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一财年快速扩身肿胀后，2024财年的美国财政赤字继续冲高。据美国财政部发布的最新数据，2024财年联邦政府财政赤字近1.833万亿美元，比上一财年增长1330亿美元，同比增20%；而从绝对数值看，1.833万亿美元的财赤规模为有记录以来第三高，仅次于新冠疫情期间2020财年的3.132万亿美元和2021财年的2.772万亿美元。

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的缺口表现为财政赤字。2024财年美国联邦政府财政总收入4.919万亿美元，创财年收入最高纪录，占GDP的17.1%，同比增长4790亿美元，增幅10.8%；同期美国联邦政府总支出6.8万亿美元，同比增加6170亿美元，增幅10.1%，与GDP之比从22.5%升至23.4%。财政收支双增情况下，财政收入无论是绝对增加值还是占GDP之比，都显著跑输财政支出。

2024财年美国国债发行一路提速，加上存量规模，美国联邦政府债务余额至10月底超过35.3万亿美元。虽然美联储已经开始降息，10年期以上的长端国债利率随之有所回落，但至今依然处在历史高位。受此影响，美国政府债务融资成本依然不小，财政部2024财年的利息支出达1.133万亿美元，同比增29%，这是联邦政府债务利息规模在历史上首次超过1万亿美元。

在创造财政赤字方面，国债利息支出成为了仅次于美国国防预算和老年医疗保险计划的第三大贡献力量，同时也是增长最快的部分。一般而言，当出现财政赤字时，会有三种选择路径：增加收入、增发货币、增借债务。当下，美国政府选择了增借债务这一路径。

理论上说，国债发行量越大，供给过剩状态下会压低二级市场价格，同时推高一级市场收益率；另外，美联储在今年虽迈出了降息第一步，但宽松窗口是否持续打开还存很多变数，美国政府负债成本居高难下从而导致财政赤字压力增加可能成为一种长期趋势，现实中也会清晰地显示出“财政赤字-发行国债-支付利息-财政赤字”的恶性循环格局。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测算，未来10年美国国债可能激增20万亿美元，对应的利息支出增加至10.6万亿美元，预算赤字规模将达20.2万亿美元，占GDP之比升至7%甚至更高。

德意志银行的最新分析报告发现，1950年以来的70多年中,美国出现财政赤字的年份有68年, 占比93%，其间林肯执政时期以-10.2%的平均赤字率居首，其执政时正值美国内战期间；紧随其后的是富兰克林·罗斯福，他的平均赤字率为-7.6%，这包括了新政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开销；拜登、特朗普和奥巴马分别以-7.4%、-6.6%和-5.7%的平均赤字率位列“榜单”的第三、第四和第五位。显然，除了战争时期，最近的这三任总统（拜登、特朗普和奥巴马）是最能“花钱”的总统，他们的赤字规模也是历史上（除战争时期外）最大的。

财政赤字政策受到历届美国政府的推崇与沿袭，很大程度上是美国两党政治结构之使然。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其执政时都非常清楚财政赤字不可无底线地扩张，也应当有所控制，但在两党“轮流坐庄”体制下，为能在执政时拿出好看的政绩进而取悦于选民并巩固自己的赢胜地位，谁也不愿意去冒因控制与改善财政赤字而牺牲党派前程之险，放纵财政赤字于是成为了历届总统的几乎一致性偏好。

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两党的执政理念相左，本作为经济问题的财政赤字却最终蜕变为民主党与共和党互相较劲与博弈的政治工具。共和党主张“小政府”，推行减税政策和压缩公共支出，而民主党人崇尚“大政府”管理，提出对富人增税并加大对公共产品的供给，于是，两党的任何一方都可以就财政赤字问题在对方身上轻松地找到归因与挑出毛病，进而极尽能事地放大对方的不是；而更重要的是，每当执政党为解决支出不足并提出新增债务发行指标时，在野党就会眼疾手快地运用自己在国会中的力量展开攻击与发难，最终不是酿成所谓的“财政悬崖”之险，就是在双方讨价还价并全部或者部分获得了需求满足后，还会为增量发债打开门缝，两党妥协的机会成本其实就是债务规模的不断扩张以及财政赤字的日益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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