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香港，经常一天三顿工作餐都是和有出海需求的内地企业吃的。”近一年来，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科技创新界）邱达根感受到，包括金融科技领域在内的内地科创企业出海需求愈发旺盛，“不出海就出局”几乎成为业内一致的共识。

在全球经济格局深刻调整与数字化转型加速背景下，金融科技出海作为我国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新的表现形式，对推进相关国家和地区数字化转型与升级、提升我国全球经济金融规则制定权和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金融科技企业出海蔚然成风并取得积极成效，但同时面临地缘政治、跨境监管、数据治理、技术生态等多重挑战。在日前举办的深圳香蜜湖国金院2025夏季会议上，金融科技企业人士、专家学者等，围绕如何平衡创新与监管、发展与安全，助力金融科技企业更高水平、更可持续“走出去”等话题进行热议，为数字经济和金融科技企业全球化发展献计献策。

金融科技企业“出海”呈现新趋势、具备好基础

放眼当下，国内各行业企业全球化布局浪潮势不可挡，在这背后，龙头企业、跨境电商、金融服务等成为企业出海强大的“助推器”。会上发布的《我国数字经济平台企业全球化发展的现状、挑战及建议》课题报告指出，跨境电商等网络销售平台带动中国制造出海；工业服务、云服务等生产服务平台也助力制造业企业境外投资和生产经营；金融服务类平台则为实体经济“走出去”提供多元金融支持；平台经济龙头企业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出海。

从出海的企业类型和规模来看，邱达根介绍，如今出海的企业已不局限于头部的金融科技和互联网巨头，他对接的出海企业更多是估值在10亿元—100亿元之间科技企业，这些企业中很多是内地某个省份，或者某个领域的隐形冠军，过去大部分收入都在内地，看重香港在企业出海方面的标准化服务。

据商务部、外汇局统计，2024年，中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11592.7亿元人民币（以美元计为1627.8亿美元），同比增长11.3%。其中，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51个国家和地区的9400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投资10244.5亿元人民币（以美元计为1438.5亿美元），增长11.7%。

就金融科技行业而言，有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中国金融科技企业有近1.2万家，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城市，占比超60%，尤其北京拥有近全国1/3。中国的金融科技市场规模预计达5万亿美元，占全球总量的40%以上，成为全球发展速度最快，市场规模最大的国家。

中国电信科技委员会主任、中国电信集团原总经理邵广禄认为，我国金融科技出海呈现以下新趋势：一是新技术升级，云计算技术和AI技术为金融核心系统深度赋能。二是针对区域市场差异化开展布局，东南亚是主要市场。三是手机银行等成为金融科技企业出海的重要突破口。四是中国金融科技出海进入深度布局阶段，更多主体加速开拓海外市场。

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李东荣表示，当前金融科技出海已具备良好基础，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从金融服务走出去到金融科技出海；二是，从技术性能方面看，我国金融科技的技术实力已得到实践验证；三是，从支持业务创新和发展方面看，我国金融科技在促进金融业务创新发展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四是，从国际影响方面看，我国信息技术发展已经逐步赢得国际认可。

企业全球化布局挑战多 跨境监管和本地化落地最受关注

尽管企业出海需求大，但全球化征程绝非坦途，将面临一系列严峻而复杂的挑战。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原副会长、中国证监会原主席助理张慎峰提出了企业出海过程中面临的多个挑战，其中，跨境监管和本地化备受关注。

张慎峰指出，当前企业出海的跨境监管差异与合规成本趋高，体现在各国多元化的牌照监管要求，不同国家和地区实施不同的金融牌照体系，中国金融科技企业在拓展海外市场时需应对复杂的牌照申请流程。

此外，各国“本地化”模式也推升了中企“出海”成本。一方面，数据本地化与隐私保护挑战增大，多国实施严格的数据本地化政策，限制金融数据跨境传输。这迫使中国金融科技企业在各国建立本地数据中心或寻找合规的数据处理方案。另一方面，本地团队建设与人才战略、技术平台本地化适配、多元文化理解与产品本地化等本地化落地需求，都增加企业拓展海外市场的成本。

对此，河北源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郝旭深有感触，“我们出海一方面是想获得更大的市场空间，另一方面是想增强公司品牌在国际市场的知名度。”据他介绍，该公司的主要业务是面向个人股票投资者研发和销售量化交易软件，目前公司已实现盈利，下一步计划持续扩大规模，希望在海外寻求更广阔的市场和更长期的竞争力，在这过程中，他最关注两大方面的问题。

一是监管态度。“我们的业务目前在国内正快速增长，但我们依然很关注国内及国外监管层对量化交易软件的监管态度。”二是文化差异。“我们做to C软件的，非常需要了解当地客户的使用习惯、征信水平等，才能有利于我们服务当地客户，给他们带来价值。”郝旭表示。

以分布式和人工智能技术为证券公司和资产管理机构出海提供技术支持的深圳华锐分布式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也在陪伴企业出海中面临本土化融合方面的困惑，该公司董事长邹胜表示：“我们可能很难在短时间内理解国外竞争对手的运营模式，这对我们是很大的挑战。好的方面是，我们可以用全新的技术架构来加快研发，努力扩大对海外市场的覆盖。”

“出海”需坚持长期战略 期待监管探索国际联合信任机制

尽管困难和挑战不小，但对企业而言，当前出海同样面临多方面机遇。张慎峰认为，中国金融科技出海的机遇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全球金融普惠化、智能化升级浪潮持续推进；二是《数字经济伙伴协定》（DEPA）助推全球经济转型升级；三是中国金融科技成就成为发展中国家学习合作样板；四是中国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和数字经济导向不变。

华为公司副总裁、数字金融军团CEO曹冲谈及华为业务早年出海经历时感慨道：“早年企业出海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就是大家都没有品牌、没有销售渠道，本地化拓展非常吃力。但现在不同了，只要有好的技术和产品就不怕没市场，因为我们有了强大的国家品牌背书。”曹冲认为，金融科技出海需要制定并坚持长期战略，还要真正做好本地化，组建本地开发团队，深入研究区域需求，逐步构建本地化原生方案。

腾讯公司副总裁韩开创则对有意走向海外的金融科技公司提出建议：“除了政策合规、文化、习惯等之外，还要看当地市场规模、增长潜力和业务的匹配性。同时，配套基础设施能否支撑业务体系也很关键，技术能否固定成一定标准并得到当地认可，以及当地有无生态合作和人才落地等也都至关重要。”

此外，韩开创还表示，中国的数据在跨境流动中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希望国家层面与中国企业重点出海的区域和国家之间探索联合信任机制，以及推动中国的科技成果能通过国际标准制度的认可。

壹账通金融科技（香港）有限公司CEO金新明认为，金融科技企业出海既是生存的需要，也是发展的选择，需要多方面综合考虑：一是技术研发要有全局视野；二是本地化经营要适应当地监管要求和业务需求；三是强化人才多样性，有效结合中国和其他区域人才优势；四是加强产业链协同出海、抱团出海、借船出海，形成生态竞争力。

“经过对东南亚、中国香港等多地的调研后，我们最终选择中国香港作为出海的第一站。”郝旭表示。作为内地与世界的“超级联系人”，香港在支持内地企业“出海”优势明显。

邱达根指出，香港能在多个领域帮助企业出海：一是标准，香港可通过无人驾驶、医药审批等领域的国际标准助力企业出海；二是资金，香港资本市场降低上市门槛和减少审批时间，帮助科技企业募资；三是人才，香港正在吸引国际人才回流，为企业提供人才支持；四是国际招商，香港可帮助内地科技企业获得国际资金支持；五是出海服务，通过举办博览会、组织赴东南亚参展，助力企业出海。他提出，我国已走出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金融科技企业，但仍然面临过度竞争困境，如何将资金投到最有效的团队和公司，可能是未来提升金融服务能力的关键。

责编：叶舒筠

校对：廖胜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