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常委、原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周汉民，在全国两会前夕，就数字经济、绿色转型等话题接受了证券时报记者专访。

在近一个小时的对话中，这位亲历改革开放47载的学者型官员，围绕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多项关键建议，尽显政策前瞻性与实践导向。

其中，针对数字经济全球化，周汉民强调我国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条件已成熟，加入DEPA将助力打造国际规则话语权，推动国内立法完善及企业全球化布局。面对欧盟碳关税挑战，他呼吁加快构建全国统一碳足迹体系，由国家主导制定兼具自主性与科学性的标准。在消费领域，他提出“分层施策”理念，针对银发群体和年轻群体采取不同的政策，同时建议在长三角试点消费政策一体化。针对人工智能冲击，他强调应以积极姿态拥抱新兴产业。

全国政协常委、原上海市政协副主席 周汉民

我国加入DEPA条件基本成熟

2018年起，周汉民在持续关注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连续七年向全国政协提交提案，力促数字经济有法可依，行稳致远。在他看来，当前我国加入DEPA的条件已基本成熟。

DEPA由新加坡、智利、新西兰3个国家于2020年6月12日线上签署。该协定涵盖16个模块，包括数字产品及相关问题的处理、数据问题、数字身份、新兴趋势和技术、创新与数字经济、数字包容等。2021年12月，中国正式申请加入DEPA。

在周汉民看来，DEPA虽由少数国家发起，呈现出“小体量”特征，但在全球数字经济格局中却拥有不容小觑的“大声量”，“在当下世界步入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DEPA在全球数字经济治理方面扮演着‘独一无二’的角色”。

“我国应加快加入DEPA的步伐，以此推动中国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加速与全球外部环境的深度融合。”周汉民说。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周汉民详细阐述了我国加入DEPA条件基本成熟的具体表现：一是法律制度基本建立。国内已出台了《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以及《促进和规范数据跨境流动规定》等一系列法规，这意味着我国在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领域初步构建起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基本有法可依。

二是先行试点积累了丰富经验。近年来，我国多个自贸区，比如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海南自贸区和广东自贸区等，比照DEPA相关规则，围绕数据跨境流动模式等环节开展了大量先行先试工作。目前，数据跨境流动正尝试采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这一探讨为我国加入DEPA创造了有利时机。

三是国际合作需求迫切。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数字经济大国，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接近50%，国际合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换言之，我国数据跨境流动迫切需要国际通行的规范和原则作为指引，因此，加入DEPA刻不容缓。

“我国加入DEPA将产生三大积极作用。”周汉民向记者表示，分别为能够营造更为良好的数字经济国际环境、进一步健全我国数字领域的相关立法以及助力我国企业在“走出去”时可在数字经济领域与全球其他企业拥有共同语言。

“我国不仅是国际规则的积极遵循者，更是新规则的有力创立者。”周汉民表示，“DEPA的规则并非一成不变，同样需要不断调整与完善，我国加入后可以凭借自身的探索与实践，为DEPA规则的优化贡献中国智慧。”

值得一提的是，针对近年来我国企业出海过程中面临的“海外投资痛点”，周汉民还表示，我国亟需通过立法完善争端解决机制，明确协商、调解、仲裁、诉讼等各环节的具体规则。他建议借鉴《外商投资法》的经验，制定专门的海外投资法，从法律层面为我国企业“走出去”保驾护航。

构建全国统一的碳足迹体系

面对欧盟即将实施的碳关税，周汉民表示，我国作为欧盟重要的贸易伙伴，应加快构建全国统一的碳足迹体系。

目前，我国在绿色经济领域已取得了卓越成效。无论是绿色能源的应用还是绿色能源设备制造产业的发展，均位居世界前列。与此同时，企业也高度重视ESG的发展理念。

“如果说我国在绿色发展进程中还存在哪些领域需要持续完善，那刻不容缓的就是碳足迹标准的统一。”周汉民说。

周汉民建议，碳足迹标准应由国家层面主导制定，这样标准具有全面性、先进性、可操作性，从而有效避免被外部标准“卡脖子”，“鉴于碳本身具备商品属性，碳足迹标准的制定，还可以促进碳交易市场的发展，而且国家强制推行的标准，能够激发企业在节能减排方面的主观能动性”。

周汉民进一步强调：“我国作为积极投身绿色转型的国家，必须拥有自己的信息库与资料库，绝不能用他国标准来套中国的实际情况。”

以占全球份额已达60%的新能源汽车行业为例，周汉民建议，该行业碳足迹数据库的建立，应当对全流程的碳排放进行详细记录，涵盖原材料的开发与供应、锂电池的制造、汽车制造以及消费者使用等。

“只有使用自己的数据库与标准，才能客观反映我国企业在绿色转型方面的努力与成效。”周汉民说。

促进消费需精准“分层施策”

去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促进消费”列为首要任务。一直以来，周汉民持续关注消费政策的实施成效。

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国作为经济总量长期稳居世界第二的经济体，持续发掘消费潜力、推动居民消费增长，并使其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一直是国家持之以恒努力的方向。

“当前，全国各地纷纷出台诸多促进消费的措施，包括‘以旧换新’‘消费券发放’等，这些措施取得了初步成效，但我认为仍有进一步优化和完善的空间。”周汉民建议，可依据不同人群的特点，制定差异化的消费促进措施。

以60岁以上的“银发群体”为例，他认为撬动该部分群体的消费大有可为，“消费券目前线上发放，不少老年人难以受益，可考虑线下发行消费券，并重点聚焦家居适老化改造等需求领域，提升老年人的消费获得感”。

谈及消费主力军的年轻人群体，周汉民表示，这一群体的消费行为呈现多元化、个性化和新颖化的特征。这要求相关部门和企业开展大量而细致的调研，一方面着力提升年轻群体的消费能力，确保他们“消费得起”，另一方面精准把握年轻群体的消费意愿，让他们“消费得动”。

周汉民还建议，可在长三角区域试点消费政策的一体化，通过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等的加速流动，释放消费潜力。

“促进消费的关键在于关注不同群体的需求差异，进而引领全社会的消费风尚。这需要专门针对消费数据开展研究，通过数据分析新消费趋势，以制定‘支持消费、鼓励消费和提升消费’的有效政策。”周汉民强调，“密切关注消费细分领域、充分发挥大数据的优势、及时调整鼓励政策，做到精准施策，我认为这三点对促进消费至关重要。”

AI时代应积极迎接新产业

面对DeepSeek等大模型引发的“AI取代职业”焦虑情绪，周汉民秉持理性态度。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回顾工业化发展历程，人类创造的成果不断代替传统人工劳作，因此从历史经验来看，AI的兴起与发展必然催生众多新兴产业，社会应以积极的姿态迎接新产业的到来。

周汉民举例称，一项基于美国就业市场的研究显示，绿色产业领域每投资100万美元，可创造的就业机会约是传统化石能源投资的3倍。由此可见，绿色转型所带来的就业机会巨大。

人工智能投资同样如此。周汉民表示，AI的发展的确会淘汰部分岗位，但同时也会催生出诸多新兴职业，“作为这个时代的从业者，尤其是年轻人，应做好职业转型的准备，主动拥抱新知识、新理念与新创意，这样才能在时代变革的浪潮中抓住发展机遇”。

周汉民强调，尽管某些职业可能会因时代发展而被淘汰，但个人在事业上展现出的拼搏精神、创新能力等价值不会被淘汰，而是同样适用于新产业形态。

校对：彭其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