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上任以来，颁布多项政令，其所支持的“政府效率部”也正大刀阔斧地对政府职能部门进行节支减员。尽管市场定价难以及时反映这些变化带来的影响，但特朗普政府的多项举措已令美国科技创新投资亮起了红灯。

美国政府科技部门的人员编制和经费削减规模庞大且范围广泛。尽管部分举措因司法程序暂缓执行，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国家科学基金会和疾病控制中心等世界顶级科研机构已大幅裁员。此外，面向高校的外部科研资助可能锐减，这将影响美国全国的科研机构和科学家。

美国在研发领域的投入长期领跑全球，然而这一优势正在缩小。中国过去二十年加速科研投入现居次席，日本现居第三，德国现居第四。在研究支出占GDP比重（衡量支付能力的指标）方面，美国已从第一名落到了第八名。

目前，美国联邦预算中约2%用于科技及相关研发，相较而言，苏联卫星发射后的太空竞赛时期（上世纪60年代）该比例约为12%，上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为5%。此外，美国政府与私营部门在研发投入中的角色也发生显著逆转：上世纪60年代，联邦政府承担约2/3的研发支出，私营部门占30%；如今政府占比降至20%，私营部门升至70%。

从表面看，私营部门投资的增长弥补了政府投入的缩减，但深入分析资金流向，特别是基础研究与产业研发的区别，情况就复杂得多。基础研究应视为公共产品，其最终用途（商业或其他）在初期往往未知——如上世纪60年代美国军方和NASA对GPS导航系统的奠基性研究。相比之下，产业研发更接近商业化阶段，具有可量化的市场价值。政府支出自然侧重基础研究，而企业更关注“开发”而非“研究”。

企业研发虽灵活高效，能快速转化创新成果获取利润，但这种模式也导致机会集中在少数成功企业手中。目前，美国约2/3的私营企业研发集中于三大领域：IT软件服务、IT硬件和制药。其他多数领域的研发占比相比15年前均有下降。依赖基础研究的新兴产业前景因政府削减支出而愈发不明朗，中小企业尤受制约。绿色能源等原本受益于政府资助的行业也将遭受冲击。

资本集中的现象同样体现在人才领域。针对专业岗位的H-1B签证审批严格，2024年约5.3万家企业申请中，前十名IT企业就占据了30%名额。科技工程领域超过60%的博士从业者为移民，人才流动受限和分布失衡的影响不容小觑。

新政的全面影响虽非立竿见影，但长期看可能削弱美国经济竞争力和对外资及高端人才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