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疫情防控形势上的好转，国内舆论的关注已经逐步转移到非防疫重点地区的复工复产问题上，但近段时间以来，各地“复工难”的现象遭到较大争议，形式主义被舆论认为困扰企业复工复产的主要苗头。

三月初，少数地方复工复产过程中出现个别的聚集性暴发病例，省市政府和部门都因此承受了巨大压力，相关责任人受到追责，一定程度上给各地政府开放复工增加压力。

在媒体的报道中，规模以上的企业复工数据非常亮眼，但中小企业尤其是餐饮服务业的复工率不足5成，在携程董事局主席梁建章看来目前中国经济仍然处于-20%左右的负增长状态，并且形成将近20%的隐形失业率。

携程董事局主席梁建章一篇名为《该给中国经济摘掉“口罩”了》引发社会较大舆论反响，由于携程身处受影响较大的旅游服务业，因此其高管的观点更多从本行业出发，但仍被普遍认为反映出目前企业家的心声。

仅从疫情防控的角度来看，我们已经渡过了最危险的时刻。但是还有不少坏消息来自于经济领域。他强调，如果本次疫情最终酿成世界性的经济危机，那么中国经济也很难独善其身。所以，在继续防控疫情的同时，中国必须将更多精力转回到恢复经济秩序。

占据中国经济半壁江山的服务行业，目前的恢复程度不到40%，恢复速度还是显得太慢太保守。在疫情防控这个大目标面前，尤其是对于所属区域内零风险的极端追求，导致各地仍然不敢放松乃至放弃各类管控措施。而这些措施不解除，全面复工自然就没有实现的可能性。

在国际经济形势变得愈加复杂的背景下，继续停滞或者半停滞，是中国经济无论如何也承受不起的代价。如果因为经济停滞，导致无数员工失业，无数企业破产，无数行业失去竞争力，其杀伤力绝不亚于直接夺去生命的病毒。所以，在中国经济面临呼吸困难之际，请赶快摘掉束缚中国经济发展的那些“口罩”。

复星国际董事长郭广昌在其个人公众号上对推进复工的呼吁同样引起较大重视。

政府和企业都应该充分地认识到，因为疫情而拉响的紧急危机状态对经济的冲击是巨大的，我们的经济之前几乎是处于“休克”状态。这种危机状态对国家、对经济带来的危害，可能要比疫情本身更严重。

每一种状态都是有惯性的，要改变这个状态是不容易的。最初我们从非危机状态转变到危机状态，开始封城、禁止出入，争议也很大。但是现在，要马上从危机状态转变到非危机状态，其实更难。需要企业与社会各方面共同担当。如何让我们的企业愿意开工复产？如何让我们的老百姓放心出门、安心逛街吃饭？

企业复工难，究竟难在哪？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数据显示，“流于形式主义”被舆论认为是困扰企业复工复产的重要原因之一。

形式主义可以从两个方向去解析，一是防疫流于形式主义。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日前燕郊进京的白庙检查站等地形成严重车辆和步行者的堵点，从视频和照片上看，其人群聚集程度看上去比美国洛杉矶刚刚举行的马拉松还要严重。

在《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看来，要避免在“北三县”进京入口的检查流于形式主义。这里指的不是不认真检查，而是用大海捞针式的平均筛查面对成千上万要上班赶路的人们。京津冀都已是相当安全的地区，除了外输病例，已经鲜有本地新发病例。这时为了绝对安全，用疫情高峰时期应对少量人流的办法来面对上班的巨大人流，就会成为一种“相对的形式主义”。其实绝大多数形式主义都不是百分之百没用的，它们只是正面效果与负面效果太不成比例了，从而需要纠正。

“郑州毒王”的出现，虽不能简单定性为机场和高铁中防疫人员的失职，但当中是否存在漏洞？如果真正要控制住病毒携带者的流窜，尤其是现在高度关注的境外输入性病例，是否能有更有效的办法。

二是复工流于形式主义，有序推进复工复产是国家重点抓手方向，各级政府相继呼应。但是，不少机构在一边呼应的同时，也在为复工层层设阻，这也是形式主义的表现。在某些城市，小区依然实施封闭式管理，人员难以外出务工；在某些城市，企业申请复工需到多个部门盖数十个章；在某些城市，企业到岗率不允许超过50%。一系列举措，毫无疑问站在疫情防控的基调上都是正确的，但却客观导致了社会部分企业复工难。

一篇名为《新华社批评领导讲话式“复工”：启而不动形式主义》的文章中指出

近期，各地积极复工复产，西南地区某项目启动仪式却出现了奇怪一幕：现场机械排列得整整齐齐，领导宣布项目启动，汽笛长鸣；等干部前脚走，机械后脚就“马放南山”。知情人士透露，该项目短期内很难施工。这种“启而不动”的行为艺术危害很大，必须保持警惕。

随着防疫形势渐趋平稳，重大项目新开工和复产复工，是当前工作重心之一。这项工作对于确保经济稳定具有重大意义，必须抓紧抓细抓实。中央一贯提倡实事求是——达到标准，就大大方方开工复工；不达标准，就老老实实储备条件。为何要搞这扭扭捏捏的“启而不动”？

在不提倡形式主义的同时，也要理解推动复工复产和恢复消费信心工作难度较大。以受影响较大的餐饮消费业来说，3月8日，海南儋州市委书记袁光平率市有关部门负责人一行在该市商业广场的美食一条街点餐消费，3月10日南京市秦淮下发一份倡议书，倡议区机关干部带头消费支持企业共渡难关。倡议书中指出，区领导本周要消费不低于100元。

《广州日报》：消费是一种个人行为，纯属个人经济权利，外部施加微妙影响，不管出于何种目的，多少会让人觉得不爽。况且，让人担心：疫情警报尚未解除，鼓励广大干部上街购物，以身作则带来示范效应，会不会增加疫情传播风险？

《东方网》：政府倡议干部带头消费，充满善意，无可厚非。不过，我们还是关注网友的担忧，别让“倡议”在具体执行变成一级压一级的变相“软强制”。

《红网》：鼓励干部带头消费，其初衷不难理解，但形式需要调整。不妨取消“规定时间”“规定数额”“规定级别”的限制，鼓励干部献策献力为企业和商家“引流”。

《成都商报》通过机关干部带头消费，以身体力行的方式表明疫情已经得到控制，向市民释放安全的信号，这对于鼓励民众从“宅家隔离”状态中解除过于防备的心理，走出门去消费，重新恢复往日的“买买买”“吃吃吃”是有意义的。

从媒体评论可以看出，在疫情期间，各方舆论高度敏感，意见不一，政府推动社会经济秩序复苏的过程中如履薄冰，因此在社会各方呼吁逐步摘除“经济发展发展的口罩”的同时，也要理解在推动复工复产，促进消费以及心理建设工作上，政府在尺度上的拿捏以及传递信号上的把握上存在不小难度。

只要疫情在世界范围内没有被消灭，中国也就不可能拥有绝对安全，完全的静态防疫已经不适合当下中国的情况，如何在复工和防疫之间取得平衡是当下的重中之重。中国已经建立起了卓为有效的全民防控体系，在警惕形式主义的同时，多一份包容和了解，逐步摘除经济发展的口罩，有序复工复产，赢得疫情防控与经济发展的胜利。(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