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锐

日本内阁府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二季度日本私人（家庭）消费实际环比上升1.0%，不仅超过预测值的一倍之多，而且首次摆脱了连续一年的季度负增长，在此基础上，考虑到更多的增量动能因素仍在集结，日本私人消费很可能正在实现从温火到快煮的升级切换。

今年以来日本央行已经先后两次加息，政策利率升至目前的0.15%—0.25%，并且叫停了YCC（收益率曲线控制）与QQE（量化质化宽松），QE（量化宽松）的规模也从8月起开始压缩，总体来看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基本出清，日元贬值的内在压力大大减轻；外围看，地缘政治风险引起的全球大宗商品溢价效应明显减弱，同时美国国内通胀逐渐回归到目标政策水平，加之就业市场的不景气，美联储9月份降息的概率正在提升，到时日元与美元的息差进一步受到压缩，汇率变动所引起的日本通胀风险得以稀释与排解，进而令本已拐头向上的个人消费可以轻装进发。

其实，在货币政策调整之前，作为经济刺激计划的一部分，去年年底日本政府就出台了旨在促进消费的居民减税政策，除了向未征收居民税的低收入家庭发放7万日元的补助金外，还从今年6月起实施了面向以纳税者本人和抚养家属为对象的税收减免，包括每人减免3万日元所得税和1万日元居民税，整体减税规模合计为3.6万亿日元左右；另外，日本政府又于8月份和计划10月份重启家庭电费、燃气费补贴措施，同时汽油补助金也延长至今年年底。考虑到居民支出行为相对于减税与补贴政策存在客观时滞，接下来日本消费还具备一定幅度的反弹空间。

为日本政府所孜孜追求的国内工资价格上涨趋势似乎正在一步一步地加强。今年“春斗”谈判后接着续升5.1%，创下过去33年来的最高水平，同时全国中小型企业工资增幅也超过了4.0%；不仅如此，日本厚生劳动省议会决定将2024年财年时薪提高50日元，创有史以来最大年度增幅，全国时薪达到1054日元的历史新高。受到上述集合力量的推动，6月份日本员工名义工资增长了4.5%，创出1997年1月以来的最快增速，实际工资增长1.1%，为27个月以来首次上涨，与此相呼应，日本6月份企业服务价格跃升至约33年来的最高水平。

但需要注意的是，二季度日本家庭消费的向上修复，很大程度上是缘于前一季度的低基数效应，并且从季度内单月消费表现看，6月份每户家庭(2人或2人以上)的消费支出同比实际下降1.4%，为连续第二个月下降，并且7月份的企业服务价格再度环比降低，说明不少的存量掣肘力量还在消费领域顽固性发挥着作用，同时未来结构性失衡因素将会对日本家庭消费构成频繁扰动。

首先是涨价类别与项目的结构性失衡。不同于一季度受到汽车停产拖累进而使得耐用品消费给消费支出增速带来了-0.93%的负面影响，进入二季度后主要汽车厂商逐渐摆脱停产停售影响，日本整体汽车产量达到高于季节性80%以上的水平，销量也在二季度抬升企稳，包括汽车、电器等在内的耐用品消费当季同比大增8.1%，成为了拉动消费由负转正的核心主力。可必须看到，耐用品虽然单位消费价格量较高，但受制于使用的长周期，购买需求可延性不强。与此相反，具有消费持续性与极大弹性的食品、服装以及通讯、文娱旅游等非耐用与半耐用消费品在近两年日本家庭的消费支出中连续走弱，这种趋势如不能扭转，日本家庭消费就很难表现出足够的韧性。

其次是阶段性刺激与经久性不足的结构性失衡。从数据看，二季度日本实际工资增速达到1.12%，为近两年三个月来的首次由负转正，同时消费市场的表现也清楚地说明了收入增加对物价上涨的后向关联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大多数公司在二季度发放了平均规模为97.2万日元的夏季奖金，同比增长3.7%，如果扣除奖金，实际收入仍旧为负。另外，按照消费经济学理论，人们对固定工资之外的奖金等意外性收入，支出行为上往往要大方些，只是奖金带有明显的阶段性与偶然性特征，其产生的消费效应也就不带有持久性，因此，接下来日本个人消费是否延续提振之势就值得观察。

第三是工资增长的结构性失衡。目前日本的个人收入改善状况在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存在着十分显著的差异，一方面，持续两年多的通胀使得面向消费端的大企业利润大幅抬升，而上游的中小企业则并未享受到这一红利，前者目前利润率超过了5.0%，后者则不足2.0%，同期两者在员工工资的提高幅度上也产生了一个百分点以上的差距；另一方面，随着政策利率的上升，企业融资成本增加，东京工商研究所据此认为，在去年已经破产8690家企业的基础上，今年日本破产企业数量将超过1万家，其中中小企业为“重灾区”。为了对冲因工资提高与利率上升所带来的经营成本增升压力，许多日本中小企业开始招聘更多的临时工，这类员工不仅工资低，而且没有养老保障。这种状况进一步加剧了中小企业与大型企业员工收入的落差程度。日本中小企业的雇员人数占全国之比超七成之多，这部分人的真实收入若持续掉队，势必压制日本家庭消费的弹性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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