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芯片断供、旗舰机停更的极限生存，到麒麟重生、鸿蒙崛起的破壁翻盘，过去5年，华为以“压强式”研发投入完成一场技术突围，其研发费用率是苹果的3倍、小米的4倍。

如今，华为不仅终端业务强势回归出货榜首、高端手机份额力压苹果，更以17年累计1.4万亿元的研发投入，打造了基础创新、技术突破、联盟创新、开放创新构成的“四驱”创新体系。

其中，基础创新是源头活水，2012实验室的前瞻布局，为其技术突破奠定底层支撑；产品研发体系的持续革新及高效协同，不仅让麒麟芯片突破制程封锁、鸿蒙系统告别安卓依赖，更带动了中芯国际、灿勤科技等数百家本土企业的技术跃迁，华为各产品的国产化率不断提升，其上千亿元的业绩红利，由更多的本土企业所分享。

如今，华为的研发生态已从“单点突破”升级为“全链协同”——通过哈勃投资孵化半导体企业、与高校共建“天才少年”计划、向全球学者开放“黄大年茶思屋”难题攻关。这家公司正以“链长”姿态，将中国科技的自主可控推向深水区。其研发棋局，成为观察中国产业升级的关键样本。

但在外部的重重限制下，华为及本土产业链也面临单位成本增加、工艺复杂度提升等一系列挑战。

来源：新财富杂志（ID：xcfplus）

作者：张天伦

8月29日，发债融资的华为在上清所、北金所等网站发布2025年半年报。

上半年，华为营收达到4270.39亿元，同比增长3.95%；净利润为371.95亿元，同比下降32%，归母净利润为370.54亿元，同比下降32.19%；研发费用投入高达969.5亿元，同比增长9.04%，占营收的22.7%，相当于每天投入5.36亿元。

与此同时，华为经营活动现金流转正，为净流入311.83亿元；但投资活动现金流净流出达到487亿元，主要用于扩建西安和重庆的芯片研发中心。

无论从增收不增利，还是从资金流向看，华为仍保持高强度的研发投入。

与之呼应的，是市场的反馈。

IDC报告显示，2025年二季度，华为重回中国智能手机厂商出货量榜首，市场份额达到18.1%，出货量为1250万台。在国内600美元以上高端手机市场，其份额达到33%，超过苹果的30%——自2020年美国禁令生效、芯片断供，仅5年时间，华为便从一度暂停旗舰机型更新的困境中走出，重返高端手机市场之巅。2024年，得益于多款旗舰机型的带动，其一度腰斩的终端业务收入回升至3390.1亿元，较2022年2144.6亿元的低谷显著反弹。

这一切背后，是华为在麒麟芯片与鸿蒙系统的双线突破，也是其作为链主企业，协同一众本土企业开展自主创新的结果。

作为中国自主创新阵营的代表性力量，2024年，华为以1797亿元的研发投入位居全国第一，高出排名第二的腾讯1090亿元。

根据公告，自2008年有年报记录至2024年，华为累计投入的研发费用达到1.4万亿元，研发费用率自2011年起连续14年超过10%（图1）。而根据全国工商联的《2025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发布报告》，过去一年，民企500强中实际填报企业的研发费用总额为1.13万亿元，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超过10%的企业仅14家，华为排名第一。

全球科技巨头中，同期在研发投入上能压过华为的，也仅有亚马逊（3.4万亿元）、谷歌（2.2万亿元）、微软（1.9万亿元），Meta、苹果的研发投入则与华为几乎持平（图2）。而若论研发费用率，能连续14年维持在10%以上的仅微软、谷歌两家，亚马逊则从2014年起才迈入这一行列。

2020年以来，华为更是加快了研发脚步，其近4年的平均研发费用率高达22.9%，是亚马逊的1.7倍、苹果的3.1倍、小米的3.9倍。

巨额研发投入的推动下，华为在竞争中越来越掌握主动。除终端业务外，其长期受国际政治环境影响的ICT（信息与通信技术）基础设施业务，也正重新抢占海外市场。市场研究公司Dell'Oro的数据显示，2024年，华为以31%的份额位居全球通信设备厂商榜首，尤其是在中国以外市场首次超越诺基亚，排名第一，这背后是5G-A、鲲鹏、昇腾等关键技术的持续发展。

华为的研发产出，不仅体现为两大核心业务扛住断供压力，还驱动着智能驾驶、智能硬件等领域的突破与创新。2024年，华为新开拓的智能汽车解决方案业务收入同比实现474.4%的增长，其核心依然是华为将乾崑智驾、鸿蒙座舱等技术优势转化为品牌势能，助力赛力斯等车企实现商业成功。

如今，华为的研发体系如同苹果的设计语言，成为众多企业反复研究效仿的对象。

作为当前科技界的明星企业，英伟达（NVDA.O）在2024年财报中列出了未来的五个主要发展方向及竞争对手，其中，华为四次出现在AI芯片、云计算、组网产品等方向的对手名单中，是被提及次数最多的企业。“华为是中国最强大的科技公司，征服了他们涉足的每一个市场。”英伟达CEO黄仁勋毫不吝啬对华为的赞美，其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科技企业的韧性与潜力。

华为的每一次突破与创新，核心都指向研发能力。那么，过去推动华为研发体系高效运转的核心要素，究竟有哪些？作为如今的“科技链长”，华为又如何打造研发创新生态圈，协同产业链企业共发展？本文试图拆解华为创新的底层逻辑。

01

基础创新：“创造机会”价值观下，向基础研究倾斜资源

华为早期对研发体系的自主变革，可追溯至1997年。

那年圣诞节前一周，华为CEO任正非匆忙赴美，相继走访了休斯、IBM、惠普与朗讯旗下的贝尔实验室，目的是学习这些研发投入占比超过10%的企业如何用管理体系激活创新。1998年1月，任正非对此行收获进行了总结。

彼时，华为以41亿元的销售额跻身中国电子百强，并计划在1998年砸8亿元做研发，战略预研与基础研究刚刚起步。当时，华为主要采用三阶段研发管理模式，即战略规划办研判方向、中研部负责落地、中试部承担测试。这套流程虽然初期简洁高效，但随着业务与员工规模扩张，部门间信息壁垒渐显，导致研发效率走低，管理也变得混乱。

行程结束后，任正非带回了两件关键“成果”。一是确立“创造机会”的价值观，潜心发力基础研究。二是将IBM的IPD（Integrated Product Development，集成产品开发）体系引入华为，重塑产品研发的流程。

目睹了美国科技企业如何用创新驱动消费后，任正非意识到，抓住机会是后进者的生存哲学，创造机会才是先驱者的精神信条，这两种价值观深刻影响着企业与国家的发展路径。华为要成为“创造机会”的行业先驱，就必须始终站在研发创新的最前沿。

以此，基础理论研究与产品研究并驾齐驱，成为华为研发体系的两大关键支撑，前者不设考核目标，而后者则需要进行成果考核。“我们公司现在有两个漏斗：第一个漏斗是2012实验室基础理论研究，这个漏斗是公司给你们投入资金，你们产生知识；下面一个漏斗是开发队伍，公司给他们资金，2012实验室给他们知识，当然还有社会的知识，他们的责任是把产品做出来，创造更多商业价值。”任正非在2021年8月的一场内部座谈会上如此表示。

要试图弄懂华为研发体系的内核，基础理论研究绕不过去——2024年，在华为约1800亿元的费用中，约1/3投向基础理论研究。这一资源分配结构，折射出华为在过去数十年间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增速显著高于整体研发投入规模。

华为年报记载，2008年，其基础理论研究投入在研发费用中的占比仅为10%，而到2019年，这一比例已提升至20%—35%，与当前水平相当。彼时，华为已聘用有700多个数学家、800多个物理学家、120多个化学家，累计约15000人从事基础研究，占研发人员总数的20%左右。“没有理论就没有突破，我们就赶不上美国。”任正非如是说。

基础理论研究作为科学研究的源头和根基，主要聚焦未知领域、探寻“为什么”的根本答案，因此，围绕基础理论研究，华为内部建立了一个机制，即“什么时候能做出来不知道，对科学家也不做要求”。

为将基础研发与产品研发相区隔，华为在2011年整合全球研发资源，成立了2012实验室。该实验室专注于基础理论与前沿技术研究、产品技术竞争力的构建以及新产业孵化，主要面向未来5—10年的发展方向，很多项目并不以短期回报为目标。

华为通过2012实验室的全球化布局，吸纳了一批充满创新精神的专家学者去做前瞻性探索，其包括5G、鸿蒙OS内核、高斯数据库等重大创新，以及机密计算、AI安全、数据安全等技术，均可追溯至对基础研究的投入。

发展至今，2012实验室已是一个颇为庞大的组织，其下属的二级部门包括中央研究院、中央软件院、中央硬件工程院、研发能力中心、中央媒体技术院、产品数字化与IT装备部，以及可信理论、技术与工程实验室等（图3）。这些部门旗下，还拥有负责探索5G、Wi-Fi等无线领域的无线技术实验室，聚焦光通信基础技术研究的玻普实验室，负责计算视觉、自然语言处理等人工智能研究的诺亚方舟实验室等。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华为官方账号的招聘视频及海报

值得一提的是，同样声名在外的海思，也曾属于2012实验室的二级部门，直至2021年起才独立为一级部门。

结合公开资料，2012实验室不仅研究涵盖操作系统、人工智能、新材料等各个领域，布局也覆盖全球各地。除中国以外，截至2022年，华为在法国、俄罗斯、日本等数十个国家及地区建立了86个基础技术实验室，与高校共同成立了170多个联合（创新）实验室。例如，华为在材料、美学设计、数学等方面的研究资源，大量分布于俄罗斯、日本、巴黎等地。

“创造机会”的价值观以及在基础研究领域的长时间投入，让华为水到渠成地开启前瞻布局——1998年，华为便试图摆脱对外部芯片供应商的依赖，成立深圳市华为集成电路设计有限公司，开启通信领域专用芯片研发；2006年、2012年，华为在手机业务立足未稳时，便向手机芯片、操作系统等核心领域发起技术攻坚，逐步构建起从硬件到软件的核心技术体系；2007年，华为机器有限公司成立，开始加码电子元器件制造，为日后应对断供时完成上万颗器件的替换开发埋下伏笔；2018年，华为敏锐捕捉到人工智能的重要性，立即启动昇腾芯片研发，提出“一云两翼双引擎”计算战略，最终在外部封锁打压下实现“算力自由”……

放眼全球，谷歌、微软等科技大厂在前沿技术上同样投入了大量资源。

在谷歌的财务报表上，除谷歌广告、谷歌云等业务外，还有一项名为“Other Bets”的业务板块。这一板块，包含了众多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且存在高失败风险的项目，以及一群拥有高级技术的科学家、发明家、工程师、设计师，旨在为谷歌在生命科学、无人驾驶、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探索新的机遇。典型如谷歌提出的、被称为“ChatGPT奠基之作”的著名模型架构Transformer，其创作团队彼时即工作于Other Bets业务下的X实验室。

根据公告，2020—2024年，Other Bets业务累计亏损了229亿美元，占谷歌同期营业利润的比例是5.7%。

02

技术突破：IPD体系赋能高效研发，“管道战略”校准投入方向

与在各个实验室潜心研究的科学家不同，华为约八成产品研发人员则背负着不小的考核压力——其更多扎根于终端、运营商、海思等业务部门及各大子公司，需要对产品的商业成功负责。

在任正非眼中，算法不掌握在IT人手里，而是掌握在电力专家、基建专家、煤炭专家、医药专家、各类行业专家手里，而华为从全球各地招聘这些专家，推动各个领域的创新。

华为从IBM引入的IPD体系，是推动两个漏斗以及11.3万名研发人员与每年上千亿元研发资金实现高效协同的一个关键基础。1997年，任正非曾在IBM耗时一整天，学习这家科技巨头的管理框架，了解项目从预研到寿命终结的投资评审、综合管理、结构性项目开发、决策模型等整个流程，从早上一直听到傍晚。

IPD体系的核心，是在产品立项阶段，将研发、市场、采购、制造、财务等部门深度整合，通过流程重构，避免研发部门单打独斗。1998年，面对IBM开出的5年20亿元咨询费时，任正非拍板“不砍价”，并以铁腕保障变革推进。2000年，华为开启IPD体系首次试点，总结时惊讶地发现，产品研发总周期缩短约50%。2003年，华为几乎100%的项目都已采用IPD体系。如今，华为已在最初的IPD体系基础上持续变革与优化，最终形成了兼具标准化基因与华为特色的研发管理体系。

值得一提的是，引入IPD体系虽为华为高效研发奠定了重要基础，但研发方向的精准把控，更离不开华为始终围绕公司愿景制定长期发展战略这一核心支撑。

有迹可循的是，2012年，华为在年报中明确提出长期坚守“管道战略”。管道是指面向技术与产业双视角的信息管道体系，通过将管道做大做强，打造“信息太平洋”。在华为看来，智能社会到来，全联接的世界需要更大的带宽、更快的速度和更多的数据，这是华为最重要的战略机会，华为要沿着信息的传输、存储、分发和呈现这个管道体系进行研发投资，做多联接、撑大管道，使能各行业客户的数字化转型。

为此，华为确立了三条研发主线：一是云计算数据中心基础设施（信息存储和处理）；二是基础网络（信息传送和分发）；三是智能终端（信息产生和消费）。这也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华为极少将资源放在游戏、电商、流媒体、网络广告等领域，反而很早便在新一代通信技术、存储、芯片等前沿技术做了大量的研发布局。

时至如今，华为在大模型、鲲鹏与昇腾算力体系、鸿蒙生态，乃至智能汽车等领域的布局，本质上仍是“管道战略”的延续与进化。从底层算力到终端生态，这些技术投入持续推动“信息太平洋”向智能化、泛在化演进。

鸿蒙备胎转正

鸿蒙操作系统，是2012实验室组建初期便投入研发的项目之一，也是华为沿着“管道战略”进行基础性的研发布局，并最终赋能于业务的典型案例。

在成立2012实验室的2011年，被任正非认为是“管道水龙头”的华为手机业务正崭露头角，全球销量达到2000万部，营收突破2000亿元大关。但彼时，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正对华为展开调查，并在次年10月认定其“可能对美国带来安全威胁”，与之相伴的供应链安全问题开始浮现。

2012年，任正非在与2012实验室干部与专家的座谈中，谈到要做终端操作系统，称此举是出于战略的考虑。“我们做操作系统，和做高端芯片是一样的道理。主要是让别人允许我们用，而不是断了我们的粮食。断了我们粮食的时候，备份系统要能用得上。”

“断粮危机”在2019年5月16日正式爆发。当时，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将华为列入“实体名单”后，谷歌随即宣布，停止对华为提供新版安卓系统的授权，停止华为海外手机用户使用Gmail、YouTube、Play商店等谷歌产品。这对华为手机的海外市场带来巨大冲击。

次日凌晨2点14分，时任华为海思总裁、2012实验室总裁的何庭波在内部发表公开信，宣布华为所有曾经打造的备胎，一夜之间全部转“正”。而华为第一个推出的应对产品，就是鸿蒙——2019年5月24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网站显示，华为已申请“华为鸿蒙”商标，申请日期是2018年8月24日，注册公告日期是2019年5月14日。

包括鸿蒙在内，经2012实验室研发并输出的技术，大多是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开发。但有迹可循的是，早在2017年，鸿蒙OS内核1.0便完成了技术验证，2018年，鸿蒙OS内核2.0已用于终端TEE（Trusted Execution Environment，可信执行环境）。所谓TEE，是指一种硬件级别的安全执行环境，主要运行于手机等智能终端设备上，用以保护用户数据及隐私安全。

从2012年提出研发终端操作系统，到2019年鸿蒙问世，华为“闷头”研发的时间至少有7年。2017年，被业界誉为“操作系统里数一数二的大牛”的陈海波加盟华为，也仅是在业内引发过华为入局终端操作系统的猜想。

陈海波曾先后在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任教，2017年加入2012实验室中央软件院，现为华为操作系统首席科学家、OpenHarmony项目群技术指导委员会（TSC）主席。按照CSrankings的统计，2015—2020年，陈海波在操作系统领域发表的高水平会议（SOSP/OSDI、EuroSys、Usenix ATC和FAST）论文数居世界第一。

海思背后，压强式研发的底气

时间回到2020年，面对美国封锁打压，华为开始实施压强式研发投入。

数据层面，在2019—2024年间，华为增加了1.7万研发人员，其占员工总数的比例从49%提升至54.1%，同期雇员费用也从1683亿元增加至1941亿元（表1）。

而高额的研发投入也一度导致华为现金流吃紧。特别是2022年，华为的研发费用支出几乎与所有的业务利润持平。所谓业务利润，指营业收入扣除掉销售成本以及销售、管理、财务等费用后，实际依靠业务销售取得的收益。2022年及2023年间，华为研发费用与同期业务利润的比值分别为99.02%、86.27%（表2）。

华为轮值董事长徐直军在2021年曾表示：“我们现在处于一个求生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大量的企业会选择收缩裁员，而华为选择了一个相反的方式。我们希望这条路能够走成。”

在外部禁令下维持海思的正常运转，则是华为压强式研发投入的另一体现。禁令初期，外界曾有过“海思大幅裁员”的传言。对此，华为常务监事陈黎芳表示，华为内部仍继续在开发尖端半导体组件，海思不会进行任何重组或裁员。

在华为内部，海思是与2012实验室并行的两个最主要的技术支撑平台之一，其面向智能终端、汽车电子等行业，提供感知、联接、计算、显示等端到端的板级芯片和模组解决方案。在2012年，任正非就曾表示，一定要从战略上认识海思的地位。

企查查数据显示，华为海思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深圳市海思半导体有限公司，其成立于2004年，前身是创建于1991年的华为集成电路设计中心；二是海思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2018年，位于上海市青浦区。

外界通常将两者以“大海思”“小海思”加以区分，认为前者主要负责麒麟、昇腾等芯片的研发，后者则从事机顶盒芯片、安防监控芯片等产品的外供服务，华为则未对此做过正式回应。

此外，华为还在2012年成立了海思光电子有限公司，负责光电子技术与产品的研发工作，而最早成立的深圳市华为集成电路设计有限公司则已被注销。

要维持海思的运转，华为每年对海思的投入应在百亿元之上。可供参考的是，2022年，员工规模在2.2万人的联发科，这一年的营业支出为959亿元，研发费用便高达266亿元。2020年，海思员工数超过7000人，对比来看，其年均支出至少是百亿级。

但也正是因为压强式的研发投入，2023年以来，海思旗下的麒麟、鲲鹏、昇腾等系列芯片，在终端、智能汽车、计算等产业生态中均发挥出巨大的商业价值，并引起英伟达的高度重视。

今年7月16日的链博会上，被问及“华为芯片会不会取代英伟达在AI训练领域的地位”时，黄仁勋回答，“只是时间问题”。在此数日前，英伟达市值突破4万亿美元，超越2024年日本GDP，刷新商业史纪录，成为全球价值最高的公司。华为芯片的份量，可见一斑。

03

联盟创新：股权投资星火燎原，与本土供应链形成合力

2020年以来，华为在国产化领域持续突破，成果覆盖终端设备、操作系统、芯片及人工智能模型等多个关键赛道：芯片层面，麒麟芯片的回归与昇腾芯片的进阶，不仅攻克了“卡脖子”的核心难题，更印证了国产先进制程芯片的可行性；Harmony OS NEXT的发布，标志着操作系统彻底摆脱对安卓的依赖，为构建纯自主生态迈出决定性一步；根技术领域，欧拉操作系统、GaussDB数据库、MetaERP，以及EDA（电子设计自动化）、PLM（产品生命周期管理）等工业软件实现实质性突破并规模化落地，5.5G商用与6G研发也稳步推进——这一系列成果为中国ICT产业链注入强劲信心与动力，加速了国产替代的全链条进程。

目睹华为重返高端手机市场，美国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摩根士丹利前亚洲区主席斯蒂芬·罗奇写道：“这让我想起美国制裁的目的——限制还是激励中国的创新？”他在2024年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表示，美国试图用关税政策遏制中国产业发展是“短视的”，无法实现重振美国产业的长期目标，其策略“注定失败”。

国产化突破的意义，不仅在于推动华为自身业务的全面回归，更在于对中国本土企业发展的强劲拉动，以及对整个行业创新进程的深刻赋能。

有目共睹的是，华为近年在股权投资与产学研协同两方面持续加大投入，使其研发体系的影响力及覆盖规模不断拓展，与本土研发力量形成了强大合力。

在2019年以前，华为鲜少进行产业投资，但此后，以成立哈勃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简称“哈勃创业”）为标志，华为开始加强对半导体、高端制造等产业链的投资布局。

企查查数据显示，哈勃创业成立于2019年4月，由华为全资持股，注册资本30亿元。两年后，华为再次斥资94.8亿元成立深圳哈勃科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简称“哈勃投资”），分别由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华为终端有限公司、哈勃创业持股69%、30%、1%。

哈勃创业、哈勃投资是华为进行产业投资的主体，其合计注册资金同样达到百亿级。其中，后者的股东包括华为终端有限公司，以此看，其投资或主要服务于终端业务的国产化突围。

华为终端业务是受美国禁令影响最大的业务之一。因台积电停止代工，华为自主研发的麒麟等系列芯片的生产被中断，华为手机出货量自2021年起开始下跌。华为终端业务收入在2020年至2022年间也从4829亿元降至2145亿元。

在现金流吃紧的情况下，通过产业投资及业务合作，进而输出技术，成为华为协同更多企业共同实现研发突破最高效的手段之一。

2022年初，IDC曾指出，受限于美国钳制，中国大陆半导体先进制程技术较先进水平落后三代至四代。例如，国内最大的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的制程工艺要落后台积电5—6年。若从投入规模观测资金缺口，可以看到，在2022年，中芯国际50亿元的研发费用不足台积电的1/7。

而被哈勃投资、哈勃创业所投资的A股上市公司，研发能力均有明显提升。据企查查资料，截至2025年6月，这两大投资主体合计投资了115家公司，其中17家已在A股上市，这17家公司平均研发费用率为25.7%（表3），且2020—2022年间，有14家公司的研发费用增幅高达180%，相比来看，同期全部A股上市公司以及科创板上市公司的研发费用增幅分别是45%、58%。

其中，2012年成立的长光华芯，在芯片国产化替代的进程中，率先突破了15W高功率半导体单管芯片量产技术的瓶颈，如今已是全球少数几家同时掌握高功率芯片设计、制造及量产能力的企业，其下游应用覆盖工业、汽车、5G通信、数据中心等领域。2025年，长光华芯宣布，其研发的高效率、高脉冲功率激光芯片将为可控核聚变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持。

此外，2022年销售额中华为贡献超70%的灿勤科技，已是国内通信产业链中射频器件的核心供应商。在我国首个火星探测器“天问一号”中，由其配套研制的大功率全介质填充双工器，被航天五院认定为“代表了该频段航天产品的最高技术水平”，属于国内首创。

与此同时，近年纳入华为供应链的企业数量也不断增加。以华为平台指数（8841007.WI）所纳入的A股上市公司为例，2018年至2024年3月，其成分股数量由30只增加至207只（图4），其中计算机行业公司的数量占比提升了17%，传统的通信行业公司数量占比则由20%降至5.8%，其份额被汽车、机械设备、电力设备等行业公司瓜分。可见，近年华为的业务布局以及研发方向，是不断向更多领域扩张（图5）。

实际上，华为并不经常出现在上市公司的公告之中，但在汽车、电子、计算机三大行业，进入华为平台指数的公司总市值已分别占到行业总市值的46%、41%、26%，可见其影响力不低。

核心业务受压收缩之时，带动的产业链却愈发繁荣，这一现象放眼全球也十分罕见。过去，从西门子、索尼爱立信，到诺基亚、HTC，大部分企业的消费电子业务出货量下滑后，其供应商便不会再为其提供最先进工艺，以及优先保障的产能，且最终与之解绑。

2020年，华为常务董事、终端BG董事长余承东曾在中国信息化百人会上表示，华为作为ICT头部企业，过去曾带动一批本土企业掌握了包括射频器件在内的核心技术，如今也有能力带动一批本土企业成长发展，让中国从低端制造业向中高端核心技术、核心制造能力进行转移。彼时，华为倡议企业从根技术做起，例如，在芯片端，不仅局限于过去的芯片设计，还要扎根于材料、制造、封测、EDA，乃至终端器件的各个领域。此外，除操作系统，华为还要加强对连接、通信，以及AI全场景解决方案的投入，打造数字经济新体验。

曾几何时，在华为核心供应商中，入选的美国公司数量最多。比如2018年，有英特尔、高通、博通等共计33家企业，几乎囊括处理器、基带芯片、存储器件在内的所有高附加值领域。如今，国内厂商已成中坚力量。

单看华为的终端业务，若其收入能够回归至2020年4829亿元的水平，则可望为本土企业创造将近5000亿元的巨大市场。

04

开放创新：产学研协同生根发芽

若说高速扩张的股权投资为华为产品研发注入动能，那么，散布于产业界与学术界的“外脑”，则成为支撑其基础理论研究的第三极力量——华为在发展早期便积极开放对外合作与交流，这一体系近年呈现显著的本土化趋势，且推进速度迅猛。

2008年，华为面向全球发起“未来种子”计划，通过短期集训、长期种子校友会交流、年度“科技向善”大赛等方式，为来自各个高等教育机构的学生提供学习机会。

2013年，华为启动“ICT学院”项目，以产教融合的方式，向全球高校提供课程内容和配套服务，帮助其进行师资培训，推动ICT技术人才培养。截至2024年，华为在全球已与3000多所高校共建了ICT学院，累计发布76门院校在线课程，所有课程均承载于华为人才在线平台，累计培养130多万名学生。

此外，华为还与全球各大高校建立联合研发生态，攻关科学技术。例如2015年，华为宣布与曼彻斯特大学合作开发石墨烯技术；2017年，华为与爱丁堡大学签署合作协议，共同探索基于5G网络的AI机器人的潜能等。

2019年之后，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的高校被限制与华为合作，华为与国内高校的互动进一步深化。

2020年7月29日至31日，任正非带队访问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东南大学和南京大学，这被外界视为华为加强与国内大学合作的表现。华为董事、科学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徐文伟曾透露，2021年，华为在大学合作上投入27亿元，与中国高校合作投入约16亿元。

近年，华为借助外脑的方式多种多样。

其一，2020年，华为与教育部携手发布了“智能基座”项目，推动算力战略向高校铺开。

所谓“智能基座”，是华为以鲲鹏、昇腾和华为云为技术底座，建立高校人才培养体系，以持续为鲲鹏、昇腾及华为云产业链输送高质量人才。彼时，华为选择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25所高校，把鲲鹏/昇腾系列课程融入计算机专业、人工智能专业进行首批试点。如今，华为已联合中国72所高校开设了1600多门课程，覆盖了6000多名教师、50多万学生，并持续推出鲲鹏&昇腾产教融合育人基地、虚拟教研室教改专项计划、欧拉&高斯人才发展加速计划、昇腾AI人才发展加速计划等人才发展项目。

此外，华为还与西北工业大学、电子科技大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设立鸿蒙生态菁英班、海思致远班、联合研究院、首个数据通信方向华为实验班等，联合培育一流领军人才。

2023年7月，国际顶级学术期刊《自然》（Nature）杂志正刊发表了华为云盘古大模型研发团队研究成果——《三维神经网络用于精准中期全球天气预报》。数据显示，这是近年中国科技公司首篇作为唯一署名单位发表的《自然》正刊论文，其第一作者，是来自清华大学钱学森力学班2016级的毕恺峰。

自2018年起，钱学森力学班与华为合作，开展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试点。2019年，华为与清华学堂班通过新生开放日华为Fellow授课、暑期学校、高年级本科研究员等方式，进一步探索拔尖人才培养校企合作机制。毕恺峰于2019年进入华为实习，2020年正式加入华为。据其介绍，自己组里1/3都是清华校友，他们有非常成熟的科研经验。

“清华和华为有着一些相同的理念，那就是做科研‘都不功利’，鼓励保持‘初心和好奇’，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事’，坚持‘做落地的事’，努力‘为社会做出一些实事’。”毕恺峰称。

根据华为官网信息，华为云盘古气象大模型是首个精度超过传统数值预报方法的AI模型，速度相比传统数值预报提速10000倍以上。中央气象台表示，华为云盘古大模型在2023年5月台风“玛娃”的路径预报中表现优异，提前5天预报出其将在台湾岛东部海域转向路径。

2021年7月，华为对公司各类人才教育项目进行了整合，正式发布“未来种子2.0（SEEDS）”计划。该计划包含基础数字技能培训、人才领导力、政府间人才合作、科技竞赛，以及通过职业技能认证推动就业等一系列数字人才相关的项目，截至2023年已经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累计受益人数超过340万。

其二，除赋能教学外，近年，华为还面向全体高校师生，在清华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附近建立了探索、牵引、开放、思辨的黄大年茶思屋，并于2021年正式将黄大年茶思屋放至线上，定位于开放性科技交流平台。截至2024年，黄大年茶思屋已发布产业难题570多道、赛题300多道、开源项目10多个。针对产业难题，高校教师累计解决超300个。

“黄大年茶思屋的网络与我们公司的网络是相通的，我们与高校的联合研究与合作，可以通过就近的茶思屋访问华为云上的数据。”任正非称。当前，黄大年茶思屋网站上汇聚了学术热点、精选论文、高端论坛、难题揭榜等模块，覆盖设计终端系统技术、硬件基础技术、半导体技术、基础理论、人工智能、标准专利等多个领域。

2021年11月，为深化产学研结合进程，华为开始将产业中的挑战难题向全社会发布，并特别设立“火花奖”，吸引了近百所高校的超600名老师揭榜。

根据公开资料，难题揭榜每周一公布，主要来自华为内部的各大会战、军团、产品线，包含技术背景、技术挑战、当前进展、技术诉求四大模块。“火花奖”一般在难题发布后的6周公布，奖励包含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奖金不超过3万元，并定制“四瓣花”奖牌。截至2023年2月，共颁出“火花奖”271个，获奖者中，来自高校的研究者有190个，华为内部有81个。

其中，复旦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的3名获奖老师，便在图存储结构、CPU资源调度方案、视频动作定位等方面，为华为推动了相关技术落地的进程。

此外，华为还在上海青浦基地规划了100多个咖啡厅，把环湖的10公里路叫“十里洋场”街，把园区中那个湖叫类日内瓦湖，打造适合外国科学家工作、生活的氛围。

其三，则是已为人熟知的“天才少年”计划。该计划启动于2019年，用顶级挑战和顶级薪酬吸引顶尖高校人才，补强研发。据公开资料，“天才少年”计划薪资待遇共有三档，最高档为201万元，主要围绕联接、人工智能、智能终端、云与计算、智能汽车、智能制造六大课题展开。

2019年，共有8名博士通过“天才少年”计划加入华为，其年薪最低为89.6万-100.8万元，最高为182万-201万元。其中，被定为最高档年薪的钟钊，在入职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与团队把AutoML（Automated Machine Learning，用AI设计AI）技术应用到数千万台华为手机上，在业界第一次实现将AutoML大规模商用的突破。此后，他又研发了端到端像素级AutoML流水线，成功将视频摄影原型算法的复杂度降低百倍，再次突破业界与学术界的极限。

2022年，华为宣布，两名俄罗斯“天才”加入华为，其中一位是22岁的“天才少女”瓦莱里娅·里亚布奇科娃（Valeria Ryabchikova），曾获第44届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International Collegiate Programming Contest，简称“ICPC”）冠军。另一位是年仅20岁的伊里亚·赫柳斯托夫（Ilya Khlyustov），当时也已进入下届ICPC总决赛。

ICPC作为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国际大学生编程竞赛之一，被称为“编程界的奥运会”。华为从2012年开始和ICPC合作，赞助区域赛和全球总决赛，举办训练营、挑战赛，开放技术平台和来自产业界的真实难题。

2023年，任正非与ICPC基金会及教练和获得金牌的学生举行了会谈，表示当今时代，科学和技术的边界越来越接近，科学转化为技术的时间越来越短，如果等到大学把理论完全研究明白，华为再去进行技术开发，就已经没有先发优势，失去了竞争力。“我们和大学一起并驾齐驱、互相嵌入式地共同研究这些看似无用的科学。”

任正非曾表示，公司对未来的投资不能手软，特别是处在一个相对较好的时期时，要加大投入，把这些优势耗散掉，形成新的优势。在被美国全面断供封锁的3年时间里，这家科技巨头更以坚如磐石的研发投入意愿，构建起庞大的产学研生态，推动着芯片、操作系统等核心领域的自主可控进程。

华为1.4万亿研发投入所构建的庞大“家底”，其价值远非简单的数字堆砌，而是代表着一个深度融合、相互驱动、扎根本土的创新体系。其中，基础研究是源头活水，2012实验室的前瞻布局让华为在未知领域持续探索，为技术突破奠定底层支撑；高效协同是关键引擎，产品研发体系的持续革新及高效协同，使得鸿蒙系统、海思芯片等关键技术在关键时刻能够“备胎转正”，实现从理论到产品的跨越；股权投资是生态基石，借助哈勃投资等产业资本纽带，以“压强式投入”带动本土产业链协同攻关，加速技术落地与规模化应用；产学研融合则是智慧源泉，面向未来汇聚全球顶尖智慧，为创新体系注入持久动力。

正是依靠这套“四轮驱动”的创新体系，华为在极限压力下实现科技突围，并以“链长”之姿引领中国科技产业链驶入自主可控的深水区。其实践不仅印证了“压强投入+开放协同”的战略价值，也为中国产业升级提供了可借鉴的“华为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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