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区域”在中国区域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区域重大战略地区就是典型的大区域，比如东、中、西、东北地区，以及长江经济带、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等等。还有主体功能区战略地区，如城市化地区、生态功能区、农业发展区等。另外还有城乡融合区域，中国地级以上的所谓市，都是城乡兼有的大区域。尤其是国家近年来规划提出的一些城乡融合试验区，跨越不同行政设市区域，其实质就是大区域。

大区域往往“超越”一个行政区功能，体现出经济区、生态区、文化区等方面的特征。但大区域又不是简单的几个小型行政区的拼凑。在规划与实践创新中，它有自身的实体边界、发展目标、治理架构。比如，长江经济带覆盖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云南、贵州等11个省市，人口和生产总值均超过全国的40%。针对这一经济带，国家制定了发展规划纲要，建立了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还有针对长江流域建立了协调机制，统一指导、统筹协调长江保护工作。

“大区域”是中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形式。比如在绿色低碳发展问题上，有的地方试图在一个有限的行政区范围内强行追求“零碳”，可能就不如在大区域中追求碳中和更加科学或经济。

大区域是绿色金融的用武之地。现有政策已较为重视以绿色金融支持单一城市发展，未来在绿色金融发展中，应更加注重从单一城市走向“大区域”。那么，为什么大区域是绿色金融发挥作用的重要空间？

第一，这是生态文明背景下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体现与要求。如流域地区涵盖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及河、湖、湿地等全流域，而且涉及水、路、港、产、城等多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一个完整生态系统。由于流域生态的整体性、系统性、不可分割性，流域内的高质量发展问题就突破了行政区划的界限，也超越了单个地方政府的治理功能范围。

第二，大区域有利于培育和建立统一的绿色金融大市场。比如长江经济带横跨东中西三个板块，市场需求集中；流域水资源约占全国的三分之一，占据56%的内河航运里程；串起长江三角洲、长江中游和成渝三大城市群，新兴工业产业比重占全国的50%以上等，这样一个庞大的区域就有足够条件培育交易各方，共建环境资源交易中心，打造碳交易市场等等。

第三，大区域能够促进多元主体合作，有效识别与解决区域独特的绿色金融问题。一类是区域内部各行政主体之间的问题，如大区域水环境生态补偿，往往跨省、跨市，就可以将绿色金融的举措充分应用。二是整个区域面临的共性问题，如一个沙漠地区在产业治沙过程中涉及的绿色金融问题等。

第四，这是多层次发展绿色金融的需要。绿色金融需要有统一的标准，但也需要有结构化的政策。这是因为中国的区域差异极大。如果抛弃大区域理念，简单地推动一个一个绿色金融项目，则有可能带来整体上的非效率。

如何以绿色金融推动大区域发展？

一是绿色金融体系与区域协调机制有效融合。在区域战略统筹机制、健全市场一体化发展机制、深化区域合作机制、优化区域互助机制、健全区域利益补偿机制、创新区域政策调控机制、健全区域发展保障机制等构建中，强化绿色金融作用。

二是选择有条件的大区域，开展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2017年以来，央行先后指导了六省(区)九地开展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为我国绿色金融体系的构建积累了一系列可推广、可复制的宝贵地方经验。应结合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城乡融合战略等等，充分发挥绿色金融在服务城市群、都市圈、经济带、各类功能区，以及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欠发达地区等特殊地区的支持力度。发挥绿色金融资源配置、风险防范和价格发现“三大功能”，进一步构建绿色金融发展“五大支柱”，即绿色金融标准体系、环境信息披露、激励约束机制、产品与市场体系和国际合作。

三是发挥平台机构的治理角色，推进绿色金融发展。在货币政策、信贷政策、监管政策之外，还要发挥协会、商会、大学等主体的作用，通过强制披露、绿色评价、行业自律、产品创新等，引导和撬动金融资源向低碳项目、绿色转型项目、碳捕集与封存等绿色创新项目倾斜。

四是以绿色金融推动大区域开放合作。2016年，中国担任G20主席国，首次将绿色金融引入G20框架。2016年以来，在我国积极倡导和推动下，绿色金融议题一直是G20峰会的重要议题。未来应充分发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海合作组织、中非合作论坛、中俄东北－远东合作、长江－伏尔加河合作、中国－东盟合作、东盟与中日韩合作、中日韩合作、澜沧江－湄公河合作、图们江地区开发合作等国际区域合作机制作用，加强区域、次区域绿色金融合作。

冯奎（民盟中央经济委副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