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和日本在二战后的作为到底有什么不同？为何在反省历史问题上，德国是楷模呢？

其实二战初期，德国普通人也不觉得战争中有什么错。

美国学者贾雷德·戴蒙德在1961年曾经在德国住过一段时间。当时他曾经从一些关系比较好的老人那里，听到一些为纳粹辩护的言论。

当时的年长德国人，会“愉悦和欢乐”地听希特勒演讲录音，很多德国人还认为犹太人被灭族是谎言。

这是因为，当时的德国战后第一任总理实行“特赦和融合”政策，对于德国民众在战争中的历史不再追究。

既然罪行得不到曝光和审判，那么最终只会被遗忘。到上世纪60年代，当时的大部分德国人对二战的观点是：

纳粹的罪行应归咎于一小部分邪恶的领导者，广大的德国群众是无辜的， 那些曾经顽强对抗苏联军队的德国普通士兵没有罪，关于纳粹罪行的进一步调查也应该截止了。

而当时在西德政府内，也没有实现对法西斯的清洗。在联邦德国设立的联邦刑事犯罪调查局的47名官员中， 有33名曾是党卫军的成员。

改变发生在1958年，一名犹太裔德国律师弗里恣·鲍尔站了出来。他曾经是反纳粹的社会民主党成员，1935年逃往丹麦，1949年回国后，开始马不停蹄地调查纳粹案件。他从1956年开始担任黑森州的首席检察官，也许是出于犹太裔的身份，他坚持一项原则：德国普通人应该对自己进行审判。

他后来在著名的“奥斯维辛大审判”中一举成名，因为他把矛头指向那些基层的纳粹分子，比如医生、看守、士兵，这些审判让当时的德国人非常烦恼，因为有过这种经历的人，在德国多达上百万。这些人巴不得忘却自己在战争中做的坏事，而鲍尔却坚持要把这些血淋淋的事实拿出来讨论。

鲍尔的理由是，这些普通人不是简单地奉命而行，他们犯下的是反人性的 罪行，纳粹当局颁布的法律是非法的。因此，一个人不能以遵守这些法律为由为自身的犯罪行为开脱。没有任何一项法律能够允许反人性的罪行。

鲍尔的指控成功了吗？其实并没有。上世纪60年代的德国大众普遍反对他，法庭也宣布这些人无罪。

但他又可以说是成功了。因为他揭露的事实，最终还是让德国的下一代人听了进去。

德国的学校中，始终坚持详细讲解纳粹的暴行，许多孩子从中得知了父辈的罪恶。德国的博物馆中不光谈战犯的责任，也将当时普通德国人做了什么大书特书。

出生在1945年后的德国人，长大后开始发声。在青少年时，鲍尔对他们父辈的批评，让他们记忆犹新。

1968年，有一个德国女青年贝亚特，对着当时的西德总理怒骂一声“纳粹”，然后朝他脸上打了一巴掌（他确实曾是纳粹党人）。这代表了年轻一代对长辈的看法。

德国的年轻人比其他国家更为叛逆，他们发起的暴力示威，往往以推翻法西斯为口号，在互相攻击中，他们经常把顽固的长辈骂成纳粹。讽刺的是，德国老一代人也称呼他们为“希特勒的孩子”，全然不顾自己才是给希特勒投过票的事实。

今天，德国青年的示威最终被忘记，但他们却留下了遗产：

纳粹的罪行被彻底钉死，再无人敢为纳粹和二战暴行辩护。而一些曾经举着旗帜骂父辈是纳粹的年轻人，也成为了后来的德国领导人。

反观战后日本学生运动，却没有引发声讨上一代人的风潮。可能是因为日本民族的单一性比较高，缺乏像鲍尔这样从国内发起反省的强力人士。也可能是因为美国军队在日本的存在过于起眼。

总之，日本学生虽然也提出过反法西斯的口号，但始终把注意力放在安保条约或者美日政府上，并未去试图清算上一代人的战争责任。

从两个战败国的战后历史我们可以看出，“公道自在人心”这句话不一定正确。因为什么都不做，公道和正义往往是不会来临的，即使来了也往往迟到。

（作者系武汉历史文化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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