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消费在经济增长中发挥基础性作用，正开始走向增量政策的舞台中央。

近日，中央财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韩文秀发表文章指出，应充分发挥大国经济纵深广阔的优势，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释放巨大而持久的经济发展动能。该文章明确内需的两大支点：一是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一是更好发挥投资关键作用。

消费与投资是支撑内需的两大支柱。长期以来，在扩大总需求方面，都有一个经验法则，即消费不足投资补，通过时间换空间来平抑经济峰谷，能有效纾缓经济运行中出现的周期性风险。

内需是经济爬坡过坎的战略支点，这是因为唯有内需市场有厚度、广度，企业家才能快捷便利地整合配置市场的真实显示偏好，启动供给创造需求的创新活动，同时才有风险可承载能力消化吸收市场主体的试错活动，在全球产生招蜂引蝶的积极效应，汇聚起大国的硬实力和巧实力。

而消费与投资在扩大内需上是有区别的。在当前有效需求不足，经济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之下，人们普遍更看重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更期待增量政策能搭建起完善“想消费””敢消费”“能消费”的政策环境，拆除压抑消费的各种限制性措施，展示中国市场的厚度、深度和广度，推动中国消费市场成为经济创新发展的孕育场。

当前强调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带有典型的升级消费认知的积极取向，这意味着各方正在积极推进经济发展生态的流程再造和重构。因为传统上，人们是基于供给体系来看待消费的，主要将消费当作消化产成品库存的手段，因此在政策的信息语义中，消费一般用刺激来搭配。

这对消费的理解有些狭义，消费本质是经济社会需求偏好的显示与满足，在市场机制中需求的真实显示偏好主要通过价格信号传导，向具有市场敏感性的企业家群体发出“邀约”，激励企业家整合市场分散知识推动供给创造需求的试错创新活动。因此，刺激之于消费，激发的只是基于库存周期展开的生产迂回和重复建设，不会带来总需求的增加。

要真正通过消费扩大总需求，需通过伐毛洗髓的改革，让每个市场主体的真实显示偏好能方便快捷地得到充分释放。因此营造“想消费”的政策和制度安排，就是要通过制度变革降低非市场交易成本，清除妨碍人们合法权益表达的交易限制性措施，营造一个让消费者安全、低成本地表达需求的制度环境。

如果说“想消费”打开了别开生面的可想象市场，那么“敢消费”则将可想象的市场升级为有效市场。“敢消费”在微观上是个体基于心理账户配置的有效购买力问题，宏观上则是国民收入分配问题。

“敢消费”主要表现在两个维度：一是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居民的占比情况，居民占比越高，有效购买力就越充分；一是社会政策托底作用，也就是再分配中，政府所能提供的防护性保障服务，能否为人们提供充分的免于匮乏的对未来的安全感等。因此，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强化政府在社保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领域的供给，将打开经济“敢消费”的可支配空间。

有消费能力并不能推动人们去消费，这还取决于“能消费”的制度和政策安排。“能消费”是一个市场信用建设问题，消费基于供需双方的信任，信任首先来自政府为市场主体提供透明性担保的公共服务体系，这包括清晰的产权制度、公平的竞争秩序、清晰的责权利关系等，同时信任也来自市场的自律自治能力，供需双方能在市场交易中护卫好自身合法权益，人们才愿意通过市场交易来满足自身偏好。

当前，中国经济潜存着巨大内需，而要让这一内需蓝宝石真正释放出巨大能量，以解决有效需求不足问题，根本上就是要将庞大的国有资产收益从生产供给端转向消费端释放而出，即如果能将其更多部分转换进中国社保医疗卫生教育等领域作为消费池，为居民提供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优生优养的可感可得的坚实基础，那中国消费市场将释放出无可比拟的能量。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内需孕育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释放，让14亿人的真实偏好，通过经济社会领域的改革助推而释放出来，并通过强化社会政策的托底能力等，营造出敢消费的制度场域，良序的市场公平竞争，无疑将会充分释放我国经济的能量，从而点亮经济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