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两儿一女,孙女、外孙女、孙儿先后在1993年、1995年、1996年出生。在2010年后,陆续出国读高中、大学、研究生。2018年前,都已完成学业,参加工作。我在2002年进入股市后,经过十多年的拼搏,在股市为三个孙儿求学,赚足了、并承担了他们留学的全部费用,总共花费800余万元。钱从哪里来?这些钱全部都是从股市赚来的!
2018年后,孙女、外孙女响应沈阳市委、市政府“三引三回”号召,回沈阳工作。孙女是投资管理专业的硕士;外孙女取得传媒、广告双学士;孙子留在英国工作,是数学金融硕士(图1:三个孙儿幼时照片)。
(图1)
突然的采访
回看2014年9月3日(星期三)我的日记:“下午《华商晨报》周、蔡两记者来证券、家采访”。2014年9月4日日记“今报纸登《勤俭一生却拿80万元供出仨留学生》一文。记者周楠写,记者蔡敏强摄影(图2)”。《华商晨报》曾是辽宁省和沈阳市最有影响力的报纸。
(图2)
采访来得非常突然:六年前9月3日上午,我接到《华商晨报》记者周楠电话,说下午要采访我。这些年来,在我经历过的改革和证券方面,我接受过无数次采访。所以,我顺嘴问了一句:“采访什么?”周说:“采访你供仨留学生的事。”我很吃惊,这是人生中第一次记者拟采访我家庭私事。我予以婉拒:“个人家庭的事,不要采访了。”但记者十分坚决,说报社领导定的采访。电话交谈中,我感到虽从未与华商晨报、周楠记者有过接触,但他们好像对我的情况很了解。在记者执意而又急迫的要求下,我同意下午到我所在证券营业部的VIP进行采访。
下午一时刚过,记者准时到我的VIP室。我又一次吃惊的是,来了两位;其中一位,身背大包小包轻重武器、长枪短炮俱全。我无数次接待记者,我一看就知道是摄影记者。介绍过后,二人落座,周楠掏出采访本,直奔主题。蔡敏强则拿着长枪短炮,抢拍镜头。交谈中,我印证了有熟悉的朋友,已向报社详细介绍过我的情况。周问话简洁明快,句句一语中的。交谈中,记者提出,要到我租住的房子去看一看,并采访我的老伴。我说,老伴一生没接受过采访,是否不惊动她?记者一定要去。我只好给老伴打电话告知此事。我家离证券营业部十多分钟路程,我说打个出租车,记者说不用。我们三人步行到我家。只是苦了蔡记者,身背重物,我要替他背,他坚决不肯。我知道记者的摄影器材均是贵重之物,如同战士爱护自己的枪一样,只得随他。
看到两位记者全副武装,我老伴一脸惊异。周记者满面笑容解释。记者就是记者,几句亲切的问话,使我老伴疑虑顿消,而且谈兴大发,愉快地回答了记者的所有问题,还兴致勃勃说了一些本来记者不了解,却极感兴趣的素材。如该文所写50年前婚礼、分房、当年艰难的居住条件、金婚纪念日、补拍婚纱照,甚至连我去到早市买便宜菜,老伴都一股脑地向记者倾诉,还主动去卧室拿出我们1963年的订婚照给记者看。两记者当即让我们俩看订婚照,快速抢拍这一镜头,这张订婚照,使蔡记者此前拍的镜头全成无效劳动。登在报纸上的果然是这幅照片。拍完这个镜头,两记者会意一笑,摄影记者当即提出工作忙,离开我家。周楠则继续进行采访。下午三时多,记者心满意足告别。
次日早,我的老同学打电话告诉我:你们俩上报纸了。我大吃一惊:这么快?!我到证券营业部对面的报摊,看到了报纸上的报道,买下了报摊仅剩的三份《华商晨报》。
见报后,我十分佩服周楠记者的文笔和蔡敏强记者的摄影技术。本文以“勤俭”、“供仨留学生”为主题,用800字的篇幅,从50年前的婚礼,到今天为供三个学生而租房居住“漂泊六年”,这么大的跨越,这么多的事件,写得短小精炼,画龙点睛。这个只有三十岁左右的记者确实功底不浅。他们的采访是极其严肃认真的。当我老伴谈到五十年前的婚礼,他们反复询问、核实这个新闻点。我深知记者要求的真实性。我拿出了五十年前关于婚礼的日记,记者将日记原文记下,并写入报道。9月20日,在报社为我金婚摄影时,我再次见到周楠,对他表示诚挚谢意和敬意。
该文说“80万元供三个留学生”,是不准确的。80万元仅够两个孙儿一年的费用。他们发稿时,没找我核实,出现失误。除此之外,都是正确的。
全家共同的求学梦
三个孙儿先后出生后,我全家11口人,除大儿子军校毕业外,竟没有一个是正规大学毕业的,都是党校、电大的大专文凭,我与老伴同是1961年高中毕业。因孩子多,家务繁重,止步于高中。我在1960年高中二年级时,曾被学校推荐报考长春电影学院,名落孙山;1961年高中毕业,报考北京大学,又落榜;1961年10月参加工作后,在领导支持下,1963年考入辽宁函授学院中文系五年制本科,学了三年半,赶上文化大革命,打倒“四人帮”后,发了个大学三年半肄业证书;1982年又考入广播电视大学中文系,终于有了个文凭。我一生四次读大学,才算有了电大的毕业证书。
所以,我们全家把希望寄托在三个孙儿身上,希望他们都能读一个正规的大学,成为真正的大学生。
从2000年开始,我的孙女、外孙女、孙儿相继上小学。在喜庆之余,我突然发现一副重担已压在全家身上。孙儿们上小学、中学、大学需要为他们提供足够的学费。钱从哪里来?
我一家全是工薪族。我当官到50多岁,从未贪污受贿,一生从未经商办企业。到1992年,官升到市证监会主任,才攒了全部是稿费所得的2万元钱。当年大儿子结婚,2万元全部花光。老伴是会计、当过审计科长。大儿子是军官,大儿媳是教师。总之,全家人靠的是微薄的工资收入。这点收入,除维持日常生活,所剩无几。怎样才能攒足供孙儿们上大学的费用?钱从哪里来?
四个规划
我从18岁起,就在公司机关当了近十个年头的秘书,1970年又到工厂抓生产经营,长达十二年,后到有37个所属工厂的工业公司当计划科长,搞计划、规划熟门熟路。我为孙儿攒学费,我想也得有个规划。于是,在2000年,大孙女上小学之时,我写了一个《科教兴国奖学基金》的十二年规划,规划在十二年中,给他们每人攒足18万元的大学学费,共54万元。随着形势变化,到2010年,已68岁的我看到突变:外孙女、孙女、孙儿,先后去国外读高中,18万元只是一年费用的一半!。我又在2011年10月29日制订了《科教兴家八年规划》,即在八年中攒足去国外读中学、大学的费用。随后,鉴于他们要读研、读博,在2014年9月28日再制订《三博七年规划》,学费数860万元。他们即将本科毕业时,又在2015年5月21日制订《育人致富八年规划》(图3)的第四个规划。
(图3)
这四个规划的核心只有一个:供三个孙儿读书的钱从哪里来?第一个规划核心是全家攒出54万元。后三个规划的具体措施主要有两个方面,是开源,其次是节流。开源就是开辟钱的来源,就是我这个股民,要在股市赚钱,赚足供三个孙儿上学的钱;节流就是节约一切支出,勤俭持家。就如同《华商晨报》采访所报道的,去早市买便宜菜,动迁后租房,把动迁费留作供孙儿上学……
这四个规划的实现,使供三个孙儿到国外读大学的目标在2018年全部实现了。三个孙儿一个双学士、两个硕士,都拿到文凭。
原本我规划让他们读博士,但他们在接受国外教育中,认为读到本科、硕士就可以了,先工作,如有可能以后读博。当然,这也有三个孙儿体谅我赚钱艰难的原因。
我的孙女、孙儿在英国读高中、读大学,外孙女在加拿大读大学。他们深知家庭困难,在国外读书时,十分节俭。都在学校食宿,不吸烟、不喝酒、不搞帕蒂,晚上到超市买降价食品,寒暑假去打工,努力争取奖学金。但就这样,由于国外学费昂贵,每人每年还需40万元左右。我一个老同学说,他一孙儿在国外读书,年花百万,上学开轿车,搞同学会,那当然花费极大。
三孙在国外求学期间,我时常给他们写信鼓励他们,激励他们以优秀成绩完成学业,不要辜负家人的期盼。这是我在2015年5月15日写给他们的信(图4)。
(图4)
钱从股市来
在我的后三个规划里,都写上这样一句:钱从哪里来?从股市中来!为什么这样写?1992年,我的二儿子在沈阳木兰家电公司当业务员,由于大大超额完成工作任务,当年应发6万元奖金。1992年,我参加工作已32年,口饿肚攒全靠稿费收入,才攒了2万元钱,准备儿子结婚用。1992年10月,大儿子结婚,用这2万元办了婚礼。二儿子1993年初领到6万元奖金,全部交给我。惊喜之余,我想用这6万元买年息百分之十以上的债券。儿子的同事炒股赚了钱,儿子决定到股市闯一闯。我理解并支持他。他拿这些钱,在沈阳华银证券营业部开了户。几年下来,小有斩获。我当时工作极忙,又不懂股市,无暇过问。再加上这是孩子的钱,叫他去折腾吧!
1996年6月,我从领导岗位退下来,有了闲暇时间,儿子叫我帮他照料股票。儿子是个小散户,我只能到营业部的散户大厅的大屏幕前看看他买的股票走势,向他提供信息。6月的一天,在华银营业部巧遇总经理孙传递,他问我怎么这么闲着?我说儿子在你这开户,来看看儿子买的股票。孙说,如果你有兴趣,我给你安排到大户室。我知道营业部的规矩,得有一定数额的钱,才能进大户室。我说,儿子没几个钱。孙说:你不用考虑钱。就这样,孙为我在该营业部一个最大的大户室,安了一台486新电脑,我就成了冒牌的大户!这个大户室墙上有一个窗户,隔壁屋就是报单室。那时没有自助交易,买卖都由报单员进行。这个大户室打开窗子,就可以报单。该营业部有三个大户室。这个大户室为一个也姓王的大户专用,只有一台386电脑。大户室有20多米,地毯、沙发、茶几、客桌、电水壶、长途电话,订有三大证券报、上证联资讯等。我虽然搞了多年股份制,又当了市证券委办公室副主任、市证监会主持工作副主任,可还真没进过大户室。这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看着不断闪动的新电脑,看着报纸和内部资料,喝着茶水,坐在舒适的座椅上,支配着完全由自己决定的时间,随自己意愿买卖股票,没有工商、税务等部门的检查干扰,真是人间天堂!
这间大户室的专用者姓王,三十多岁,人非常忠厚,不抽烟、不喝酒。他对我也不抽烟十分满意。听孙总经理介绍后,他对我十分尊重,一口一个王叔。他当时的资产应该近亿。每天由他所在公司的司机开着黑色奔驰,早早来到大户室。另两个大户也是一样的黑奔驰。1996年汽车极少,三台大黑奔驰在营业部门口一停,煞是威风。
过了几天,我知道了王大户的简单情况。他从农村考入中等专业学校,毕业分配到一个中小城市研究所当技术员。他不甘满足于月收入30多元的工作,毅然下海,去珠海、深圳,做过各种买卖,有了积蓄,开始炒股,1996年时,已成为亿万富翁。他成立公司任董事长,但很少经营,主要炒股。每天,他的公司办公室主任和司机就坐在大户室里。主要帮他清理申购新股的单据,看了中了多少签。据说,1996年新股中签就赚了4千万!我当时就想:他也姓王,这么年轻,能发大财,我虽已年近六旬,但我这个姓王的就不能奋起直追吗?
没有钱,占用大户室,总是不好意思。1998年,我路遇一个老部下,他下海后,在刚刚成立的中创沈阳营业部(后改为银泰)当副总经理。他盛情邀我到他这个刚刚开业的营业部。他领我参观这个刚刚装修豪华一新的营业部。当我看到VIP室中张贴的规则,需500万才可进入时,我说我哪有这么多钱。他说你想来,多少钱都行,都可以进VIP。这样,我的儿子就转户到了银泰证券,被安排在与另外两个股民在同一个VIP房间。
中央在2001年规定,党政机关干部可以买卖股票后,我在2002年9月,在银泰证券开了个人账户。这时,儿子的账户上已经赚到74万元。但这些钱,只是完成了我第一个规划的目标:在国内上大学。距离我第二个《科教兴家八年规划》的目标,相差甚远。怎么才能在股市赚到足够的学费?能赚到吗?如赚不到,孙儿们只好休学回国!
真是“成事在人、富贵在天”。2005年4月30日开始的股权分置改革,我判断这是牛市到来的开始,我踏准大盘的脚步,精选个股,在2005年到2007年的大牛市中,我跑赢大盘,净赚12倍。紧接着,在2012年至2015年的大牛市中,又暴赚一把!三个孙儿在国外读大学、读研、读博的钱足够了!
回首十八年艰辛路
十八年,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段漫长的人生。现已近八旬的我,这十八年是一个艰辛的路程,是时时刻刻充满艰难险阻的征程,是每时每刻面临股市惊涛骇浪的过程,过的是时时刻刻提心吊胆的日子。那些年,我年年、月月、日日、时时、每分每秒都在担心,买的股票是颗“地雷”突然在哪1分钟哪1秒钟暴跌、连续跌板,卖都卖不出去!假如钱赔光了,交不起学费了,孙儿们学业不就中止了吗?
2010年后,三个孙儿陆续到英国、加拿大读书,交学费那真是个刚需!一年两次,孙儿告知汇多少钱,不需再问,马上按孙儿提供的钱数,不管股票赔赚,立即按所需钱数卖股票,第二天早,到中国银行营业部去换外汇,即时汇给孙儿们。孙儿们在国外读书的八年时间,每半年交一次费用,从没耽误一天!
我的儿女们都是工薪族;我的三个亲家:一个是中学校长、一个是国营大厂的高级工程师、一个是公安局的处长。但都是工薪族,确实承担不起这高额的学费。我在股市赚钱后,义不容辞,承担了全部费用。我外孙女的爷爷奶奶,十分过意不去,多次感谢培养了他们的孙女,要请吃饭,我都谢绝。我对他们说:在我眼里,儿子、女儿,孙女、孙儿、外孙女都是一样的,一碗水端平。
营业部的工作人员都称我为“王大爷”。他们都知道:王大爷每天九点一过,早早地就到了营业部,下午4点半左右才离开,可以说20多年如一日。好在我身体健康,20年来,从未住过医院,一生从未打过滴流。2014年10月,做白内障手术,也只是手术当天没到证券营业部,第二天照常。炒股的辛苦我自知,要准确研判大势,要精心选择股票。我选择股票,象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审查入党一样,对这只股票的祖宗三代、现今状况、今后预测,做充分的研究,不研究透,绝不“下家伙”。这些年,我潜心研究中国股市的规律,总结出中国股市的四大规律,运用到股市中。每次的年报、季报,我都会一个不拉地研究。今年报三季报时,10月27日375家,28日531家,29日687家,30日901家,31日595家,我都是早早去VIP,午间边吃饭边看,一直看到晚5点营业部下班,从没有拉下“功课”。老眼昏花,揉一揉,休息半刻。谁让你当这个股民呢?这样的辛苦只有自知。就这样下功夫,也不免大赔大赚。但最幸运的是,从未踩雷!
我把炒股看成是我人生的第二次创业。前些年赚的钱,花了800万元培养了三个孙儿,赚的钱所剩无几,但感到值!太值了!现在孙儿的求学任务完成了,我一身轻松,再也不用为交学费提心吊胆了,再也不会过那时时闹心的日子了。但二次创业的路不能停,我要活到老,创业到老,在股市干到生命最后一刻!在股市里走完人生!走完这自己最满意、最满足、最自豪的人生!
我想用写过的一首“诗”,结束本文。
2014年元旦,写了《无房无车无存款》——2014年元旦有感中的几句:“无房无车无存款,不卑不亢不脑烦,”“租住陋室心甘甜,衣食住行求节俭。”“家有三孙天价宝,美加学费我承担。房车存款非正道,投资留学出圣贤。”(图5)
(图5)
王世良
2020年12月8日
作者简介:王世良,1942年8月8日出生。1984年调入沈阳市体制改革委员会,先后任副处级秘书、市特厂试验办公室专职副主任、理论宣传处副处长、企业体制处处长兼市股份制试点办公室副主任。1993年2月任市证券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1993年4月,任沈阳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常务副主任,9月主持证监会工作。曾参与、组织、介入了沈阳市八、九十年代的重大改革,如曾世界闻名的沈阳市股份制、破产、租赁三大改革试验,金杯国内发行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和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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