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性变革

今天是中国提出“双碳”目标三周年。

2020年9月22日，中国国家领导人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郑重宣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意味着中国迎来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三年来，这场变革行至何处，给中国经济带来哪些深刻变化？有哪些成功经验值得总结，又有哪些“难关险隘”尚待突破？

本期中新社国是直通车“能源中国：‘双碳’目标三周年——再看统筹推进经济复苏与转型发展”座谈节目，邀请两位专家：

ꔷ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

ꔷ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

围绕“如何平衡经济发展和实现‘双碳’目标之间的关系”等话题，深入探讨。

中国走出兼顾

经济增长和绿色发展的新路

主持人：“双碳”目标提出三周年以来，中国是否已经找到了一条兼顾经济和绿色的道路？

邹骥：这三年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国政府将“双碳”目标确立为国家战略目标，给全社会树立了一个根本性的发展指导，也建立了基本的全社会预期，这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不仅使全民意识得到了极大提高，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投资活动以及经济成果。近年来，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新三样”等绿色低碳的产业异军突起，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亮点。

刘世锦：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减碳方面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区别。大部分发达国家的工业化高速增长期已经过去，生态环境总体上还算不错，减碳压力并不像发展中国家那么大。中国一方面面临着碳达峰碳中和的压力，另一方面还需要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经济还有5%左右的潜在增长率，所以增长速度不能掉下来。

记得“双碳”目标刚提出不久时，国内一些地方出现了“碳冲锋”运动，为了实现碳达峰的目标，一些地方甚至停工停产、拉闸限电。这种情况出现后，中央高度重视，在政策层面上明确提出“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四位一体、统筹兼顾。这也意味着搞“碳冲锋”“单打一”是不可取的。近年来，中国发展起了大量的绿色低碳产业，不仅能更好服务“双碳”目标，也有利于推动经济发展。应该说，在兼顾经济增长和绿色发展方面，中国走出了一条新路。

破除两大“双碳”迷思

主持人：过去三年，各地政府、各个企业和普通民众，对于“双碳”目标的认识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是否破除了过去一些关于“双碳”问题的迷思或误解？

刘世锦：过去存在一个误解，即把低碳发展和经济增长视为相互冲突、相互对立的关系，认为抓环保和节能减排，就会影响经济增长。但如果通过绿色技术的创新来促进降碳，就需要大量的绿色投资带动绿色低碳产业的发展，实际上这将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近年来，绿色产业的投资和增长，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稳增长最为活跃的一支力量。这意味着低碳发展和经济增长可以是相互协同、共赢的关系。

邹骥：主要是两方面的迷思被破除了。一是发展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即由相互对立转化为相互协同。这主要得益于两点：一是经济水平的巨大变化。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是1992年缔结的，当时中国的人均GDP不到1000美元，今天中国的人均GDP已超过12000美元，其经济发展议程、民众生活需求自然也不同，今天的中国人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追求精神享受，这里面包括空气质量、身体健康等。二是技术和产业的巨大变化。巴黎协定签署至今已有7年，过去7年，中国在绿色低碳领域，特别是能源转型领域取得重大技术进步，这些都为中国走绿色发展之路提供了广阔的可能，不仅给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新动能，也有利于缓解乃至最终解决中国的能源安全问题。

另一个迷思是所谓“碳冲锋”。一开始人们一度认为可以通过“碳冲锋”实现“双碳”目标。其实实现“双碳”目标是一场漫长和艰难的“长征”。对能源转型要有深刻的认识，简而言之就是先立后破。“立”要先立电源、立储能、立电网，然后再逐步实现化石能源的退出。存量要稳住，然后再做增量的改革和转型。这些认识都是在这几年的讨论思考中和实践中逐渐形成，这样就奠定了中国未来低碳转型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基础，这是非常可贵的。

应对挑战的三门“必修课”：

强意识、抓创新、拓市场

主持人：站在三周年这个关键时间节点上，近期在平衡经济复苏与发展以及实现“双碳“目标之间，当下最关键的挑战和问题是什么？中央和地方应该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和问题？

邹骥：挑战首先在于提高全社会的认识。尽管近年来社会认识已经有巨大的进步，但还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还有相当一部分人，而且是一些具有重要社会影响的人，还没有真正认识到气候变化危机的紧迫性严峻性。

另一个挑战在于绿色低碳产业的发展。过去三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中国在绿色低碳产业领域已经有巨大的投资，形成了巨大的社会资本，也形成了巨大的产能。产业发展到今天已经出现一些瓶颈，比如说市场需求。

以光伏为例，现在中国的光伏产能有相当部分选择出口，是因为国内市场难以消化。现在到了一个需要大力开发国内市场的阶段，否则没有足够的订单，没有足够的有效需求，这些产业可能会遇到麻烦。要有更广的视角，绿色低碳产业不仅是服务于“双碳”目标，而且这一产业本身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支柱，所以要从全产业的发展角度，短期内做好逆周期调节，同时也要去衔接长期的跨周期转型。

刘世锦：关于面临挑战，必须要强调的一点是要坚持“双碳”目标不动摇。近年来，国际形势愈发复杂严峻，地缘冲突加剧，逆全球化潮流抬头，同时中国经济也有稳增长的压力，这些都坚持“双碳”目标有所影响。尽管面临诸多挑战，但是必须牢牢坚持“双碳”目标。因为全社会已经建立起了实现“双碳”目标的社会预期，很多产业的发展是建立预期的基础之上，如果预期变了，影响巨大。

第二，要把立足点放到创新上来。只有通过创新才会有新技术，进而带动新投资，形成新增长。相关的政策配套必须做到位，特别是有关绿色低碳产业，这方面的激励机制现在还不够，需要有更多政策上的设计和实施。

第三，是与市场需求相关。能源转型是一次“长跑”，是一个增量优先、以新代旧、逐步转型的过程。目前新能源技术相对旧能源技术有明显优势，包括减碳力度大、成本下降快、降碳速度快等。基于这些优势，目前中国的能源转型进度完全可以加快，加快以后就能解决市场需求不足的问题。目前官方设定的可再生能源占整体能源的比重等目标，可能相对保守，需要提出一个更加符合技术和产业发展实际、更有进取性的目标，这样更有利于新能源市场的拓展。

从能耗双控转向碳排放双控：

基于科技与能源需求的判断

主持人：近日召开的中央深改委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能耗双控逐步转向碳排放双控的意见》，如何正确理解从能耗双控转向碳排放双控？而这样的转型又意味着什么？

刘世锦：之前讲到“双碳”目标提出之初，部分地区曾出现拉闸限电，甚至停工停产等极端做法。虽然是少部分地区，但确实反映了一种倾向，即对“双碳”目标的理解有误。清洁能源和燃煤发电的碳排放量差异巨大，简单通过能耗双控来控制碳排放，中间存在较大区别。

从经济学的角度，降低能耗与降低其他生产成本并无差异。近年来中国光伏发电成本已经很低，多使用这类清洁能源从经济上来讲是合算的，与此同时又有利于推动“双碳”目标的实现，这样更合理、更有效。中央明确提出，要从能耗双控转向碳排放双控，这个政策导向非常重要，应该尽快实现这一转型。

邹骥：这一转变是正确的转变，是在近几年的实践中基于对科学技术的判断、以及对现在及未来的能源需求的判断所做出的转变。

早期的能耗双控与碳排放双控重合度较高。当时中国的能源大部分是化石能源，主要是煤油气，因而当时控煤控油控气，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在控碳。但是过去十几年，特别是近年来，能源技术的创新与发展提供了一个新趋势，即碳排放和用能脱钩的趋势，而且这种趋势还在进一步向前发展，这是从能耗双控转向碳排放双控转变的重要依据。

另一个重要的依据是对未来能源需求的判断。实际上，控能潜在的含义就是能源可以少用，但事实证明在可预见的未来，能源需求还会大大增长，特别是随着数字经济、人口老龄化以及产业和技术的电气化发展。预计未来中国的能耗、电耗是刚性的，还要继续增长，但是碳排放有可能持平，甚至走下行通道。

在这种情况下，从能耗双控转向碳排放双控符合发展趋势。事实上，这一转变也反映了一个终极目标，控制碳排放并不是要限制经济增长、降低生活质量，而是更好地促进经济发展和提高生活质量。需要强调的是，这一转变也要求中国从战略目标、技术路线、考核指标、投融资体制机制等做全方位的相应转变。

“双碳”三周年：四方面代表性的成果

界面新闻ESG频道记者刘益提问：今年是“双碳”三周年，近日发改委也发布了三周年的成果，中国在各个方面都有明显进步，那么您认为这三年中国推进“双碳”目标所取得最重要的成绩或者最显著的效果是什么？为什么这项成绩尤为重要？

刘世锦：成绩是多方面的，有代表性的主要是三点：一是“双碳”目标的确立，达成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共识，建立了一种长期预期。二是中国把实现“双碳”目标的立足点，不放在仅仅对既有能源或者产业体系进行简单的节能减排，而是放在创新上，带动了大量新投资，成为经济增长重要的新增长点。与此同时，中国的低碳绿色产业已经成长为在全球范围内具有竞争力的新产业。三是中国提出“双碳”目标，对国际社会应对逆全球化潮流、加强国际合作拓宽了新的重要领域。

邹骥：想补充一点，党的二十大对中国式现代化作出了定义，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性质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应该也包括应对气候变化危机，这已经被融入到中国式现代化目标里中。过去这几年的发展，又形成了更丰富、更具体的经验，除了政策文件的出台，人们意识也在变化，实实在在的产业创造也出来了，这与中国式现代化和新的产业革命相呼应。如果没有抓住这次历史的机会，那么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可能就要落空，这也是实现“双碳”目标背后的重要意义。

立足自身优势、拥抱国际合作

财新传媒能源记者赵煊提问：当前国际形势复杂严峻，面临着世界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核心高新技术封锁等带来的产业结构高端化挑战，中国该如何构建好自己的绿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此过程中，又将面临哪些挑战？

刘世锦：中国在过去三年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绿色低碳产业的快速崛起。这一产业从全球范围来讲，都具备很强的竞争力。之所以具备竞争力，主要是因为在这个领域中，市场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一大批绿色低碳企业通过充分竞争，积极性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产生了层出不穷的新技术和新成果。应该说，在新能源领域，中国在很多方面可能是处于世界领先位置。

需要强调的是，尽管可能并跑甚至是领跑，但中国的绿色低碳产业发展仍必须走国际合作的道路。要坚持开放，走全球化道路，立全球分工体系，不能搞封闭体系。关起门来自成体系，长期来讲是没有前途的，要挂钩，不能脱钩。

邹骥：关于中国如何应对全球供应链出现的新格局新问题，首先是要做好自己，充分利用自身优势，中国庞大的市场规模和健全的制造业体系，在此基础上，提高研发能力、加大研发投入，增强自身产业产品竞争力。其次是要主动开发国内市场，包括电动车和可再生能源的市场，当前中国在绿色低碳产业的供给侧产能已经很高，成本也较低，但国内市场还有待开发。此外，要在国际谈判、国际治理中推动新议题。在国际气候谈判中，一个长期议题是各国的减碳目标。但与此相关的，应适当提出在气候产品、绿色低碳产品等领域各国应更加坚定地奉行国际合作和自由贸易，合力打破贸易保护壁垒和逆全球化障碍。

中国“双碳”目标和绿色产业

已具全球意义

21世纪经济报道财经新闻中心记者彭硕提问：中国的“双碳”目标和全球的气候变化治理之间是如何的关系？“绿色复苏”需要怎样的国际合作？当前形势下，推动国际绿色合作有哪些切入点？

刘世锦：提出目标是一方面，但更关键的是实现目标。也就说，你把过河的目标提出来了，但是如果不解决船和桥的问题，过河的目标就是一句空话。

过去三年，中国最大的一个贡献就是发展起了具有很强全球竞争力的绿色低碳产业，将实现“双碳”目标的立足点放在创新上，通过创新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比尔·盖茨在《气候经济与人类未来》一书中提出“绿色溢价(GreenPremium)”的概念，是指将现有化石能源或技术更新为零碳排放燃料或技术所带来的额外成本。包括比尔·盖茨在内的部分业内人士对于应对气候变化的前景并不乐观，但近年来中国通过创新发展绿色产业，有效降低绿色产品的成本，实际上改变了人类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前景。

中国找到了一条实现“双碳”目标的正确道路，这不仅对中国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新兴经济体，特别广大发展中国家同样具有重大意义，即找到了一条兼顾经济增长和绿色减碳的发展新路。

关于国际合作方面，近年来，中国在国际范围内，特别是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中停建煤电项目，加大清洁能源投资。但有些国家嘴上喊要绿色发展，真正遇到具体事情时，又显得相当保守和功利主义。

据媒体报道，欧洲近期决定对中国电动车补贴问题进行调查。中国电动车是有竞争力的，这种竞争力不是建立在政府补贴，而是建立在技术创新。在应对气候变化和低碳绿色发展领域，各国应该有全局观念，朝着一个共同目标奋进，采取更具包容性的政策，共同营造一个开放包容、相互促进、有利于绿色低碳产业发展的国际环境。

邹骥：这个问题其实包含两个基本问题，一个是中国的作用，另一个是国际合作。关于第一个问题，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减排目标、减排力度、减排效果，对全球的气候变化进程的影响举足轻重。此外，中国的创新，包括发展路径的创新和技术、商业模式等创新，又为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宝贵经验和解决方案。中国的经验、技术、产品在全球南方国家广受欢迎。中国实现“双碳”目标和中国绿色低碳产业的发展已经具有全球意义。

关于国际合作，必须强调的是，历史的经验已经证明，企图用关税来挡住国外先进技术产品等逆全球化政策是不会奏效的。各国坚持开放，促进投资贸易往来合作，发挥各自所长，实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反倒是提高自身竞争力的最佳手段。这是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

中国今天之所以能够持续往产业链高端移动，实现部分产业的弯道超车，正是得益于改革开放。所以尽管当前国际形势复杂，但要坚定不移走改革开放道路，这是历史经验和现实实践所证明的。不能把增强竞争力和断链脱钩混为一谈，增强竞争力应该是在开放中去增强，而不是在“小院高墙”的封闭环境中去增强，这一点要有清醒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