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进入中国第一家证券研究所，2000年初，利用香港”深造“机会，不断向内地传递外资研究体系。31岁在老师庄东辰的鼓励下转到管理岗位，起草的“佣金派点制”考评方式，确立了研究所从非营利性服务转型营利性服务的趋势。践诺20年，练就“3分钟识人术”，不断培养新人登顶。多年沉淀，他的研究策划管理体系成为放大团队影响力的利器。而他不断丰富完善的“心物兼修”的研究理念，在市场广为流传。20多年证券研究从业历程，从研究者到“杰出研究领袖”，如今的黄燕铭，内心早已没有未登的“南天门”，但他对证券研究行业，依旧抱有很多的期待。

来源：新财富（ID：newfortune）

作者：张天伦

原标题：《黄燕铭：从研究到管理，参悟花开的秘密》

1999年12月，黄燕铭第一次去香港路演，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失落。他发现，无论是谈行业，还是讲公司，在场的外资机构们都表示听不懂。

当时就职于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的黄燕铭，已经跻身内地卖方分析师的头部阵容。为了防止他被挖角，研究所甚至很少让他去公募机构做路演。

在接下来3个月的香港工作交流中，黄燕铭逐渐明白，相比海外同行，当时本土分析师的证券研究方法十分散乱，且不科学。那时候分析师基本上充当着读报机的角色。研究报告更是简陋，主要内容仅是记录调研上市公司时的所见所闻，再进行评论总结。

做证券研究，却不涉及股票定价，做基本面分析却要依靠技术分析给出投资建议——彼时已围绕着盈利预测、股票估值等模型建立起一整套研究体系的外资同行们，恐怕也是第一次见到。对于黄燕铭而言，这些研究方法他也是临到香港前，在时任华夏证券研究所所长林义相组织的培训课上才第一次听到，当时的主讲嘉宾同样来自于外资机构。

有了这样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黄燕铭努力向香港同行学习。

2000-2004年，他作为申银万国研究所对接香港业务的负责人，经常行走于沪港两地，不断向内地传递外资研究体系的消息，并以境外经验加本土智慧建立了以“信息、逻辑、超预期、催化剂、结论”为基本要素的研报撰写框架。而申万研究所创建的“佣金派点制”考评方式，也主要由黄燕铭在2004年起草。

在黄燕铭眼中，2000-2004年可谓本土卖方研究行业最重要的分水岭，那个时期，很多分析师不断从外资机构搬运回“新见识”，本土卖方研究的工具及方法逐步与国际接轨，研究体系、商业模式、监管格局也快速完成重塑。

20余年过去了，本土证券研究机构的专业实力早已不逊色于外资。在2021年公募机构派发给卖方研究所超过220亿元的分仓佣金中，超过99%的份额留在了本土机构，排在第40名的瑞银证券是拿到分仓佣金最多的非本土券商，也仅有0.82亿元。

此间，黄燕铭也在为申万、瑞银证券培养出一批分析师之后，出任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所长，并带领国泰君安三度拿下新财富本土最佳研究团队第一名的大奖，他本人也在2014年成为新财富“杰出研究领袖”。当下，黄燕铭更多被外人谈起的，是“三朵花”理论、证券研究的“2+1”思维，其“三分钟识别一个优秀分析师”的才能，更是在卖方江湖广为流传。

借着新财富最佳分析师评选20周年的机遇，我们与黄燕铭进行了5个小时的深度对话，透过这位证券研究界元老的视角，解读中国证券研究江湖。

01、中国第一家证券研究所负责产业基本面研究的第六号员工

高瓴资本掌门张磊曾在不同场合阐述过“选择大于努力”的观点，但黄燕铭认为，自己早期所取得的成绩，更多是在周而复始的“努力”及“等待”中度过。

1990年，刚踏入上海财经大学经济信息管理系，黄燕铭就感受到了些许失落，因为他最初想学习的是与经济金融相关的信息管理，而非计算机技术。“当时选择这个专业，单纯是因为听到很多人说21世纪会是信息的时代，但信息是什么，当时的我也没搞明白。”

黄燕铭自小喜欢管人，所以对管理好奇，而经济金融吸引他的地方在于，其既需要理科的思考性，也不缺少文科的前瞻性与时髦感。好在上海财经大学十分讲究通识教育，因此在本科阶段，黄燕铭依旧完成了经济学、管理学、会计学、金融学等经济类学科的学习。

到了大三，黄燕铭看到很多师兄师姐去了财税系统及银行，自己也产生了“非银行不去”的念头。但临近毕业，他在一众Offer中，选择了万国证券。

原因很简单，有师兄告诉他，证券公司的月薪有2000元，而银行“仅仅”有600元。过惯了苦日子的黄燕铭，毫不犹豫选择了前者。毕竟在当时，1400元的差距，已经能够支付上海浦东1平方米的房价。

1994年毕业之后，去到万国证券的黄燕铭，没有进入最理想的投行部门。他最初被分到经纪业务部，并一路下基层至营业部的资金柜台工作。点钞票、录开户资料、做申报员……黄燕铭把营业部的基础工作都做了一遍。

这里的工作节奏并不快——除了4个小时的交易时间，开盘前做准备工作，以及收盘后打扫卫生的2个小时，员工有大把的时间打扑克、出去玩，但他却没有因此闲下来，他告诫自己“我的一生不能这样子过”。工作之余，黄燕铭的最大兴趣就是翻阅各大财经报刊，收集、分析上市公司的各种信息，把有用的内容剪下来，贴到本子上。

这样的举动引起了营业部领导的注意，因此，每当有客户来咨询证券投资的问题时，领导都会派他和客户交流，而黄燕铭也乐于向客户表达看法。

回忆在营业部的两年时光，黄燕铭坦言是“仰头看天，看不到天”——知识结构不断丰富，愈发加深了他对未知金融世界的探究欲望。

1996年，万国证券与申银证券合并，黄燕铭进入合并后的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背后原因，既是其工作能力被当时的所长庄东辰所看重，也与本土卖方研究的发展历程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时间拉回1995年，君安证券研究所成立，其虽然不是国内最早的券商研究部门，却是第一家成立公司研究部，并倡导上市公司调研、基本面研究的证券研究机构。在此之前，申银证券在1992年最早成立了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证券研究所子公司，但当时的定位并不是做基本面的证券研究，而是股评以及给领导撰写各种文稿，处理媒体关系。

1996年，由所长王明夫带领的君安研究所向自营部门推荐了数只牛股，替公司赚了不少钱。这种典型效应瞬间让市场醒悟——原来基本面研究并不是纸上谈兵，还真正能赚钱。

受此影响，黄燕铭所在的万国证券与申银证券于1996年合并为申银万国证券之后，也重新成立了研究所，并开启了内部招聘。

当时，进行内部招聘的部门有两个，除了研究所以外，还有人力资源部。黄燕铭不清楚研究所是做什么的，却明白人力资源部是管人的，权力很大，自然将简历投向了后者。但一个星期后，他接到了一通电话，电话另一头是研究所的负责人庄东辰，他表示人力资源部没看上黄燕铭，但他看上了。

1996年11月14日，黄燕铭成为了申万研究所里，负责产业基本面研究的第六号员工，主要研究建材和钢铁领域。

就这样，一个脑海里时常充满着“十万个为什么”，并有着充分的耐心、决心去寻找答案的年轻人，开始走上了中国卖方研究的历史舞台。

热爱思考，乐于表达的性格，让黄燕铭的卖方研究工作如鱼得水，并很快在业内积攒了名气。

1998年，中国第一批公募基金管理公司成立，并开始从券商研究部门大量挖角。“当时我们研究所的分析师只要出去路演，有一半的概率会被公募挖走，所以庄东辰老师不让我出去路演，因为他知道我一出去肯定就回不来了。”黄燕铭回忆。

黄燕铭的分析师生涯一直持续到2002年。彼时，应庄东辰推荐，他成为申万证券研究所所长助理，开始向管理者的方向探索。职位的转变让黄燕铭留下了一个遗憾，那就是未曾以分析师的身份，参加新财富最佳分析师的评选。

但又一次被选择的经历，让他一步步成为了申万研究所的中坚力量。那一年，黄燕铭刚满31岁。

在黄燕铭从研究岗转为管理岗的同时，本土证券研究领域也在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1999年，庄东辰、林义相等证券研究界的最早开拓者提出“以研究换佣金”的商业模式。2000年，将这一主旨与美林、里昂等国际大行的卖方研究模式相结合后，时任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所长的李迅雷，再次撰文《让客户改变我们的研究模式》，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由此与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华夏证券研究所、南方证券研究所一道，开启了研究所从对券商内部服务向对基金等外部投资机构服务的卖方研究转型之路。

2003年，首届新财富最佳分析师评选启动，分析师的影响力随之逐年扩张，使得几乎所有的分析师们都得到了所在券商的重视，并让资本市场意识到分析师的价值。

2004年，申万研究所由陈晓升倡导吸取海外经验，并由黄燕铭起草“佣金派点制”考评方式，确立了研究所从非营利性服务转型营利性服务的趋势。所谓“派点制”，就是公募机构给对其提供服务的分析师打分，分数越高的分析师，其所在研究所获得的分仓佣金也会越多，奖金自然也越多。

始于草莽的本土卖方研究，在规范的道路上步步前行。

02、践诺20年，练就“3分钟识人术”

在黄燕铭的职业生涯里，被他称作为老师的主要有两位，庄东辰便是其一。

庄东辰是本土证券研究界的开路人之一，他在1992年拿到华东师范大学统计学博士学位后，来到当时的万国证券工作，并在黄浦营业部开始了他的研究生涯。1996年，在万国证券与申银证券合并之后，庄东辰成为了申万研究部门的负责人，并将工作重心放在对卖方研究路径的探索上。2000年，庄东辰带领申万研究所改制为独立公司，率先进行了独立市场化运作的尝试。

“在我心里，我的老师庄东辰、君安证券的王明夫、华夏证券的林义相三人，对中国本土卖方研究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黄燕铭称。“我经常怀念庄老师，他是我进入分析师行业的引路人，他离开我们已经有17年了。”

但庄东辰最初举荐黄燕铭担任所长助理时，他是十分抗拒的。一是因为黄燕铭与所里所外的分析师们都是好朋友，职位晋升会让他感到些许不适。二是他认为当领导，要让别人贯彻自己的意图会十分费劲，倒不如自己去做研究更方便。甚至在一次会议上，黄燕铭对这个提拔发了一通不小的牢骚。

但庄东辰随后的一席话，消解了他的抵触，并至今萦绕在黄燕铭心头。“庄东辰先生说，如果你只会指挥自己干活，那么以后就是井底之蛙，只能成就脑袋上的一小片天空。如果你会做管理，将来便可以带领千军万马，成就一番伟大的事业。中国证券行业以后会非常缺分析师，但最缺的会是研究管理者。”

因为这句话，黄燕铭在研究管理者的岗位上一待就是21年——他31岁成为申万研究所所长助理，33岁担任申万研究所副所长，39岁出任瑞银集团中国区研究主管，41岁任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所长至今。

庄东辰的预见很快得到验证。随着证券市场发展，分析师的流动加速，研究管理的价值同步彰显。

时间回到2005年，国信证券、中信证券等券商开始按新财富评选的名次引进人才，实力强大的申万研究所虽然也有一批优秀分析师相继离开，却始终可以快速培养出新人登顶。从评选结果看，2002-2009年，申万研究所堪称稳定性最高的研究团队。其自主培养人才的机制颇为人称道，为此，国泰君安证券在2009年曾对其做过专门调查研究。

在申万的后面8年时间，黄燕铭感触最深的，是作为一名优秀的研究管理者，必须具备知人善任的能力。

黄燕铭认为，组建团队的三个环节包括招聘人、培养人、淘汰人。其中，招聘人与股票投资相似，讲究的是概率。如果一个研究所所长招人的成材率是90%，另一名所长是50%，长期下来，前一家研究所基本上会赢定。

若一个研究管理者不善于招聘人，那么必须学会淘汰人。因为优秀的人才通常能够向上流动，不优秀的人则更容易沉淀，若研究所过多地沉淀不适合做分析师的员工，便很难取得成功。为此，黄燕铭喊出过“想要做好一名优秀的研究管理者，必须熟读《劳动法》”的口号。

黄燕铭曾分享其招聘分析师着重考察的五个方面——性格与思维特征、知识结构、价值观、沟通表达能力、身体素质。

他认为，性格与思维特征是一个证券分析师成功最重要的因素。“知识结构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去弥补，但性格与思维特征则是在三岁之前基本形成。中国有句俗话叫做三岁看到老，分析师也是如此，所以我观察一个人适不适合做分析师，最主要就是观察他的性格与思维特征。”

而单是分析这一点，黄燕铭就有不少于30个指标。“一个优秀的分析师，在性格上要求乐群性、聪慧性、自我约束能力、成就欲、探究欲、稳定性、兴奋度要高，秩序性、崇拜性、进攻性不高不低……当然，这些指标怎么配合，也是一门学问。”

在黄燕铭的招人秘籍里，知识结构包括了理工科的专业知识与财经方面的专业知识；价值观意味着对事业、对加班乃至对人生的态度；沟通能力体现在口头和笔头的表达能力以及公关能力；当然，作为分析师，身体也要能够适应长期出差和加班。

“研究管理者需要很强的识人能力，什么叫识人能力？就是跟别人聊3分钟，便明白这个人适不适合做研究。聊的内容也很简单，一是所研究领域的投资框架，二是对股票价格的理解，三是人生的职业目标。”

成体系的研究管理心法，不仅让申万研究所人才辈出，也被黄燕铭应用于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

2012年，就任所长不久的黄燕铭便对国泰君安的分析师团队进行了一轮调整。此后，他又从内外部挖掘了任泽平、乔永远、徐寒飞、鲍雁辛、訾猛、邱冠华、孙金钜、丁丹等优秀的分析师，还有很多很多。

在他的带领下，已连续两年（2010-2011年）未进新财富本土最佳研究团队前五名的国泰君安，在2014-2016年连续3年拿下这一奖项第一名。黄燕铭表示，快速反弹的关键便在于“团队管理”。

在2016年新财富最佳分析师颁奖典礼上，黄燕铭对着台下的分析师表示，希望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能够成为研究所所长，来繁荣这个行业。

如今，鲍雁辛已是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副所长，訾猛、丁丹是所长助理，邱冠华则成为浙商证券首席战略官兼研究所所长。

“在做研究管理者的过程中，我终于明白在上海财大学习的信息管理专业可以用在证券研究的管理上，因为研究的原料是信息，研究的过程是信息加工的过程，而研究的成果在传播的过程中依然是信息。领导的权力来自于组织任命，但领导的力量并不完全来自于组织任命，而是自身的能力。真正的领导是以德服人，在人的内心里产生领导力。”黄燕铭称。

03、心物兼修，不断完善研究体系

在最初成为申万研究所所长助理时，庄东辰给黄燕铭定下了两个目标，一是学习如何组建团队，二是替研究所搭建研究体系。

庄东辰的研究方向是金融工程，而黄燕铭的研究方向是策略与行业公司，因此庄东辰给黄燕铭在研究方法上的指导不多。谈及研究体系的搭建，黄燕铭提到了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二位老师——香港一家外资大行的研究主管马克·科金斯（Mark Coggins）。

2000-2004年，黄燕铭积极学习外资的研究体系以及研究思想，并在原申万副总裁姜国芳、陆文清和申万香港公司总裁李万全的支持下开始搭建起申万研究所、申万国际业务总部以及申银万国（香港）三者协作的业务模式。在此过程中，马克便是在投研体系、投研理念等方面对他帮助最大的人。

在二人的频繁交流中，黄燕铭逐渐明白了什么是证券投资的预期思维——股票价格的涨跌，是因为人们的预期在改变，而改变预期的因素，既包含基本面、政策面，也与人们的认知、预期、情绪等心理因素挂钩，因此，分析师研究报告的核心，即是用自己的预期，去影响市场投资者们的预期。

2006年，基于对预期思维的理解，黄燕铭为申万研究所总结出了以信息、逻辑、超预期、催化剂、结论为基本要素的研报撰写框架，并将“超预期”的概念率先引入国内。

2010年，黄燕铭入职瑞银集团，担任中国区研究主管。这一段被他视作“留学”的经历中，他不仅进一步完善了自己对投研体系、投研理念的理解，还重点学习了外资机构在研究过程中的一整套质量管理、合规管理的框架和体系。

正因如此，黄燕铭在2011至2012年深度参与了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证券研究报告执业规范》以及《证券分析师执业行为准则》的起草工作。

2012年加入国泰君安后，黄燕铭又花了相当大的精力，将预期思维融入研究理念、研究方法，进一步完善了研究体系。这一体系强调“心物兼修”的研究理念、“预期思维”与“边际思维”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及DDM（Dividend Discount Model，股利贴现模型）模型的应用。

2014年2月，黄燕铭在东方财富组织的一次研讨会上发表了《股票价格不是树上的花》的演讲，引起了市场的广泛学习讨论；同年9月，黄燕铭将对证券投资的理解，整理成了《送你证券研究的三朵花：在存在、认知和符号的世界寻找投资机会》；2016年，他在《证券研究的2+1思维》之中，进一步阐述了研判股价的基本框架，即预期思维、交易思维叠加边际思维。

“证券研究和投资，最终是一个参悟世界、修炼内心的过程。”黄燕铭在文中写道。

也因为“心物兼修”的研究理念，国泰君安证券的分析师们所写的研报，既强调逻辑思维的应用，常常也包含着人文情怀。这一点，如今已就职于国盛证券的通信行业分析师宋嘉吉，有着很深的感触。

2014年1月，黄燕铭经人推荐，认识了当时还在光大证券通信团队的宋嘉吉。第一次在上海静安寺见面时，黄燕铭问了不少与投资相关的问题，还问了宋嘉吉日常读不读文学作品，会不会写诗词歌赋。宋嘉吉当场被问懵了。

当年2月入职国泰君安后，黄燕铭对宋嘉吉解释道，证券研究开始于宏观、行业、公司等客观世界，结束于对证券价格趋势的判断，在这两者中间需要分析师具备把握市场的感知、情绪和偏好等心理因素，对这些心理因素的把握不是依靠因果的逻辑推理能够得到的，而是要靠人文情怀去感知的。

时至今日，“从理科进、从文科出”也成为黄燕铭对分析师基本素质的要求。

04、构建有影响力的研究策划管理体系

2014年清明节，黄燕铭正在安徽六安市攀登大别山，时任国泰君安首席策略分析师的乔永远打来一通电话，表示要从看空转向看多，明确提出“400点大反弹”，即从当时的2000点往上看20%的增长空间。

乔永远的核心逻辑，是其注意到阳光信托的刚兑原则被打破，无风险收益率到达下行拐点，增量资金流入股市的证据链条正在形成。黄燕铭认为逻辑成立，且研究框架与他一贯强调的一致，他让乔永远立马写出研报。

两天后，A股开盘，乔永远抛出《400点大反弹——抢蓝筹，夺龙头！》的报告，被媒体广泛报道。

同年6、7月，乔永远相继发布了《看漫山红遍：新常态红利下坚定看多》以及《再论看漫山红遍：两个拐点，A股坚定看多》两篇报告，坚决看多。

与此同时，时任国泰君安宏观研究首席分析师的任泽平也在同年8月上证综指尚处于2239点时，挥剑直指5000点。在其“5000点不是梦”的观点被市场关注后，黄燕铭安排任泽平于次日接受媒体采访，进一步扩大影响力。

一时间，国泰君安被视为“牛市旗手”，宏观、策略两大首席一致唱多的举动，引发了市场强烈的关注。

而在黄燕铭眼中，研究所的内容引发如此大的反响，一方面是投研体系发挥了作用，另一方面也与其策划管理体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黄燕铭认为，研究策划管理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在某个阶段，研究所作为整体应该推出什么样的核心观点，以及围绕这些观点给出哪些投资建议。其中，最重要的是宏观结论和策略结论，策略结论包括了大势研判、行业配置和主题策划。围绕这些结论，再指挥整个研究团队“自上而下”研究，并“自下而上”地形成各个领域的阶段性研究观点。

“打一个比喻，研究团队建设是铺铁路，研究体系构建是造火车，研究策划管理是决定这阶段火车跑哪条路线以及运什么货，三件事紧密合作，才能做出好的成效。”黄燕铭表示。

据黄燕铭介绍，在做好这三件事的基础上，如今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已建立起了4大团队，相互协作、共同覆盖16个领域的研究服务。

第一，总量研究团队，覆盖宏观、策略，固收、金融工程、新股、中小盘6个领域。

黄燕铭认为，任何一个研究领域都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总体问题，二是结构问题，三是热点问题。总量研究团队之于研究所，解决的即是总体问题。“当然，总量研究里面的每一个领域本身也同时包含总体、结构和热点问题。以宏观研究举例，它有总体问题，比如GDP，也有结构问题，比如产业结构，还有热点问题，比如货币政策。”

第二，配置研究团队，分为主动配置、量化配置、基金配置3个领域。

如今，很多券商研究所会将大类资产配置的研究工作交给宏观或策略团队负责，但黄燕铭选择将其划分为一个独立的团队。他的理由是，宏观研究是经济学问题，而资产配置则是金融学问题，因此，宏观研究员做资产配置研究，会导致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的错配；策略研究虽然在研究方法论上能够保持一致，但其聚焦的依旧是股票配置，分析师难有精力覆盖债券、黄金等投资品类，自然也无法做好这部分研究。

因此，国泰君安专门成立了资产配置研究团队，其中，主动配置团队主要解决长期性的经济发展，量化配置团队主要研究资产配置具体的战术、策略问题，基金配置则落实到金融产品的具体配置层面。“目前，这一团队主要服务两类客户，一类是社保基金、险资、银行等机构客户，另一类是配合、支持公司财富管理业务的开展。”黄燕铭表示。

第三，行业公司研究团队，覆盖周期、消费、金融、医药、科技5个方向，主要服务于买方机构和企业客户。

第四，财富管理研究团队，主要覆盖高净值个人以及长尾客户，提供证券投资和理财投资的咨询服务，以服务公司的财富管理业务为主。

选择加入国泰君安时，黄燕铭最为看重的，是其深入骨髓的证券研究基因。如今10年过去了，国泰君安研究所的总人数已经由2012年的150余人增加至230多人，公司持续加大着对研究所的支持力度。

虽然乔永远已经奔赴公募，徐寒飞去了银行，任泽平转战知识付费赛道，而黄燕铭也每年都会被爆出“跳槽”传闻，他却一直留在国泰君安，践行着庄东辰对他的期许。

05、“保持健康，自我约束，是意志品质的表现”

黄燕铭人生的高光时刻之一，应当包括2016年的第十四届新财富最佳分析师颁奖典礼。当时，国泰君安第3年蝉联本土最佳研究团队，作为所长的黄燕铭，在台上喊出“择天下英才而教之”，台下呼声一片。但没有人注意到，他捧着奖杯的双手，已在微微颤抖。

“当时我浑身发冷，胸腔一说话就疼，觉得我快要不行了。”颁奖典礼结束不久，黄燕铭便辗转上海、北京、广州、长沙各地求医，最后在武汉找了帮助他治疗的医生，医生告诉他，身体垮掉的原因，是长期劳累，熬夜加班造成的。

他不得不放下工作，寻医治病。“过去我是一个放下工作就浑身难受的人，直到2016年生命受到挑战之后，我才逐渐意识到身体的重要性。现在很多分析师一谈到运动就说没时间，但我每天留出30分钟锻炼，其实就是在替自己的生命争取更多时间。你是希望活得久一点，还是耗尽当下的每一分每一秒呢？”

通过喝中药加练武术，黄燕铭逐渐将身体调理过来，在2020年之后好转。如今的黄燕铭，在工作与休息之间，已经找到了平衡。

在他看来，锻炼身体也好，调理作息也罢，本质是意志品质的问题。“形成自我约束，正确地对待身边的人和事，对自己负责，本质也是正确价值观的一种体现。”

06、“让卖方研究在财富管理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在中国的证券研究所中，黄燕铭是为数不多的以基层营业部为职业生涯起点的所长。在营业部两年的工作经历，让他对经纪业务以及投顾职群，有着特殊的感情。以至如今，黄燕铭不仅担任着中国证券业协会证券分析师与投资顾问委员会副主任一职，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也同时设立了资产配置与财富管理两大研究团队，支持财富管理业务的发展。除了研究对接投行业务和机构业务，黄燕铭对财富业务同样保持着热情。

黄燕铭第一次尝试让研究所去支持公司的财富管理业务，还是2007年。彼时，已是申万研究所副所长的黄燕铭，专门组建了中小盘研究团队，主要目的即是为申万证券分支机构的高净值客户提供研究及投资咨询服务。

而在瑞银期间，黄燕铭除了填补与研究管理相关的知识，大量时间也花在了对集团财富管理业务模式的考察学习上。

来到国泰君安证券之后，黄燕铭根据公司部署，将研究所的工作开展到了财富管理研究。在他看来，首先，券商大量的研究资源通常会向研究所倾斜，因此，将财富管理研究的工作交给其他部门去做，很有可能导致的结果是投入不足。其次，财富管理研究也需要体系化的研究去支撑。最后，将财富管理研究工作放在研究所，在研究人员的管理、薪酬制度以及产品和服务的客观性上，也更容易做到平衡。

“投资咨询和证券研究的根是在一起的，其他部门做这个事情难度会大很多。当然，这事能不能做成，还得看研究所所长愿不愿意干。”黄燕铭表示。

在2021年新财富投资顾问评选期间，黄燕铭呼吁各家研究所所长“要善待自家的投顾”“勇于承担投顾带教的责任”。说这句话的原因，是黄燕铭认为，时至今日，各券商的投资顾问既缺少与自家分析师交流学习的途径，甚至无法读到自家研究所的报告，他们需要有自家研究所的帮助。除了对新财富最佳分析师评选，黄燕铭对新财富最佳投顾的评选同样倾注了热情。“这是帮助我们激励投顾、发展投顾的很好途径，”黄燕铭说。

如今，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的财富管理研究团队，主要职责是为公司的投顾团队提供研究支持。据黄燕铭介绍，为了便于研究观点的传递，财富管理研究团队主要支持公司的100名首席投顾、200名专家投顾。其中，首席投顾会按照证券投资、资产配置两个方向分配，由总量研究、配置研究、行业公司3大团队提供研究支持，首席投顾将研究成果整理成便于投资顾问理解的文字内容或者视频，分发至分支机构。而专家投顾的职责则是与首席投顾一起，加强投资成果的转化，助力分支机构投顾的产品销售与服务。

对于中国财富管理市场的未来，黄燕铭抱有很大的期望。他认为，即使如今本土投资顾问职群的成熟度不高，但回看本土卖方研究的发展，也不过经历了20余载，便已发展成熟。未来，如果这一职群能够同时具备很强的资产配置能力、风险控制能力、客户发展能力，那么，财富管理市场离成熟也就不远了。

“当下，投资顾问职群的发展，需要研究所开放研究报告，开放交流渠道，开放培训资源。我相信在一个健康的机制下，投顾队伍很快会发展壮大。”黄燕铭说，他们带领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在未来向投行的产业研究、机构的证券研究、个人的财富研究三个方向均衡发展，以最富激情、最尽努力、最具影响力迎接新的时代。

如今的黄燕铭，内心早已没有未登的“南天门”，但对于国泰君安研究所以及证券研究行业，依旧抱有很多的期待。

他希望，2022年国泰君安研究所能加强国际化步伐，与国泰君安在中国香港地区的研究团队加强往来，帮助本土卖方研究争夺国际话语权。

他也提出了证券研究行业三个尚待完成的课题。一是驱动卖方研究在IPO投价报告的定价环节发挥应有的作用，促成金融资本和实业资本的融合。二是驱动卖方研究更好地助力国家的经济转型，促进资本在投融资环节的流动和合理配置。三是助力财富管理市场的转型，让卖方研究在财富管理业务当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距1992年国泰证券和君安证券成立，至今刚好是30年。我觉得国泰君安30年的发展史，恰好同步于中国证券行业在资本市场的发展史。1996年，我刚刚到申银万国研究所时，一直将君安研究所视作最大的竞争对手，谁曾想如今却成为了国泰君安的一员。这些经历对我来说既恍如隔世，又好像就在昨天。”黄燕铭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