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段时间，我一上车就播放Roger的CD，他的吉他弹唱有岁月的沧桑，更有内心的纯净，惊为天籁，一下子就打动了我。

我认识Roger时，他已经六十多岁了，在多伦多地铁站里演奏吉他。那几年我重回校园读书，搭地铁去学校时必须经过Don Mill地铁站。就在那里，我第一次听到了Roger的吉他。

他戴着老式的金丝边眼镜，有一副雪白的络腮胡子，穿着褪色的牛仔裤和衬衫，怀抱吉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赶着上班上学的人们，匆匆经过他的身边，脸上掠过一丝笑意，却顾不上放慢脚步。他打开的吉他盒子里，放着几枚孤单的硬币。我不禁停下来，听他弹完一曲，驻立良久，最终花十刀买了他的一张CD。

后来，我数次与Roger相遇，在TTC（Toronto Transit Commission，即多伦多公交管理局）不同的地铁站。地铁站里人来人往，悲喜交加的聚会和别离，飞流直下三千尺的人生直堕与下行，来不及擦干的泪水，绽放了一半的笑容，遥远而未知的命运。这一切的一切，或婉约，或铿锵，都在Roger的吉他声里起伏跌宕。

有一次，我用手机给他拍了几张照片，他站在高峰期人潮过后的地铁站长廊里，静寂的瞬间，墙上的磁砖闪着清冷的白光，他的白发白须，他手里的吉他，琴音流淌，诉说着热爱与自由。他很喜欢其中的一张，在征得我同意后，提供给了一家前来采访他的当地媒体。

他不管不顾、一头扎进音乐里的率性，曾令来多伦多探亲的我父亲羡慕不已。

那一年父亲七十岁，来多伦多参加我的毕业典礼。有一天，我带父亲去市中心游览Beta鞋子博物馆，馆内有一万双鞋，大多数鞋的主人都已逝去，履痕历历，生命的余温留在了鞋子里。我和父亲颇多感叹。返程换乘地铁时，偶遇了Roger，两位老人语言不通，却相见甚欢。Roger生活困顿、衣着随意，父亲随时随地都风度翩翩，但我知道，自由和率性是父亲一生的追求，Roger 的生活令父亲心向往之。

Roger出生在英国的一座海滨城市，十岁那年来到加拿大，弹指间半个多世纪飞逝，一把吉他和无数飞舞的音符，构成了他生活的重心。年轻时他参加过乐队，为了养活两个女儿，他不仅在酒吧演唱，还做过货车司机等多份工作，孩子们成年后，他才又开始全职从事音乐，写词、作曲，花很长时间精心打造一张原创碟。

上天眷顾，他的外型很适合扮演圣诞老人。圣诞节前的几个月，他开始蓄须，他的经纪人为他安排一些演出，每场有两百多刀的酬劳。因为只有一套简易版圣诞老人服装，他不能去高级会所表演，眼睁睁与每场千刀的报酬擦肩而过。Roger告诉我，生活barely cover（勉力维持），他患有糖尿病，眼睛已受到影响，需要动手术。

Roger的收入不稳定，除了清贫，他还要和来自世界各地的音乐家竞争，以获得TTC颁发的音乐家牌照，才能在地铁站里表演。TTC每年只发放75张牌照，符合条件的音乐家很多，所以要在报名后海选淘汰，每位音乐家要在七分钟里表演三首歌，试镜环节还会邀请公众参与。有些音乐家在自己的出生国就已是知名人士，但多伦多一向英雄不问出处，是骡子是马要牵出来溜溜才行。

千百万的过去都已归零，每个人都必须从头开始。直到很久以后我才知道，Roger也有着千百万的过去，年轻时他担任吉他手的乐队Edward Bear，早在1972年时就凭一支单曲《最后一首歌》销量百万，并获得了有加拿大格莱美之称的朱诺奖。而TTC持牌表演的音乐家中，还不止Roger一位朱诺奖的获得者。对于辉煌的早年经历，Roger笑称“我们的五分钟幸运”，他认为自己能从事音乐，就已经是最大的幸运了。

Roger在地铁站里的表演持续了二十年。他为一个又一个陌生的路人弹唱，吉他絮絮郁郁，音乐和铁轨一起向前蜿蜒，他认为，“Musicians are healers. Music heals people and that’s our job.”（“音乐家是治疗师。音乐治愈人们，这是我们的工作”）。

（作者系旅居加拿大华人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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