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则消息引发广泛关注。世界银行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末，中国总储蓄规模高居世界第一，达到7.76万亿美元，大幅领先其他国家。美国以4.84万亿美元排名第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的总储蓄率约为44.3%，远高于欧美主要发达国家。

从上世纪80年代至2024年，中国居民储蓄率保持在36%至45%之间。2024年我国居民储蓄率为43.4%‌‌，住户存款余额攀升至151.25万亿元，人均存款首次突破10万元。时下大家最关心的经济事件之一莫过于中美贸易摩擦。将中美贸易摩擦归结于中美储蓄率差异引起的贸易失衡，是国内外一种流行观点。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和格林斯潘就曾指出中国“高储蓄、低消费”的模式导致全球经济失衡。

高储蓄率曾是实现高投资、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已在转变, 由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宏观经济形势也发生变化，国内经济复苏对于消费的依赖程度大幅上升，提振消费成为扩大内需的重中之重。过高的储蓄率抑制了消费需求的释放，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此外，大量资金沉淀在银行体系，也可能导致金融资源的错配和浪费。

近年来，我国居民储蓄率偏高是受多种因素和动机影响。一是预防性储蓄意愿增强。在疫情冲击和经济下行压力下，居民收入增速下降，居民长期收入预期出现变化，需要以更高的储蓄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上升，消费支出减少。2024年二季度央行调查显示，仅12.3%的居民认为收入“增加”， 61.5%的居民倾向于更多“储蓄”。二是居民购房支出减少。2022年以来，房地产市场供需两端持续低迷，房地产投资、销售等均出现同比负增长。居民资产配置逻辑发生变化，购房意愿下降，大幅减配房地产。在减配房地产过程中，居民存款增加，房贷少增。2024年，我国房地产开发投资比上年下降10.6%，其中住宅投资下降10.5%；新建商品房销售额下降17.1%，其中住宅销售额下降17.6%。三是社会保障和养老压力增加。近些年，我国老龄化进程加速，社会保障体系面临的压力也在不断增加。截至2023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过2.96亿人，占比21.1%；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约2.17亿人，占比15.4%，已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中国养老金融调查报告2024》显示，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不及预期，保障水平面临提升压力。在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完善的情况下，许多居民选择增加储蓄，以应对未来的养老需求。

高储蓄率折射出的是当前中国经济运行的复杂性。在面对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和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的双重挑战下，引导超额储蓄合理释放、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是当前和未来经济政策面临的重要课题。我国应将降低储蓄率和提高国内消费率作为经济的长期发展战略。一是增加居民收入，让居民“能消费”。把提高居民收入作为我国今后宏观经济政策的长期着力点。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完善劳动者工资合理增长机制；突出就业优先导向，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确保中低收入群体稳定就业和增收；通过稳住楼市股市来提升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二是夯实社保体系，让居民“敢消费”。财政支出应更加注重惠民生、促消费。适当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以及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直接增加居民收入，减轻居民医疗负担，提升生活保障水平。提高研究生学业奖学金以及中职教育、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标准。三是升级场景品质，让居民“愿消费”。大力提振消费，还须有能满足居民消费愿望的场景和服务。企业要深入挖掘消费热点，创新消费场景，优化消费环境，丰富消费业态。不断优化和扩大服务消费供给，加快数字、绿色、智能等新型消费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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