫市场就有别于资本主义。时任市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孟铁和副总经理罗振忠，在多年后，曾遗憾地说：“当时如果我们把名称叫沈阳证券交易所，也许新中国的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就是沈阳的了”。市长争办第三个证券交易所的信心和底气也许就在于此！  

二、错失大好时机

在关键时刻，沈阳没有挺身而出，留下遗憾和“误会”。1988年，在国家进行治理整顿的大背景下，当年11月28日至12月5日，在北京召开全国经济体制改革会议，确定继续试行股份制。随后国家体改委在12月8日至12月10日在西直门宾馆召开《关于国有企业试行股份制的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座谈会。这次会议是一次空前的专门研究股份制的国家高层会议。会议秘密召开，没有媒体报道。各省、市体改委主任参加。会议还专门邀请当年刚刚作为全国第一家国有特大工业企业，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的金杯汽车股份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赵希友参加。时任国务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张劲夫，国家体改委领导安志文、童大林、张彦宁及各司局领导，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以及后来的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副行长吴晓灵，国家计委，社科院，经济学家蒋一苇、萧灼基、王珏、何伟、宋养琰等都参加这个会议。赵希友在会上介绍了金杯公司试行股份制的情况。会议结束后，张劲夫立即向中央主要领导作了汇报。中央主要领导责成国家体改委牵头，要尽快进行股份制试点，制订试点办法和证券交易所试点。1989年1月23日，国家体改委召开关于股份制、证券交易所试点会议。财政部、人民银行、国资局、证券设计中心参加会议。会议决定筹备建立证券交易所。会议对证券交易所建立在哪个城市进行初步商议。会前，国家体改委曾征求过上海、深圳的意见，他们认为建立证券交易所风险太大，不是很积极。因为在当时背景下，哪个城市建证券交易所，都要承担巨大的政治风险和压力。特别是“6.4”风波后，股份制是否继续试点和证券交易所是否筹建争议很大。对上述信息，我市都知道。1989年“6.4”后，国家体改委主管股份制的贾和亭副司长，李小雪、张新文处长等到沈阳调研时，透露过关于建立证券交易所的设想。如果我市抓住时机，在当时就挺身而出向国家申报，将沈阳市证券交易市场改为证券交易所，也许……但历史没有也许。敢于创新的沈阳市为什么坐失良机？从我亲自接待杨克冰解决破产问题和到北京汇报解决化工厂合资事件等情况分析，以及“6.4”风波的影响，一向敢试敢闯的市领导是否也同上海、深圳一样，对建立交易所较为慎重？这只是我的猜想。但从我在体改委的经历和体验，以沈阳在全国创立第一家证券市场，以沈阳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创全国之先的三大改革试验：股份制、破产、租赁制，以及出卖企业等的全国创新的改革，如果在1989年、1990年上半年积极争取申报，中国的第一家证券交易所极有可能落户沈阳。  

三、失败的努力

沪深证券交易所开业后，市委、市政府把建第三个证券交易所提到重要议事日程，多次进行研究。如在1992年11月3日召开的市长办公会议纪要，确定“积极争办全国第三家证券交易所，抓紧筹建交易大厦，选择适合场所安装电讯设备，开通各地信息”。在组织上，市委市政府决定成立市证券委员会和市证监会。这是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副省级市中，第一个首创成立地方证券委和证监会的城市。结束了多头管理证券市场的状况。沈阳证监会成立后，向市政府建议：“鉴于国家今年发行规模增大，上海、深圳两个交易所难以容纳，北京、天津争办第三个证券交易所情况和我市所具备的条件，我们应尽快向国家提出申请，在我市建立第三个证券交易所。由我会起草申请材料，以市政府名义申报”。在规章制度上，为建立证券交易所做好各项准备，如在1993年7月21日，以证券委员会文件公布《关于发布沈阳市证券市场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在硬件建设上，原拟利用沈阳市现有建筑，为此，我们去市艺术宫、沈铁体育馆等考察，认为不具备建证券交易所的条件。市政府决定新建沈阳证券大厦，经多次选址，确定在东中街兴建。为此，市证监会向市政府报送《关于组建沈阳证券大厦建设筹备组的意见》，建证券大厦的筹备组由副市长张瑞昌挂帅，市政府副秘书长作为常务副组长。人民银行、计经委、财政局、市建委、市房产局的一把手是成员，准备出资的市人寿保险公司总经理朱文阁在成员之中。下设专门办公室，唐双宁任主任（唐时任市人民银行行长，后任中国银监会副主席、光大集团董事长），杨春燕和我为副主任（图1）。

（图1） 

在舆论准备上，大造声势，与北京、天津竞争，宣传沈阳的优势和决心。在这种氛围中，我在1993年6月借证券市场周刊（当时，直到24年后的今天，该周刊都是我国证券市场最有影响力专业刊物）到沈对我专访。该刊报道：“在谈到最近一段时期，沈阳证券发展情况时，王世良先生如数家珍，滔滔不绝，目标定的很明确，那就是为沈阳争得建立第三家证券交易所的权利”（图2）。  

（图2）  

可惜上述的努力都成为失败的、无效的努力。留下的是“历史的误会”。建第三个证券交易所成了南柯一梦。在东中街建成的证券大厦成了国美电器商店。作为当事人，我感到这是终生的遗憾。我在2001年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感慨题词：“作为沈阳市证券市场的见证人，对沈阳市证券市场的发展既感到高兴，又觉得遗憾。愿沈阳市证券市场发展的更好。王世良2001年6月11日”。（图3）  

（图3）  

王世良  

2020年12月8日

作者简介：王世良，1942年8月8日出生。1984年调入沈阳市体制改革委员会，先后任副处级秘书、市特厂试验办公室专职副主任、理论宣传处副处长、企业体制处处长兼市股份制试点办公室副主任。1993年2月任市证券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1993年4月，任沈阳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常务副主任，9月主持证监会工作。曾参与、组织、介入了沈阳市八、九十年代的重大改革，如曾世界闻名的沈阳市股份制、破产、租赁三大改革试验，金杯国内发行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和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