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游仪 胡婧怡 刘军国

今年清明期间，“我为烈士来寻亲”小志愿者为烈士墓碑描红。

李梅摄

王春婕（右）与同事整理烈士遗物。

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供图

孙嘉怿（左）看望志愿军老兵。

谢好摄

王建刚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清理杂草。

程聪摄

引子

2014年至今，我国已迎接10批938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家。

每次，当烈士的遗骸棺椁被护送前往陵园时，许多手持国旗、鲜花的群众自发来到街边，列队缅怀英烈。

“接英雄回家是使命，为烈士寻亲是传承。”辽宁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社会教育部部长王春婕说，“我和同事们时刻没有忘记肩上沉甸甸的责任。”

与938位烈士一道回家的，还有9500余件烈士遗物。精心整理这些遗物，王春婕和同事会将他们的发现梳理成材料提交有关部门，通过查找档案、发动社会力量、进行DNA鉴定等，确定烈士身份，寻找烈士亲人。

近年来，由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牵头，相关部门支持配合，社会各界广泛参与，持续开展为烈士寻亲活动。

“搜寻发掘烈士遗骸、进行鉴定保护、为烈士寻亲……教育的是亿万后人，顺应的是人民群众的情感，体现的是国家责任。”在国务院新闻办9月13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退役军人事务部副部长马飞雄表示。

线下寻找

整理遗物线索确定烈士身份，设立寻亲专员开展走访调查

拿起印章，用毛刷轻扫几下，将灰尘去除。摊开一张白纸，蘸印泥，按印章，眼看烈士鲜红的姓名在纸上呈现，王春婕抿紧嘴唇，神情庄重。

“印章是辨识志愿军烈士身份的重要信物。那个年代，许多战士与家人通信，会盖上自己的印章。”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指着烈士纪念馆中大大小小的印章，王春婕说。

每当有烈士遗物入库，王春婕和同事都会逐一测量、拍照、登记、造册，“每件遗物，都承载着一段历史，记录着一个崇高的鲜活生命。”

步入烈士遗物库房，恒温恒湿条件下，一个个无酸装具整齐排列，装具内是一件件标有001、002等数字编号的烈士遗物，或是一支锈迹斑斑的钢笔，或是一个布满弹孔的水壶……王春婕说，他们要在遗物整理过程中，尽可能发现、识别烈士的身份线索，希望找到烈士姓名，继而为烈士寻找亲人。

寻亲，是一场自发的双向奔赴。王春婕在找，烈士的家人也在寻。

2021年9月2日，年近半百的吴玉成从家乡福建省闽侯县出发，跨越2000多公里，来到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在陵园烈士纪念馆，他从皮夹中抽出一张泛黄的2英寸塑封照片。照片上，少年面容青涩，身姿挺拔，身后的五星红旗迎风招展。照片背面，写有“兄奎赠，公元1952年5月15日，红星照相馆”的字样，并盖上了个人印章。

“一模一样！这就是照片背面的那枚印章，上面是我伯父吴雄奎的名字。”趴在纪念馆的玻璃橱窗前，仔细比对照片背面和橱窗内的印章字迹后，吴玉成难掩激动。

吴雄奎生前的照片，是他牺牲后经人邮寄到家里的。除此之外，吴玉成一家关于伯父的信息，仅有烈士证上的寥寥数语：1934年出生，志愿军七十三师二一八团，1953年7月，朝鲜，因战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

2020年9月，第七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王春婕在整理烈士遗物的过程中，发现了这枚刻有“吴雄奎”3个字的印章。2021年7月的一天，吴玉成接到村里电话：“吴雄奎烈士可能找到了，需要DNA比对验证。”

很快，吴玉成和父亲一起，到县人民医院抽血。不久后，传来消息：DNA比对成功！

“整理烈士遗物时发现的线索，我们会第一时间提供给退役军人事务部，以便后续开展DNA比对等工作。”王春婕说，目前已为20位“归国”的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找到亲人。

同样找到烈士亲人的，还有生活在北京的毛常尧。2022年元宵节，当时已年近八旬的毛常尧和妻子一道，从北京来到四川巴中市南江烈士陵园，祭奠他的姑姑——红军烈士毛秀刚。毛常尧说，虽然从未见过姑姑，但从小就听她的故事，知道她是为革命而牺牲，“受姑姑影响，我早早便选择参军报国。”

前些年，毛常尧一家一直在寻找姑姑的安葬地点。帮老人圆了心愿的，是兼任寻亲专员的南江县烈士陵园管理局副局长王中立。这些年，他们也在为包括毛秀刚在内的陵园埋葬烈士寻找亲人。

查阅大量资料，多部门联系求证，多地走访调查，寻亲的过程很不容易。王中立辗转了解到，毛秀刚有个当过兵的侄子。这一发现，让他找到了突破口。

如今，像王中立一样的寻亲专员，巴中市有2200多人，包括各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和烈士陵园的工作人员等。近年来，四川组建烈士纪念设施保护中心，配备寻亲专员，开展走访调查，2021年以来已为891位烈士找到亲人。

线上联动

利用信息技术，搭建寻亲平台，不放过任何可能有用的信息

约1000公里，是四川巴中到河南信阳的距离，也是陈自岗烈士与家的距离。

家住河南信阳的陈军，与父亲一道，接续寻亲八十五载。“过去每年祭祖，要给亲人上坟，我们不知道爷爷埋在哪，只能对着四川的方向，呼喊他的名字。”陈军说。

很长一段时间里，翻阅有关资料，在网上检索爷爷的名字，成了陈军的生活习惯。随着时间推移，陈军渐渐感到希望渺茫。直到2018年7月，他在手机上收到一条弹窗消息：“烈士亲属您在哪儿？8位河南信阳籍红军烈士葬在四川，静待家人。”

点进去，可以看到8位埋葬在四川的河南信阳籍红军烈士信息，其中的“陈自刚”烈士，与爷爷的名字很相似。陈军听家人讲，爷爷牺牲在大石山，而这位烈士牺牲在大面山。名字和牺牲地都只有一字之差！陈军心中升腾起希望，立即拨通了弹窗消息上的联系人电话。

没过多久，陈军收到回复：经比对烈士籍贯、战斗经历等信息，证实了“陈自刚”就是陈军的爷爷陈自岗。

坐飞机、转高铁、乘大巴……得知消息10多天后，陈军一家辗转来到位于巴中市通江县的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那一刻，祖孙终于“相见”。

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长眠着2.5万余位红军烈士，其中无名烈士1.7万余位，有姓名的外省籍烈士218位。

“我们和媒体合作，根据墓碑信息，查阅历史资料，多方核实比对后，利用地理位置弹窗等信息技术，将烈士姓名、生平等信息，推送给烈士家乡部分人群，帮助寻找烈士亲人。”负责陵园管理的川陕革命根据地旧址（巴中）管理局副局长薛元勋说。

临别，陈军从爷爷墓前取了一抔土，回到信阳后，撒在了自家的祖坟。1933年，20多岁的陈自岗跟随部队跋山涉水，行至四川万源时在战斗中牺牲。80多年后，烈士英魂终于荣归故里。

近年来，各地利用信息技术，搭建寻亲平台，提升烈士寻亲成功率。2021年，退役军人事务部开通烈士寻亲政府公共服务平台。

“线上线下联动，不放过任何一条可能有用的信息。”薛元勋说，今年2月，通江县启动2024年“为烈士寻亲”活动前，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县委党史研究室、县档案馆等部门工作人员齐聚一堂，商议首批烈士信息发布事宜。

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里有处墓碑，碑上的烈士姓名为“陈修神”，可据《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人物志》记载，籍贯、时间、事迹相一致的烈士名为“陈修坤”。有人认为信息出现矛盾，建议暂不发布，薛元勋提出异议。

“那个年代，像陈自岗烈士那样，一字之差的事情很常见，不能因此失去寻亲的机会。”在薛元勋提议下，今年3月，当地通过新媒体平台发布的“为烈士寻亲”专项活动首批烈士信息中，陈修神（坤）烈士的姓名被列入。

至今，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已为安葬在此的50位革命烈士找到亲人。

社会参与

政府支持，青年加入，组建志愿团队，汇聚寻亲合力

“打仗的时候，您害怕吗？”

10多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85后浙江宁波姑娘孙嘉怿前去看望抗战老兵。眼见年过九旬的老兵双手布满老茧，身体患有残疾，她忍不住问。

“孩子，哪个人上战场不害怕？但是不上的话，谁来保卫国家？”

老人的话，让孙嘉怿深受震撼。此后，她一有空就到烈士陵园祭扫，还在个人社交平台分享图片和感受。

“我想让大家多来看看烈士，不要忘记他们。渐渐地，响应者越来越多。”孙嘉怿说。

黄军平是响应者之一。这名陕北农民，曾前往朝鲜寻找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牺牲的大伯。亲人尚未寻到，但当他来到开城市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看到英名墙上铭刻的上万名烈士姓名时，不由得想，“我在找我的亲人，他们的家人是不是也在找他们？”

回国后，黄军平找孙嘉怿商量，能否将这些烈士的资料整理出来，帮他们寻亲？

2017年，两人发起了“我为烈士来寻亲”志愿项目。

寻亲之路，遇到诸多困难。籍贯不详、部队番号不详、重名人数众多……孙嘉怿没有气馁，想出了“笨办法”。她在网上招募了20多名志愿者，先从一些烈士陵园拍摄的视频中截取烈士姓名信息，再与中华英烈网和各地相关英烈史料进行比对。

多年来，志愿团队走访了20多个省份、7个国家，收集整理4万多条烈士信息，形成包括姓名、出生年月、牺牲时间、牺牲地点、部队番号等详细信息的数据库。孙嘉怿将数据库同步提供给相关地方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和烈士陵园，帮助完善烈士信息，以便更好地开展寻亲工作。

孙嘉怿说，党和政府对志愿团队工作的支持远不止于此。今年6月，团队在走访时得知，童云宝烈士的女儿在寻找父亲的安葬地点，几十年来未能如愿。后来，团队在有关部门帮助下，调阅、核对历史资料，多方走访比对，最终在位于河南睢县的睢杞战役烈士陵园，找到童云宝烈士的安葬地点。

“我们到各地寻亲，只要跟宁波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打个招呼，他们就会帮我们和当地做好对接。”孙嘉怿说，她过去在一家私企上班。为支持她牵头的“我为烈士来寻亲”志愿项目，共青团宁波市海曙区委邀请她到区志愿者协会工作，并开设了“孙嘉怿青年工作室”，海曙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也在资金配套、资料查找、联系对接等方面给予支持。

协同发力，汇聚合力。在孙嘉怿影响下，已有400多名志愿者加入“我为烈士来寻亲”项目，家住沈阳的95后姑娘金美燕是其中一员。

与孙嘉怿一样，金美燕每年要到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好多回，“平时路过也会进去看看”。说是“路过”，其实从她家到陵园，要坐1个多小时的公交车。

与孙嘉怿一样，每到一处烈士墓地，金美燕都会逐一记录相关信息，每当遇到祭扫的家属、老战士，她便上前搭话，“说不定能从他们那儿了解到更多烈士信息，补充进我们的寻亲数据库。”

尽管地域、年龄、职业不同，但因为相同的志向走到了一起。如今，金美燕和孙嘉怿成了好朋友，两人多次相约到烈士陵园祭扫，一同为烈士寻亲。

前不久，中央宣传部、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办评选出10位2023年“最美拥军人物”，孙嘉怿作为“倾力为烈士寻亲的爱心人士”上榜。在孙嘉怿发起成立的400多人志愿者寻亲团队中，40岁以下青年占到3/4，其中不乏90后、00后。

“一位位先烈，是国家和民族的英雄，也是我们青年人眼中最亮的星。”孙嘉怿由衷地说。

红色传承

赓续精神血脉，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坚持为烈士寻亲10多年，去过全国200多座烈士陵园，家住沈阳的杨宁，心底存有遗憾。

去年走访辽宁锦州凌海市烈士陵园，抗美援朝志愿军烈士陈光明墓碑上，“四川省中江县九区第四村、四十军三六七团战士”的碑文引起杨宁的注意：九区第四村在哪里？那里还有烈士的亲人吗？

几经了解，杨宁得知九区第四村，就是现在的四川中江县继光镇继光村。他与当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联系，得到对方的调查回复：因年代久远，陈光明烈士的亲人已经找不到了。

这样的遗憾，杨宁时常遇到，“早些年，很多烈士墓都是散墓，相关原始记录也不完整，为寻亲工作带来挑战。”

杨宁的心底，也有温暖的慰藉。

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烈士纪念广场四周，是近200米长的烈士英名墙，按照姓氏笔画排序，197653位抗美援朝烈士的姓名镌刻其上。杨宁在上面找到了陈光明烈士的名字。

2014年，抗美援朝烈士英名墙落成，每天来这里献花、祭扫的人很多。杨宁感慨，“虽然还有很多烈士没有找到亲人，但是他们从未被遗忘。”

每到清明节，英名墙前常能见到一位老人，用手摩挲着“邢孝先”3个金色刻字，泪水涟涟。她叫邢桂芝，辽宁阜新人。“邢孝先是我哥哥，1935年出生。1953年，在敌机一次轰炸中牺牲。”多年来，哥哥烈士证上的内容早已刻在邢桂芝的脑海。

在邢桂芝的记忆里，哥哥是位追求进步的青年，“去参军是他再三要求的。”

虽然，邢桂芝至今不知道哥哥安葬在哪里，但她的内心是宽慰的：“英名墙，为我们提供了祭扫的场地和精神寄托，更让我感受到，国家和人民没有忘记哥哥。”

2023年清明节，邢桂芝把家里保存的唯一一封哥哥的家书，捐赠给陵园，“希望英烈们的事迹和精神能鼓舞更多的人。”

有英名墙，也有无名墙、无名碑。水娃子、幺女子……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总长102米的英烈纪念墙上，镌刻着7823位烈士姓名，其中包括202位“娃子”、76位“女子”。

“‘娃子’‘女子’是我们当地人喊小辈的乳名，意味着他们都是红军小战士。”陵园讲解员彭香解释。

陵园内，还有一处无名烈士纪念园。一排排如同军阵般的白色墓碑下，安葬着1.7万余位无名烈士，每座碑上，只镌刻着一颗鲜红的五角星。“当年因为战事紧急，许多烈士散葬在大巴山，无碑无名。”薛元勋说，近些年，当地将散葬在全县50处的烈士遗骸迁葬到陵园，阔别多年的战士们这才“归队”。

今年7月，来自湖北孝感大悟县的黄有文带着妻子来到无名烈士纪念园，祭奠他的曾祖父黄明文烈士。1932年底，黄明文在鹦哥嘴战斗中牺牲。多年来，黄有文和他的爷爷、父亲，几代人接力找寻，也没找到曾祖父的安葬地点。直到今年春天，他听当地村民说，他的曾祖父，可能迁葬到了纪念园。

黄有文深信：他的曾祖父，一定就在这里，不会离开他的战友们；这里安葬的1.7万余位无名烈士，都是他的亲人。

秋日清晨，前来扫墓的王建刚拄着拐，儿子王君权背着篓，一人捡落叶，一人擦墓碑。王建刚的父亲是红军老战士王成现，已经过世。他们祖孙三代都在陵园附近居住，接续为烈士守墓80多年。王建刚说，这些年，有不少红军后代到无名碑前祭扫，“为烈士寻亲，寻的是血脉上的亲人，赓续的是精神血脉。”

历史记忆历久弥新，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又到烈士纪念日前夕，烈士陵园内，无名碑前，祭扫的群众络绎不绝……