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奎（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副理事长）

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大力提振消费。拉动消费离不开城市经济。当前一批正在培育中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如上海、北京、天津、重庆、广州等等，它们是头部城市，是拉动消费的关键性力量和载体，肩负着拓展城市消费空间、推动消费良性循环的重任。这些城市的建设水平如何更上一层楼，不仅是它们自身的问题，也事关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大局。

从现有指标来看，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已有突出成效，但还有需要发力的地方，未来发展的空间巨大。如2024年北京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2.7%；上海2024年前11个月同比下降3.1%。这反映出消费拉动城市转型的动力有待进一步转化成实际效果。一些城市传统消费场景等硬件设施有显著改进，但在前沿消费、国际消费的引领上欠缺后劲；还有一些城市入境旅游人数（含港澳台居民）比几年前有所恢复或增加，但消费水平、层次上不去；有的城市海外影响力有所增强，但海外影响力如何转化为真实消费力，还存在一些障碍。比如，如何更好地便利国际旅游者来华的衣食住行“预订”环节。

制约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发展的因素有很多，包括国际环境、经济周期、结构调整等等。但不可忽略的一个因素是，认知偏差将会极大影响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

有一种颇具影响力的观点认为，当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面临外部不利环境，因而建设遇阻时，可将重心转向中小城市和乡村的消费培育。然而，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在全球消费体系中占据独特地位，是高端消费聚集地、全球消费潮流引领者与消费创新发源地。中小城市和乡村消费无法替代其汇聚全球优质消费资源、提升国家消费形象的关键作用，忽视其建设或将错失全球消费市场竞争先机。

部分地方认为超特大城市消费基础设施已完备，找不到新建设场景，且将“建设”单纯等同于硬件投资建设，忽略制度建设。实际上，随着全球消费需求升级和科技发展，消费场景创新空间广阔，如东京、伦敦等打造智能购物街区，带动了一批新型消费。同时，制度建设是核心保障，完善的各类制度能营造优良的营商环境和消费环境，局限于传统投资建设思维可能难以提升城市竞争力。比如在市场准入、税收政策上，更宽松更优惠的政策可以吸引更多的国内外企业来投资和经营，丰富消费市场的供给。

还有一些城市担心引入国际品牌商品与服务会挤压国内企业。实则不然，从产业链带动层面而言，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吸引国际品牌商品与高端服务入驻，对地方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具有强大的拉动作用。在制造业领域，国际高端汽车品牌入驻，带动了零部件供应商提升工艺，促使物流企业优化配送体系，推动整条产业链向高端化迈进。服务业方面，国际知名金融机构的到来，有利于吸引专业人才汇聚，促使本地金融机构完善服务，提升金融服务的质量与效率。同时，国际品牌凭借其全球影响力，能够帮助本地企业融入全球供应链，拓展国际市场，实现价值链的攀升。

2025年扩大消费是首要任务。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如何实现“叫好又叫座”，就需要实现突破，更上一层楼。

一是要在认识上突破。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因此，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对国家经济战略布局意义深远。当前其建设处于“爬坡”阶段，需从顶层设计明确其作为扩大内需、促进“双循环”关键节点的定位。在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布局中优先考虑其协同需求，推动与周边形成消费经济圈。围绕目标促进企业转型升级，捕捉消费升级机遇；同时，倡导国际化的新消费理念，增强消费体验。

二是在制度开放上突破。针对金融、教育、医疗等高端服务领域，逐步放宽外资股比限制，如允许外资独资设立高端私立医院、国际学校。完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加强国际合作打击侵权。制定数据开放标准，创新跨境贸易制度，在自贸试验区开展跨境电商创新试点，实现海关、税务、物流等多部门的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提高了跨境电商的通关效率和贸易便利化水平。

三是在国际居旅上突破。在居住方面，可考虑制定外籍人士购买高端房产政策，在特定区域建设配套完善的住宅项目，同时推进房产税征收制度改革，促进资源有效利用。在旅游方面，简化外籍人士来华旅游签证办理流程，比如推出针对热门旅游线路的一站式签证服务，整合旅游景点、交通、住宿等信息，让游客一次办理即可获得全程便利。为外国游客提供多语种旅游消费指引平台，方便其了解国内消费场所、特色商品与服务，提升在华消费便捷度。

四是在消费法治上突破。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就要大力完善消费权益保护法律体系，明确新兴消费模式下消费者和经营者权利义务。加强市场监管执法力度，运用技术手段实时监测，查处违法违规行为。针对国际消费，要加强与国际消费法律法规的接轨，建立跨国消费纠纷解决机制，保障国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加强与国际消费者联盟组织的合作，共同推动全球消费市场的健康发展。还要进一步提高消费法治的透明度和程序化，让消费者和经营者都能清楚了解相关法律法规和维权途径，增强消费市场的公信力和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