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市恒言】

我国作为世界金融大国，相关“底线”已基本可以守住，并且具备了初步强大的金融服务设施、工具和体系，满足经济之需，应对基本的风险冲击，但达到金融强国的目标和要求还要付出更多努力。

傅子恒

2023年10月底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是我国在新的国内外复杂背景和新的历史时期举行的一次重要的金融专题工作会议。会议首提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任务目标。而在2017年4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四十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我国已成为重要的世界金融大国。在金融大国的基础上建设金融强国，这是新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的战略谋划和重要目标。

那么，何为金融大国？何为金融强国？深刻理解这一问题，是对金融监管者、从业者做好本职工作的基本要求。

就传统定义而言，金融是经济的货币化体现，作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把经济比作一个生命的有机体，金融就是这个有机体的血脉，血脉的循环决定着这个有机体的生枯荣衰，甚至生死存亡。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业功能渗透，其对现代生活的影响，已远远超越实体经济自身之需，成为一个极其重要且极其复杂的存在。首先，由于资本市场的存在，市场主体融资尤其是投资功能的发挥，使金融这一经济的货币载体，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之内，可以独立于实体经济之外，拥有自循环的功能和规律，这里的“一定时间和空间”，就可能形成金融自身与实体经济在一定时空上的错配，这种错配如果在各种诱因之下脱离常轨，出现问题，就会对实体经济、对金融渗透的各个领域造成破坏，带来额外的风险冲击；其次，从行业发展的角度，金融业本身属于服务业，由于国际分工的存在，一些国家或者地区的金融业脱离了自身实体经济之需，而成为一个独立的部门，如瑞士、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地区的金融行业，可以并不仅仅匹配于自身实体经济而服务于第三方国家和地区，在这一情形下，其金融活动并非受到自身实体经济之“锚”的框定，而是更多嵌套于其他国家的经济、金融活动之中，更广泛地发挥作用；其三，在世界经济联系更为紧密的背景下，一个开放经济体的金融业，无可避免地会受到外部政治、经济活动以及资金流动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大国、强国的政策外溢效应会强制性地作用于小国、弱国，使得后者金融政策或主动、或被动地失去独立性、自主性，这是当今世界的一个残酷现实。

上述几个方面足以说明，作为经济构成货币载体的金融业的复杂性，也因此，人们才会毫无争议地认为，金融是现代经济体系的核心，发展强大的金融业服务好实体经济，应对内外部各种风险冲击，是每一个国家孜孜以求的目标。

在上述对金融深刻认识的基础上，我们再来考察何谓金融大国和金融强国，什么样的条件才构成金融强国，也就可以有更为深刻的理解。

“金融大国”体现的是经济和金融活动的规模和总量。把一些总量的指标，如国土面积指标、人口、国内生产总值（GDP）、国民生产总值（GNP）等进行简单地对比，考察经济与金融活动是否匹配其国土地域和人口规模，即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属于经济大国和金融大国。而加进人口的因素，可以有单位（人均）指标的对比。金融大国是指一国拥有匹配于自身的巨大的经济规模，同时拥有巨大的金融活动总量。金融大国因其规模而可以对外部产生巨大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交互的，其程度比不上金融强国的对外辐射性影响。

关于“金融强国”，目前市场给出的可以接受的基本的概括性描述是：金融强国是指一个国家在金融领域具有强大的实力和影响力，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发挥重要的经济作用。金融强国通常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具有健全的金融基础设施和金融体系，能够为实体经济提供强有力的支持；能够提供多样化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满足各类市场主体的金融需求；具有先进的金融科技和创新能力，能够不断推出新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满足市场和客户不断增长和变化的需求；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能够参与制定国际金融规则和标准，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拓展业务和市场份额等。

依照上述定义和内涵对照金融大国，观察各国经济和金融规模大小和强弱，很明显的，大国（国土的或者人口的）并不一定是经济大国，“大”显然并不等于“强”，而且也并不一定构成“强”的基础，一些国土很大、人口很多的国家并没有发展成为经济大国；相反的，有些小国却可能有较大的经济总量、人均总量和金融活动规模，以及拥有强大健全的金融服务能力，而成为经济大国和金融大国；同时，有的国家并不拥有大的经济规模和金融规模，称不上是经济大国，也称不上是金融大国，但却可能因为强大的金融服务和健全的金融体系和辐射力，而成为金融强国。这里，总量指标反映了规模和数量，人均指标衡量的是效率和效益，大小是数量规模的区分，强、弱体现的却是质量、效率和效果，是发达程度的体现。这即是“大”和“强”的区别，其本质是总量和质量的区别。

上述的讨论也许有点抽象，让我们缩小范围，仅从风险防范与抵御金融外部冲击的能力，这一金融的基本“底线”功能观察什么是金融大国和金融强国。我们经常会听到决策层“守住不发生系统风险的底线”的训诫，而防范经济与金融系统性风险，对金融有着一系列的功能要求，比如金融如何匹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真实需求？金融业能否给各类市场主体提供充足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以满足各类市场主体的需要？监管层是否有足够多的金融、政策工具，保证经济循环和自身健康、稳定、有序运行，并有足够实力应对外部的风险冲击？经济和金融政策能否保持相对的独立自主性以有效捍卫本国利益？如此等等，都是衡量金融大国和金融强国的基本指标。

而结合当今世界经济、金融激烈动荡的背景和现实，无数的事实已经说明，一个国家经济的动荡、社会的动荡、政治的动荡，一定伴随着金融的动荡，金融的动荡是最直接的表征，有许多时候是经济、社会与政治动荡的导因。而除了内因之外，在世界经济日益融合的背景下，一个国家金融的动荡往往有着深刻的外部动因，尤其大国、强国的经济、金融与政治政策对弱国、小国有着直接重大的外溢性影响。由此，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就需要综合考虑内部与外部各种因素。

结合外部冲击因素，我理解的金融大国必须至少具备以下“底线”的守护性功能：

1.作为基本信用基础的本国货币不能动辄被打劫；

2.国家与人民不能轻易成为被“薅羊毛”的对象；

3.不能发生由金融因素导致的经济系统性风险的事实。

这里的系统性风险包括普遍或大面积发生金融挤兑、金融机构大面积破产或者支付不能、货币币值的激烈大幅波动等等。这是基于许多金融小国、金融弱国无数次被金融强权大国打劫和“薅羊毛”的惨痛事实，而提出的“底线”要求。

而站在金融大国的基础上，结合底线思维，一个金融大国要同时成为金融强国，还需要至少拥有以下基本特征：

1.拥有一个健康的、稳定的、强大的、开放的匹配于自身经济之需的金融公共基础设施和金融体系（包括产品体系、有效的监管体系等）；

2.拥有一个或多个具有全球性重要影响力的中心金融市场，这是参与国际间的服务和竞争、参与国际金融规则制定、保持国际影响力的保证；

3.国家的法定货币被各国普遍接受而成为国际重要的甚至是主要的货币（结算、流通和储备货币）；

对照而言，我国作为世界金融大国，上述的“底线”已基本可以守住，并且具备了初步强大的金融服务设施、工具和体系，满足经济之需，应对基本的风险冲击，但达到金融强国的目标和要求还要付出更多努力。

（作者为市场资深研究人士、经济学博士、高级经济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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