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而不同】

无论是在传统的市政设施和水利设施领域，还是在面向未来的新基建领域，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都是极其巨大的。

韩和元

对于当前中国的经济结构而言，最受争议的怕莫过于投资了。很多学者都将矛头直指投资，认为中国的投资已然饱和，甚而过度，温铁军教授便持此论。事实上，以上所论，实在只能算是老话重提而已。早在10年前，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努里埃尔·鲁比尼（Nouriel Roubini）就认为中国的投资正在为经济酝酿一场大危机。他的依据是，我国的投资已占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0%。他以实证方法对照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的苏联，和1997年金融危机之前的东亚的例子，得出一个结论：60年来的数据显示，过度投资最后总是以经济硬着陆收场。

当然，这一切又需要我们以动态的、辩证的眼光来予以观察。如果中国经济中投资、出口和消费之比，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也就是中国依旧以出口和投资拉动来实现经济增长，那么从长期而言，以上担忧确实值得警惕。当然如果中国经济中投资、出口和消费得到有效的优化调整，消费、出口和投资的比重更趋合理，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当前的中国投资是完全有必要的。如果仅仅因为担心产能过剩，而大规模地限制投资，这显然是不得法的。以中国早年的能源投资为例，我们就可见端倪。

1997年之前，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的能源投入过热，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学者杨明辉、彭立新在一篇论文里提到，在中央的调控下，1997年以后中国能源生产进入长达4年的负增长期，1997~2000年能源生产总量年平均下降率为5.14%。也正是这种对能源投资和产能限制，导致2003年以后中国备受电荒之苦。2003年用电高峰时期，先后有22个省市出现拉闸限电现象。进入2004年，中国总体电力供需形势比2003年更为严峻。当年夏季用电高峰时期，全国电力缺口超3000万千瓦。

经济学里有一个著名的木桶理论，说的是：一只水桶盛水的多少，并不取决于桶壁上最高的那块木块，而恰恰取决于桶壁上最短的那块。这一理论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只要这个水桶里有一块板高度不够，水桶里的水就不可能是满的。据此，我们又可见，中国经济的问题，其根源不在于投资力度过大。该理论告诉我们，不能只是简单地去锯掉那块最长的板，即限制投资和产能。中国更应该做的是去补齐那块最短的板，即扩大消费。唯有如此，中国经济这个盛水的木桶，才会更满。

更重要的是，中国当前的经济问题，并不在于投资过剩。事实是，我国在“增功能、利长远”的面向未来的重大项目建设方面，就明显投入不足。这方面，克林顿的经验就值得我们借鉴。

于老布什的任期内，苏东剧变，昔日强大对手苏联轰然崩塌。按说，在这样的“成就”面前，老布什的连任应该毫无悬念才对。但事实是，他的连任之路却充满了挑战。原因无他，只因1990~1991年间，美国经济再次发生衰退，这让老布什为之焦头烂额，他不知该如何应对当时的经济困境。

但他的对手克林顿显然敏锐地意识到了美国经济的问题所在不是需求不足，而是面向未来的投资不足。当年2月，美国尚处于春寒料峭之时，克林顿便在其竞选文件《复兴美国的设想》中，旗帜鲜明地提出:“50年代在全美建立的高速公路网，使美国在以后的20年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为了使美国再度繁荣，就要建设21世纪的‘道路’，它将使美国人得到就业机会，将使美国经济高速增长。”作为对竞选承诺的兑现，1993年9月，克林顿政府发表了一份题为《国家信息基础设施行动动议》的文件，在文件中他将这一战略称之为“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其英文原词为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大名鼎鼎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就此启动。

值得注意的是，克林顿并不只是将该项投资计划作为克服萧条、刺激经济增长的危机应急策略来看待；也没有将其单纯看成是计算机行业或电信行业等一两个行业的产业扶持政策。他是将“信息高速公路”作为美国未来新型社会资本的核心，把研究和建设“信息高速公路”作为美国科技战略的关键部分和国家最优先的任务来抓的。也就是说，这一计划是被克林顿政府视为最高国家战略来看待和实施的。其目的不独是要克服萧条、刺激经济增长，更是为谋求夺回美国在重大关键技术领域一度被削弱的国际领先地位而来。其目的就在于，增强美国经济竞争力。到1994年时，克林顿政府提出建设全球信息基础设施的倡议，旨在通过卫星通讯和电信光缆连通全球信息网络，形成信息共享的竞争机制，全面推动世界经济的持续发展。随着“信息高速公路”建设的推进，其对美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极大地增强了美国的整体经济实力。

更为要紧的是，中国不独在面向未来的、类似美国“信息高速公路”这样的新基建领域投入不足，就是在长期以来备受人们诟病的传统基础设施方面，投资也是严重不足。正如台风“杜苏芮”所引致的华北洪灾所表明的，中国各级城市及乡村，在市政、水利设施领域的短缺依然严重，不存在投资饱和的问题。只是我们的问题不是出在投资上，而是出在“政绩工程”所致的“不当投资”上。像包括北京、河北在内的，我国几乎所有大小城市及乡村的排水及水利系统这样的基础设施，其实都亟需加大投资。

可见，无论是在传统的市政设施和水利设施领域，还是在面向未来的新基建领域，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都是极其巨大的。

（作者系广州经济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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